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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中时自以为对文化有了特别的关怀，也自以为读了许多谈文化的书（《中国文化史》、《西洋文化史》、《东西哲学及其文化》、《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佛教与中国文化》等），却迟迟没有接触过一个名字上有“文化”二字的学科——文化人类学。
还记得我们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对于摆在我们眼前的大学科系，绝大部分都搞不清楚状况。文科志愿中最奇怪、最难理解的，首推全台湾独一无二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只此一家，别的大学都没有这种奇怪的系。但偏偏它又开在台大，不是任何其他大学。如果是台大以外的任何一所大学单独开了这个系，我们的反应可以很自然，很直接——不理它，当它不存在就是了。然而这是台大文学院的最后一个志愿，绝大部分人还是觉得不能放弃任何可能上台大的机会。
于是我们难免要对考古人类学这几个字多看几眼，难免要讨论一下这几个字的含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文组班的学长中间流传着一个对考古人类学的简单定义，用闽南话说就是“挖死人骨头的”。
就算我年少时兴趣广泛，也不可能会对专门学习如何“挖死人骨头”动念的。我认定了就是要读历史系，外语系和中文系都没填进志愿里，当然不会考虑考古人类学系。
没想到最后我依照自己的志愿进了台大历史系。在大一的必修课中，赫然出现了“考古人类学导论”。我高中时逃课比较多，上了大学更是变本加厉，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图书馆里找书读，上课能不去就不去。开学好一阵子，我还没好好在“考古人类学导论”的课堂上坐过，也就一直没搞清楚这究竟是怎样一门学问。
我不急，不在乎，历史系的学姐比我急，比我在乎。她好心地翻出自己大一时用过的笔记秘籍，硬塞给我。我花了一两个小时在图书馆翻了翻上学期的笔记，才明白，哇，考古人类学还真的是“挖死人骨头”的啊！
陈奇禄老师教的“考古人类学导论”，先列出了考古人类学的分项内容，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志和文化人类学，然后就进入对体质人类学的说明。笔记上，都是密密麻麻的人体结构绘图和骨骼形状图，还有关于人骨的种种专有名词。乍看之下，很像医学系学生的课程内容，唯一醒目的差别是：不教肌肉，不管内脏，就只有骨头、骨头、骨头！
寒假之前，上一个学期的“考古人类学导论”期末考试，我考得一塌糊涂。考卷上有一整道大题完全空白。陈老师上课时交代过，一定会考关于人类头骨的相关名词，大部分同学都知道要特别准备，只有我不知道。“请写出‘头宽’‘头高’‘头长’的定义及其学名”——对于这样的题目，我只能望而生叹。
考试成绩公布，我的“考导”（“考古人类学导论”的简称）真的“考倒”了，拿了62分，在班上排名倒数。看完成绩，走回文学院，我想起了笔记上说的，下学期“考导”的主要授课内容是文化人类学。为了避免又被“考倒”，我决定到图书馆借几本文化人类学的书，放假时好好提前进入状况。
这一读，竟使我状况大乱。文化人类学开阔的视野，逼我重新思考历史、历史学与历史系的训练。相较于文化人类学那种结合科学理论、荒野冒险与文学记录的研究方式，历史，尤其是我当时所了解的传统历史与史学，显得如此狭隘，如此单薄而且古板。
大一下学期，和上学期彻底相反，“考古人类学导论”成了我最感兴趣的一门课。我还是没有花太多时间在陈奇禄老师的课堂上，不是因为对他教的没兴趣，而是嫌他教得太少，教得太慢了。我拿着那份笔记，把下学期“考导”课程中提到的每个人名和每个书名都记下来，然后到图书馆里抱回一堆又一堆的书。
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认真读了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写缅甸高原社会原住民结构的书，读了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ľaw Malinowski）和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的民族志，还找到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忧郁的热带》的英译本。在台北逐渐热起来的日子里，我坚持阅读。
然后，我确信自己喜爱人类学远胜过喜爱历史。于是我鼓起勇气，到“洞洞馆”
的考古人类学系系办，询问如何转系。
系办的助教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前面三分钟，他认定我要问他如何从考古人类学系转出去，因而带点儿不耐烦地反复声明：“你想转哪个系，就去问那个系，有的系有转系考，有的系没有。”我再三对他说，我就是想转入考古人类学系，所以才来问的，但这话好像无论如何都敲不进他的脑袋中。终于，他弄懂了，惊呼一声：“怎么会？”
考古人类学系没有固定的转学规定。助教帮我问了之后告诉我，因为已经多年没有遇到有学生要转入了，所以，把成绩单交来，然后跟系主任谈谈，应该就可以了。
那年考古人类学系的系主任，是李光周老师。约好时间后，我去办公室见他。他见面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你为什么会想转来我们系？”我早准备好了答案，立即将我对文化人类学的一点点认识全盘掏出，说了一大堆话，甚至还狂妄地比较了英国的功能结构学派
和法国的结构主义学派
。
李光周老师面带微笑，很有耐心地听我讲，没有打断。等我讲完了，他才幽幽地问了一句：“这个系叫作‘考古人类学系’，但你都没有讲到考古学？”我愣了一下，还真没防备到会有此一问。我以为显现了自己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热情与理解，系主任应该是赞许地点头说：“很好，欢迎加入我们！”
我根本没准备，也没有预想的答案。不到20岁的我，只能从心底掏出真话来。我不喜欢考古学，觉得考古是一门很无趣的学问，而且其研究方法与知识推论，大有问题。什么样的东西会留在地下，什么样的东西会被发掘出土，充满了偶然。要如何靠那么偶然又那么稀少的材料，来推断过去的人类文化与历史呢？
李光周老师还是面带微笑，很有耐心地听，也没有打断我。等我讲完了，李老师仍然带着微笑，给了我他的答复：“这位同学，现在我明白你的‘考导’成绩为什么会那么奇怪了。很抱歉，我无法接受你转系，不是因为你刚刚说的话。你来之前，我们在系务会议上简单交换过意见，系里有老师提醒我：一个‘考导’只考了62分的学生，实在不适合转进我们系。”
我想争辩说：“那是上学期，下学期我一定会考出全班最高分！”但话却没说出口。李老师又多加了一句：“不过我个人很欢迎你多到系里来上课，尤其是上上考古学的课。你对考古学很有偏见啊！”
三十多年后回想这段往事，我还是忍不住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满脸燥热。我非但不了解考古学，也不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惊人成就。我非但不认识代表中国考古学最高成就的学者，例如李济先生，也不知道李光周老师就是李济先生的公子！
但李光周老师非但不以为忤，后来几年反而亲切待我，让我有机会接触、学习考古学，扭转了原先的无知与荒唐态度。二年级到三年级，我经常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所在的洞洞馆出没，经常会碰到李光周先生，他都记得我，都会把我叫过来问几句话，说几句话。大二暑假时，李老师还破例让我和他们系里的学生去鹅銮鼻考古。当然，那个时候我看待考古学的态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通过李光周先生，我因此有机会实地去从事考古。容我特别提及李光周先生，我大学毕业第二年，还在凤山当兵，突然接到李老师过世的消息，他那时还不到50岁。
我曾经有幸在田野中几次进出。试想一下，一名历史系学生，因为考古学成绩太差，无法如愿转系，这位考古学出身的老师却愿意这样带我、鼓励我。因为李老师和后来的张光直老师，我不只熟悉了考古学，而且对于考古学有了深切的感情。
今天，台大没有考古人类学系了，改名为人类学系，将考古学纳入人类学，不再另外突显出来。其实，当年的考古人类学系名称，反映了中国特别的状况，也就是考古学的强大。考古学为什么特别强大？因为李光周老师的父亲李济那一辈人惊人的考古成就，建立了这门学科的自信与地位。
不知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笑话，是关于可怜的波兰人的。在欧洲的刻板印象中，波兰人最笨，所以许多笑话都以波兰人为主角。光是以“需要几个波兰人才能换一个电灯泡”开头，都能衍生出几十个笑话来。
另外一个普遍通行的笑话，是这样的。波兰发生空难，飞机坠毁。波兰军警赶往救援，波兰电视新闻实时报道，记者紧张激动地对着镜头说：“太悲惨了！太悲惨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挖出一千三百多具罹难者尸体，抢救工作还在进行中，仍未完成！”
一架飞机失事，为什么会有一千三百多人罹难？哦，原来是飞机撞得太深，撞进了一个考古遗迹，但波兰人却搞不清楚！
这个笑话一方面反映了欧洲人对波兰人的歧视和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考古学的偏见——把地底下的骨头挖出来，算学问吗？在西方，考古学直到19世纪中叶才渐渐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算得上是一门晚熟的学问。
西方考古学是在19世纪中叶成熟的。任何学问和知识与19世纪的欧洲扯上关系的话，就必然会沾染上那个时代的两个看似冲突实则并容且互补的特性：第一，19世纪是科学与科学主义的世纪；第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19世纪又是浪漫主义的世纪。考古学在19世纪所经历的成熟过程，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两个特性的影响。
19世纪考古学崛起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是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谢里曼拥有惊人的语言天分，会讲18种语言。他不是略通，拿来和人闲聊说几句日常会话而已。他充分利用这18种语言，在各地旅行时，走到哪里，就用那个地方的语言写日记。
谢里曼还真走了不少地方。他是个很成功的商人，发迹甚早，在俄罗斯帝国和美国都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所以年纪轻轻的，41岁，就已经可以安稳退休了。
退休这么早干吗？谢里曼将所有的时间、精力和财富，都耗在了小亚细亚的考古发掘上。他对这件事的投入和专注，夸张到甚至在离婚之后，他还在雅典的报纸上刊登征婚启事，征求对古希腊历史有强烈兴趣的女子当他的新娘。
谢里曼小时候家境不好，念的是职业学校，没上过大学。不过他14岁时，在一个特别的场合听见一个大学生用古希腊语诵读《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深受吸引。以古希腊语诵读《荷马史诗》，诗行是押韵的，有很强烈的音乐性，而且是用传唱的方式留下来的。谢里曼从来没听过这么美的声音，于是，他立志要学古希腊文。凭借过人的语言天分，他很快就学会了，可以用古希腊文读《荷马史诗》了。在能够用古希腊文读《荷马史诗》之后，他产生了一个当时几乎没有人同意的强烈信念——他认为史诗中的这些内容不会是荷马或历代吟游诗人凭空创作出来的。
《荷马史诗》在欧洲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是一代代欧洲青年所受的人文教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荷马史诗》中的许多人物、故事，是欧洲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欧洲文献背后共同的典故。长期以来，大家都认定《荷马史诗》是希腊神话的一部分，或者说，它和希腊神话有同样的来源。那当然不是历史，不会有历史的依据。
《荷马史诗》中有很多与现实不符的内容。例如《伊利亚特》中最重要的英雄，是刀枪不入的阿喀琉斯，他只在脚踵上有致命弱点，那是因为他刚出生时，妈妈握住他的脚踵将他全身浸入神液中，妈妈手握之处没有泡到神液。他是半人半神。还有许多奥林匹斯天神穿插在史诗故事中，他们住在奥林匹斯山上，掌握人的命运，还会随时以其神力戏弄、干预人事。还有一个迷倒所有男人的大美女海伦，偏偏嫁了一个懦弱的丈夫，可是丈夫的哥哥却极度强悍……
这些像是现实中会发生的事吗？然而，谢里曼读了《荷马史诗》，却凭直觉认定：那一场特洛伊围城的战争必定是事实。如果没有发生过那十年战争，荷马不可能凭空虚构，讲出这么精彩且复杂的故事。和当时一般人的常识不同，谢里曼坚持特洛伊围城真正发生过，而且下定决心要去证明众人抱持的常识是错的，他所相信的才是对的。
要如何证明？靠考古发掘。谢里曼接触了考古学，考古学就是他的依赖。若是真的有那么一场战役，战争打了那么久，那么特洛伊城不会是一个小城，特洛伊城不可能凭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只要用对的考古方式，就能将特洛伊城挖出来，证明给不相信的人看。
在谢里曼的坚持下，如此疯狂的想法竟然实现了，写下19世纪考古学最浪漫、最惊人的一页。谢里曼改写了考古学史，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带有浪漫幻想的优秀人才陆续投身考古学的行列。
19世纪的欧洲人怀抱巨大的知识野心，要用科学方法找到宇宙间所有的规律。这个野心来自积累多年的对于物质世界的研究。天上星辰的移动，基本上没有任何一步脱离牛顿力学定律。星辰如此，其他物质何尝不是如此？19世纪化学大幅进步，物质为什么是硬的或是软的，什么时候这一物质可以被烧掉，什么状况下又会存留下来，都依循着人可以发现、归纳、整理的化学规律。在我们能见到、能观察的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物体都有一套规律、规范，那就没有道理相信唯独人类的行为是例外。
在19世纪，欧洲人做了这个既科学又浪漫的大梦——寻找、发现、确定“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又要往哪里去？”的规律和规则，然后从中取得预见未来的能力。要预见未来，先得整理现实和过去的材料，从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中找出规则来。
考古学是人类学的一支，而人类学是一门学习、研究、记录“原始文化”的学问。对非文明或文明开化前的人群生活进行观察记录，是人类学的学科使命。为了达成这个使命，一边以考古为工具，把过去人类曾经有过的遗迹发掘出来，另一边则以民族志的方式去研究撒哈拉沙漠的贝都因游牧民族，或者大洋洲的基里维纳群岛文化。
人类学热衷于研究“原住民”（aborigine），源自根深蒂固的规律信念：相信人类的演进有一定的规律，只要是人，就应该按照一样的规则变化，从粗糙、野蛮、简单的，一步步演变为文明、复杂、有礼貌、可以和平相处的。这些变化的过程，有一部分记录在文明历史中，可是毕竟不是一有人就有文明历史。这就留下了如下的关键难题：人是怎么开始有历史的？在有历史之前，人如何变化？
处理和解决这个难题，要依循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研究原住民。他们当时相信，像斐济岛上的居民，或是撒哈拉沙漠的贝都因人，都是“活化石”。人的演进发展只能有一条路，但是不同的人依照其聪明才智，依照其机遇不同，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西方人当然认为自己走得最快，回头看，哦，中国人落后了三步，日本人落后了五步，或许西伯利亚人落后了二十步。更后面甚至还有不曾发明文字的人，他们尚未走入历史时期，于是可以借由研究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活，去模拟、理解全人类在历史时期之前的状态。
另一条途径是研究史前人类的遗迹。埋藏在地底下保留下来的物质遗迹，可以部分复原当时的状况。民族志调查与考古学材料加在一起，就有机会完整建构起人类的史前文明史，获得对于人类史前文明的认知与了解。这个是考古学与人类学在19世纪关系密切，而且兴盛成熟的重要背景。
考古学背负巨大的浪漫梦想。考古让我们证实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考古让我们看到历史无法记载、没有记载的事，也可以帮我们修正历史曾经有过的记载。然而，伴随着这样的浪漫学科目标、学科精神的，却是极其严谨的科学主义下颇为枯燥无聊的工作。
所以，培养优秀的考古学家比培养任何其他学科优秀的学者更困难，因为考古学的两面要求基本上是彼此矛盾的。缺乏浪漫和想象的能力，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考古学家；可是反过来看，具备浪漫热情与充沛想象力的人，谁愿意耐着性子顶着大太阳在凤鼻头“挖死人骨头”？考古工作有其极度枯燥无聊之处，有时甚至必须等待运气降临。
因为一直对考古学充满兴趣，到美国念研究生时，我还修习过一门课，叫作“进阶考古学”（Advanced Archeology）。进阶考古学讨论课的第一堂，助教一进门，手里拿着两块石头，用右手的石头猛力去敲左手的石头，左手那块类似页岩的石头被敲开了。助教剥开一片薄薄的石头，突然往自己的手臂上一划，鲜血马上冒出来，滴到了地上。我们都看呆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考古系的助教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等本事，用最戏剧性的方式解释什么叫作石器。一般的石头和石器的差别在哪里？用这种令人难忘的方式，助教示范了最重要的一点：石头是可以拿来用的。简单的石头可以拿来割，拿来切，拿来砸，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
那么，我们如何分辨石头和石器？一般的石头什么时候会变成石器？从地底下挖出那么多石头来，要如何判别那是石头，还是代表人类史前文化的石器？
想到考古，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挖死人骨头”，接着很可能自然地想到彩陶和黑陶，还有许多精美的出土器物。但这仍然是考古学较为浪漫的一面所留下的印象，不是普遍的事实。枯燥、艰难的事实是，在考古田野工作上，甚至连什么是值得被挖出来、值得被保留的都没那么清楚。死人骨头和彩陶、黑陶，至少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那是什么。
考古需要耐心，也需要运气。上万年的人类活动留下了众多的对象，埋在地底下。古往今来的死人骨头，理论上应该有上亿尊吧！但谁知道它们都埋在哪里？那么广大的人类文明分布区域，以今天的条件，我们能够挖得广吗？我们能挖几个地方、哪些地方？你怎么知道在那一点上埋藏着凯达格兰人的遗物，你怎么知道要去那里挖出十三行文化遗址来？
与人类文明分布的范围相比较，考古能挖的面积很小。但和考古发掘能挖出的对象尺寸相比，不幸的是，考古发掘进行的面积却又很大。在一平方米的范围内，我们要找并且能找到的是多大的东西？如果认真看考古报告，或真正去到田野，听过老师的现场叮咛，你会很惊讶，很紧张。一般的考古对象，例如石器、骨器和玉器，其尺寸只有五厘米、十厘米。在一平方米的方格里，拿着铲子一层一层挖下去，你真的有把握自己能找到，能分辨出那五厘米或十厘米的东西？
考古学最大的一个考验是：你能看得出考古物件来吗？越古远的物件，就越难分辨。李光周老师当时让我去参加田野考古工作，我明白了，唯有实际参与田野工作，才懂得具体分辨人为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看一下我随手从丁村文化考古报告
中挑出来的图，你有办法一眼看出来这些是石器而不只是石头吗？如果将这些东西拿来摆在桌上，说这是在路边捡来的石头，你应该不会有任何怀疑吧？
图2-1 丁村文化石器图
小的东西难挖，难辨认。大的东西、大尺寸的遗迹也并非很好挖，很好辨认。
图2-2是郑州商城考古图。图上画出来的郑州商城差不多有七百米长，但这么大的一座城是怎么挖出来的？
首先别弄错了，绝对不是先有一张藏宝图，告诉我们地底下埋了一座三千年前的城市。我们不是照着藏宝图往下挖的。开挖之前，谁都不知道底下有没有东西，有什么东西。所以开始的时候，一般是依照古文献判断这里可能是古代的重要居住区，或是在打地基时，偶然挖出了特别的、奇怪的东西，告诉我们这里值得一试。
但也真的就是“一试”。没有藏宝图，不可能事先有完整的发掘计划，要挖哪里、挖多大、挖多远都不知道。考古人员只能按照现场条件，先开“探坑”，试探性地在这里挖一小块，在那里挖一小块。
图2-2 郑州商城考古图
郑州商城考古发掘的关键在第三号探坑，挖下去，在那小小的坑里挖到了夯土地基。从探坑发掘可以明确知道一件事：这个夯土地基的范围比探坑的面积大。好，那我们就沿着发现的夯土地基扩大挖，把完整的地基挖出来？想得美！一来，探坑旁边有现代的房子，哪能拆了人家房子让你挖？二来，你有多少人力经费可以一路挖，地基有多大就挖多大？
考虑到现实因素，考古上真正的做法是，判断（其实大部分是猜测）这片夯土地基可能的分布与走向，再开其他的探坑。不同方向开了探坑，哪个探坑在类似地层也发现了夯土地基，就可以在想象的地图上，将这两片地基连起来。另一个探坑中没有夯土地基，那也许我们就在距离第三号探坑和这个探坑较近的地方再开一个探坑。
要开挖很多探坑，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才能进行大面积的开挖。即便是大面积开挖，受限于当前的土地运用，必须躲开房屋、道路甚至人家的农田，仍然不可能发掘城墙的完整基址。这里挖一段，那里挖一段，然后想象地将各段连起来，还原整座古墙的位置。
郑州商城应该是商朝中期的王都，规模几乎和清朝时期的台北城差不多大。就算我们认识到，郑州商城是了不起的考古发现，可是，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把地面的房屋、道路、公园都拆掉，去把郑州商城全部挖出来。我们只能靠探坑所得，半猜测地画还原图。
考古学就是有这一层本质上的限制。许多埋藏考古遗迹的地方，是人类历史上长期的居址。两个因素会让考古资料难以保存。第一，一直到19世纪之前，我们生活中使用的绝大部分东西都会消失殆尽，回到大自然，不留任何痕迹。通常需要有特殊自然条件的配合才会留下痕迹。覆土隔绝了空气，或者在地层温度和压力改变下被石化的东西，才能留下来。反复居住的居址就没有这个条件。这一代人死了，下一代又来，地层上就很难积累东西。
第二，像这种反复居住的居址，如今变成城市，上面有道路，再怎么了不起的人类文明的遗物，都非常难与这个活人正在使用的东西竞争。
考古学有其学科本身的巨大限制。要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来埋藏在地底下的东西发掘出来，除了耗费苦工外，还要忍受挫折，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哪里有东西。考古，难就难在人类文明的遗留物到处都可能有，但是实质发掘工作能挖的面积却相对很小。
所以考古学必须依赖丰富的想象力，这是一般人很不容易了解考古学的另外一面。挖东西，把挖出来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方式记录下来，需要什么想象力？
太需要了，一方面需要想象力去寻找该挖、可以挖的地方，另一方面也需要想象力来将眼前挖到、看到的东西复原。
我们看到的郑州商城，不是真正考古挖出来的模样。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到商朝中期已经有了这样的建筑物。宫殿建筑大概有30米~35米宽。这样一座大宫殿一直埋在土里，三千年后让我们挖了出来？当然不是。实际上从地里挖到的，是宫殿坐落的这片夯土地基。最关键的是，夯土地基上留有大大小小的柱洞。借由柱洞的分布及其大小，考古学家尽可能合理地去推测，在柱洞上立着什么样的柱子，这些柱子承载了什么高度、什么形状的屋顶。
当你发现有两排柱洞并列，就推测有两排柱子并排，接着想象两排柱子应该有不同的高度，来承载屋顶不同的斜度，才会如此安排。考古真正确知的是这些柱洞。
到过考古田野的人都知道，刷子是考古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一定要学会用刷子刷的习惯与技术。郑州商城的宫室地基是在4.5米的地下挖出来的，一层一层挖下去，挖到差不多地下三楼那么深了，在那里就算你懂得分辨夯土与周围没有夯过的原始土层的差异，又怎么知道哪里有个柱洞呢？要靠经验，察觉可能有洞的地方，非常小心地用铲子将洞中没有夯过、硬度不同的土铲开，再用刷子将柱洞的形状、柱洞的范围刷出来。这个洞浮现了，然后看周围还有什么其他线索，一点一点去刷。这样一个带柱洞的夯土角落，大概就够一个研究生忙一个星期的了。
考古得到的材料很有限。不过，幸好考古学有19世纪科学主义信念的协助。
科学主义信念相信人类发展依循同样一条道路，对于人类普遍生活的历史发展做了许多假设。例如，人类一开始都是先学会以敲击法，即“打”的方式去制造石器，让石头变工具，变武器。接下来，人类进一步学会用“磨”的步骤来改造石器。从用“打”的发展到用“磨”的，就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区别。新石器时代之“新”，基本上就是由发展出磨制方法来定义的。
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另一项重要发展，是人学会了如何有效、准确地控制火。有了火，能够控制火，然后才会出现考古学上另一项重要的人类文化标志物，那就是陶器。
为什么绝大部分人类文化都会出现陶器？因为人类生活需要水，有了火，偶然的情况下火将土烧热烧硬了，产生的新东西具备不透水的特性，最适合盛水。泥土可以被捏制成不同形状，再经过烧制变得不透水，人就拥有可以盛放水的容器了。
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磨制石器更好用，人慢慢学会了翻土、播种，人为的农业产生了。人为种植的植物中，最容易生长，收获也最稳定的，是草本的谷物。但谷类作为食物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坚硬，无法生食、即食。这个时候，幸赖有火，有烧硬的土做成的容器，人学会了将谷物加水放入容器中，经过加热将谷物煮软，变为可食的食物。如此人就能从谷类作物上取得稳定而丰富的热量来源，人的生活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些变化发展，环环相扣，彼此关联。
最早出现的粗糙陶器是用手捏的，接下来，人们稍微聪明一点儿，会有一个称之为绳陶的阶段。制造陶器的关键在于，器皿必须是中空的。刚开始的时候用手捏，非常不容易捏得平均，也就不容易烧制成功。器皿表面温度不均匀，烧的过程中很容易破。后来发明了一种新方式，将陶土揉成长条状，一圈圈、一层层绕出中空的器皿，只要陶土条揉得一样宽，像条绳子一般，这样堆起来的器皿壁面就会比较平均。绳陶明显的好处就是，比起单纯用手捏制的陶器，它的壁面均匀，拿去烧的时候相对而言不会因为壁面不均，热胀冷缩不平衡，而把陶器烧坏。
绳陶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当人发明了陶轮，懂得将陶土转动，以便捏出壁面均匀、一般厚薄的陶器时。在功能上，轮制的陶器可以烧得很硬、很坚实，盛水烧煮都没问题。也就是说，单纯从功能角度看，轮制陶器够好了，所以几千年后，今天我们制陶烧陶的初步工具仍然是陶轮，和几千年前的人类使用的方式一样，都是在陶轮上捏陶。
虽然功能完善了，但陶器并没有停止变化。下一个变化是，人发展出初步的审美观念，开始在意陶器外表好不好看，于是又出现了白陶和彩绘陶。
白陶的产生，与烧陶的温度有密切关系。必须有高温烧陶的技术，才烧得出那种颜色来。烧陶温度提高，到了不仅可以烧硬泥土，而且可以烧熔金属的地步，于是出现了铜器。铜器分为红铜器和青铜器，差异在于烧制的温度。一般烧制温度较低的红铜，在时间上早于所需烧制温度较高的青铜。青铜的硬度远远高过红铜。
考古学借由不同文化出土的东西，积累出这套规律来。以这套规律为准则，再反过来评判新出土对象的阶段顺序。挖出东西来，先用这套科学规律进行对比，排出一个基本发展阶段顺序来。有一种考古探坑、遗址最让人兴奋，堆积了很多层，每一层都有器物出土。一层层挖下去，像穿越时光隧道一样，逆向显示出不同时期文化的发展。
一般来说，重复居住的居址，通常不容易挖。人活得好好的，一代接一代，不会在地底下埋什么东西。房子旧了坏了，就把房子拆掉，废物运走，再在上面盖新的。居住遗址很珍贵，可以告诉我们最多的事情。西安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都是挖出两大块村落的居住遗址，很珍贵。但那是稀有遗址，不是一般考古发现的常态。
大多数时候，最有机会挖到东西的地方其实是古人的垃圾堆。像是圆山贝冢，出土了一大堆贝壳，那就是当时的人吃完贝类，将壳集中丢弃的垃圾堆。考古学的进展必须经常依赖前人的垃圾堆。废弃的垃圾比持续使用的东西更有可能被留下来。通常没有人会搬走垃圾堆，以后使用居址的人也不会去动垃圾堆。
最有价值的垃圾堆，是在“工坊”或“作坊”旁边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经办过汝窑特展，展览中的一部分展品是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当然是从清朝皇家一路流传下来的，都是精品。但另外一部分则是从河南汝州市的汝瓷博物馆借来的。小朋友会对这些借展品特别有感觉，特别有兴趣，他们直问：“这些东西怎么都破破的？”
这些破破的瓷器，是考古学家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宫廷收藏的汝窑精品不可能藏在地里让考古学家去挖吧？考古学家能挖的，是汝窑作坊做坏不要，堆到垃圾场去的。这样挖出来的东西，在古董市场上的价格很低，可是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很高，让我们可以更普遍地了解当时的工艺技术与工艺标准。
郑州商城挖出过一个最惊人的作坊及其垃圾堆，那就是“人骨作坊”。那是做骨器的地方，只不过使用的材料是大量的人骨。大陆的史学家就是以这个发掘结果证明奴隶制社会的存在，铁证如山，如果不是有大批命如草芥的奴隶，哪来的人骨材料，哪来的人骨作坊？
考古学也高度依赖墓葬，这也不会被后来的人随便乱动。考古人类学系被戏称为“挖死人骨头”，说老实话，考古学家还真的很在意死人骨头。有两个条件使我们必须在意死人骨头。第一，骨头最有可能石化，可以存留很久；第二，墓葬的方式，必定有其意义。像十三行文化遗址中人的墓葬，头都朝向同样的方向，那绝对不是偶然。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众多的“二次葬”，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叫“捡骨葬”
。如果是一次葬，出土时骨骸是照着人体形状排列的。但若是出土的骨骸集中在一起，就表示应该有二次葬的行为，也就是在下葬后经过一定时间，再将坟墓挖开，把皮肤肌肉彻底腐化后的骨头重新换个方式、换个地点再埋葬一次。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地进行二次葬？这显然是牵涉人们对死亡、死后世界的想象与解释。
就算只有一次葬，也可以看出一些复杂的意义。死人自己不会动，墓葬的姿势、位置、方向一定是活人帮他处置的。人死了，身体自然僵直，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应该就是那样葬下去。但是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却常常发现侧身葬、屈身葬，甚至还有直身葬。为何如此大费周章？我们只能告诉自己：这些负责下葬的活人，一定有他们特别的想法。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看，一般来说，屈身葬的墓葬当中发现陪葬品的概率远高于直身葬。通常对特殊的人，会在他死时多做些努力，用比较复杂的下葬方式标示他的特殊性。表达特殊性的另一种手段是陪葬品。墓葬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凭借下葬的情况去推演其社会及文化意义。为什么选择这些东西陪葬？为什么放在这里？例如在屈身葬中，陪葬品经常放在头部两侧及膝盖边，肚腹位置放陪葬品的就不多了，为什么如此？思考、解答这种问题，极有意思。
考古一般能挖到的是垃圾堆和墓葬，因此我们应该明白：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有高度偏差，是有偏见的，绝对不可能构成全面的知识。考古学很大一部分靠概率，靠运气。
秦始皇陵兵马俑很有名，那是公元前220年左右的东西。查《史记会注考证》，其中就搜罗了历来关于秦始皇陵地点的种种考证。
换句话说，两千多年来，陵寝的地点不是秘密，也没有真正失传。历代许多其他的皇帝陵，几乎都被盗挖了，很多人知其地点的秦始皇陵，居然没有盗掘或出土记录。20世纪60年代，陕西农民挖到兵马俑，开始时还没有人认为那会是秦始皇陵里的东西。因为第一，初步发现的地方，离旧记载骊山秦始皇陵的中心有几公里远，谁想象得到秦始皇陵的范围会延伸那么远。第二，挖出来的东西没有人看过，没有人记录过，两千多年前的东西可能保留得好好的、从来没被挖出来过吗？
但考古就是这么一回事。秦始皇陵竟被神奇地完整保留了下来，供后人发掘。到现在已经开挖，挖出大批兵马俑的这块区域，占整个秦始皇陵不到一半的面积，还有一半仍然埋在地底下。现在不能挖，不敢挖，因为人们没有把握挖了之后，与空气接触的快速氧化作用会不会摧毁里面的东西。必须要确知如何处理氧化问题才能开挖，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全部发掘，更没有人知道最终会挖出什么东西来。
考古学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极其神奇，带着很大的运气成分。而且不管怎么努力，甚至运气也够好，考古能发掘出来的东西，毕竟还是像一幅总共由3600片拼图碎片构成的大拼图，却只是东一个，西一个，给了360片，要我们去解答：这拼图上到底画了什么？
这360片拼图碎片，每一片都花很大力气，还要靠运气才能弄到，然而它们只是巨大的3600片拼图碎片的十分之一。此外的十分之九必须依靠想象与解释，单靠考古材料不可能还原那个大拼图。所以，想发挥考古的最大作用，要靠想象力，也要靠文字及其他史料的相互对比。
运用文字记录的史料时，一定要记得，并不是写下来的就是事实，就是可以依赖的史料。我们必须留心文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写下来的。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会产生不同的偏见。没有不带偏见的文字记录。
只有极少数历史资料是在历史事件发生时记录的，绝大部分文字资料都经过长久的编撰和修改过程。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殷本纪》时，距离商朝结束已有将近一千年。我们真的可以如此简单地接受、相信他对一千年前的事情的了解吗？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是一千三百年前，公元8世纪时的台湾历史，写得言之凿凿，你会相信那都是事实吗？
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有经典化的过程。我们今天已经不会知道，与司马迁同时期的其他人对于商朝历史的说法。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是否存在不同的说法。像《旧唐书》《新唐书》并存了两个正史版本，那是很少的。可是在律定到剩下两个版本之前，说不定原来有五个版本啊！后来的人在各种不同的说法中，选择保留其中一个或几个，代表性的经典形成了，同时也就意味着，许多其他版本被抛弃、被遗忘了。不能过度相信文字史料的理由就在这里。文字史料经过各式各样、各个不同时代的编辑和修改，编辑者、修改者都有各自的用意。像中国历史文献，越到后来问题越严重，追求同构性（homogeneous，又译为“同质性”“同类”）的力量越来越大，异质性的、不一样的东西，就很容易被淘汰。
考古资料的一大好处，正在于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系统性出土的，所以相对而言不容易被私心控制改造。谁也没办法预见和规定哪些资料会被保留，哪些资料会被挖出来。也就是说，考古的偏差与文字的偏差不一样，被文字史料偏见抹杀的，不会因此在考古上挖不到，挖不出来。只要考古遗迹中挖出了原来文字记录上没有的材料，就提醒我们，这方面的文字记录是有问题的。
不过反过来看，也有另一层提醒，那就是在考古上没有出土证据的，不见得就不存在。常见有人质疑文字记载：如果真有此事，为什么考古资料中看不到？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考古资料有，而文字资料没有，我们可以证明文字资料是错的；但是文字资料有，考古资料没有，却不见得文字就是错的。
假使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文字记载所衍生的学问——比如古代地理学或古代地理考，我们就无从知道商朝的都城可能会在哪里。缺乏这些基础知识，考古就真的成了大海捞针。通过文字记载的对比，古代地理学约略指出了嚣城
可能在哪里，我们才在那附近挖探坑，试探地底或许存留了什么。这是文字帮助考古的另外一个重要角度。这两种史料必须不断地彼此配合与对照。
我们今天重读中国历史，一个原因就在于几十年来大陆出土了大批考古遗址，改变了过去人们对于中国历史的传统理解。大陆的考古有一定的基础，然而1949年后，先是对苏联老大哥一边倒，接着又有“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古文献学的根底，许多古文献学的大师后来都没有机会好好做研究。这是一件可惜的事。可以说，在考古与文献的对比结合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后来的人努力。
一位熟稔古文献，聪明而且细心的史学家，能在文字史料里面发掘出许多信息。早在1955年，钱穆（字宾四）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中国古代山居考》
。钱穆先生搜罗了古书记载，通过一字一字的考索，对比文字及其指涉的原则，做了大胆的推论，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在过去想象的河流边。当我们说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边，这个河边是什么样的“边”法？
在《中国古代山居考》中，钱穆先生从后来的文字回推，看出中国古代的居住环境，以穴居为主。而且选择用来居住的洞穴，距离水边不会太近，当然也不能太远。1955年的这篇论文，完全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重新阅读过去的古文字与古文字学资料，做出诠释。没过多久，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部分证明了钱穆先生的主张是正确的。典型的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址最普遍的居址是离水没有很远，高起来的地方，只是他们的“穴”并不是像山西窑洞那样从壁面凿洞进去，而是往地下挖半人高左右的深度，是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半穴居”。
如果大陆的考古学家更早读到钱穆先生的论文，或许对于如何发掘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就会有不一样的假设。考古挖出了大量资料，让我们知道古代文字记录应该如何解释；而文字记录上的内容可以修正我们对于考古资料可能产生的误判和误解。
我们讲中国历史起源，还是从新石器时代讲起比较合适。目前发掘所得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遗址，从约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开始，到北京人和蓝田人等，一路下来到山顶洞人。这些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零星出现，只能让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有这样的人存在过，却无法进一步去了解他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因而对于说明中国文明发展恐怕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新石器时代就不一样了。大陆已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量超过一千个，有很多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材料可供比较研究。更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了中国的资料之外，还有庞大的世界性分布，可以拿来参考对比。
经过长年以来全世界考古学者的努力，对于新石器时代文化，我们知道得很多。比如，借由两河流域的新石器考古发现，我们了解古代人类拥有磨制石器的能力时，其制陶技术也会有相应的巨幅发展。比较精细的陶器出现，又几乎都和定居农业生产密切关联。再者，一旦有了农业，社会组织就跟着改变，不可能用一家一户的分散方式，或者用狩猎分工的方式来从事农业，于是较大型的社会组织也就跟着出现了。往往较大型的社会组织扩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有了创造和使用文字的强烈动机。
这几件事在两河流域及其他多个地区都是连带发展的。我们将之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日益增长的庞大社会组织。这些较为庞大的社会组织有不同形式，例如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以城邦的形式出现，在埃及则是以集中神权的形式出现。不论什么样的形式，其共通点是较为复杂的组织：会有农业耕种，会有农业技术的演进，会有随着农业生产而来的新的分配方法，会有初步的文字，会有依赖文字工具的初步统治形式出现。
这些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和新石器工具一并发展，那就相对容易了。在中国挖到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例如挖到仰韶村，挖到仰韶文化，或挖到龙山文化等，参考别的文化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些问题的假设。
真正发掘出来的可能只有陶器，然而观察陶器发展的状况，借由比较研究可以推测：什么样的人会做出有如此复杂纹饰的陶器？这些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起来共同生活？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堆造能烧出这一种陶器的窑？他们又用什么样方式上釉，如何维持釉色在高温中的表现？刚开始找到的是这些对象，然后顺着对象提示的问题，就要去找社会组织的证据。正因为有这样的问题意识作为支撑，后来考古学家才会挖出西安半坡遗址。
西安半坡遗址最早挖到的是东北角的一个居住遗址，大概是六间居所。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没有社会组织的概念，这个遗址的发掘很可能就止步于此。因为有社会组织上的关怀，想要弄明白这六间房子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组织安排下产生的，所以扩大发掘，最后挖出了一个将近五万平方米的大聚落。在这个聚落中，房子不同，其面向及房子间的分布距离都各有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要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谈起，因为新石器时代才有“文化”的内容可谈。
什么是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这其实是个时代错乱的说法。因为新石器时代还没有“中国”存在，经历后来的历史发展，这一整块地方才变成一个亲和、彼此关联的巨大系统，也才有政治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严格地说，新石器时代早于中国的出现与确立。
我们要明了中国如何诞生，如何出现，所以我们将研究和整理的范围定在后来产生中国文化的区域。我们该小心的是，不要倒果为因，以为新石器时代就有这么一块中国存在。比较适当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去调查，看在新石器文化的这个时间断面上，这片后来成为中国的区域里，有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在进行，并从中归纳这些人类活动的特征。
新石器时代这个名词有两个大部分重叠却不完全一样的意义。第一，它指的是这些考古遗址显示那些人所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磨制石器。我们挖到这样的石器，将之归入新石器的类别里，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相区别。第二，它指的是一段时间跨度。中国考古学家一般倾向于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从约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算起，大致延续到两千五百年到三千年前左右（不同地区的结束时间不同）。可是我们要小心，因为有些挖出大量磨制石器的文化，不一定刚好在这段时间里。
中国台湾所属的南方新石器文化，例如凤鼻头和大坌坑，或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文化，远远晚于中国核心区域的新石器时代。别人已经结束新石器时代的时候，这里的人还继续使用石器，或刚开始使用石器。它们并非同步发展。
这和后面的历史分期概念不一样。当我们说“清朝”时，清朝作为一个断代概念，我们很明确地知道，就是从1636年到1912年。可是当裴李岗文化在约八千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同一时期，长江下游却还没有发现任何新石器的踪迹。而在台湾，一直到约一千五百年前，还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所以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比较晚。这是不一样的时代和断代概念。
讲到夏、商、周，最重要的是必须扭转从前的概念，尤其是以朝代概念来理解的夏、商、周。在朝代概念下，夏、商、周是“三代”，是前后接续的三个朝代。然而，依照目前的考古证据，对照文字资料来看，夏、商、周不只是三个朝代，而比较接近于三个不同地域的三个民族，三种不同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夏、商、周其实是并存的，不是这个朝代结束，然后那个朝代开始。
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分布非常广泛，而且其中有许多划分清楚的不同形态、不同系统。过去习惯的讲法，是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这个讲法不能说有错，因为在庙底沟的考古遗迹
中，明确出现了仰韶文化在下，龙山文化压在它上面的分层。在同一个区域有仰韶文化，有龙山文化，二者是时间先后的关系。但是，不是所有地方都和庙底沟一样。
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除了有时间先后的差别，还有地域的差别。龙山文化的发展比较靠东边，仰韶文化则是以河南为核心。除此之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由河姆渡文化发展而成的良渚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各有其分布地域。为什么称它们为不同的文化？因为它们虽然大致在同一个时期发生，而且技术程度差不多，然而各个不同的区域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色。
除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外，其他各个文化，到现在为止，考古学家还没有办法建构它们之间互动影响变化的明确模式。也就是说，至少依照现在的资料看来，不同区域的这些文化很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而不是如过去所想象、所主张的：仰韶文化是最早的中心，然后东传到龙山文化区，西传到甘肃的马家窑，南传到了河姆渡和良渚。这几个文化看来比较像是在同一个时期独立发展的。早于仰韶文化的红山文化更是独立出现的。这就是苏秉琦先生所提的“满天星斗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不是从一个中心逐渐散布到外围其他地方，而是在一个时期中，许多不同地方满天星斗般各自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然后产生了彼此之间缓慢却复杂的互动交流。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很明显的特色，是出土的文物中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同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更多的陶器。不只是数量多，最重要的是形制多，各式各样。有鼎，有壶，有豆，有罐，有高柄杯，有盘，有钟，有釜，有双耳杯，有盆，有瓮，非常多，这在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里很少见。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物品当然有其功能上的考虑，但多样性多到一定程度，就很难纯粹从功能角度解释。而且，如果以古文献来对照，我们就发现：中国古代文字里，与器皿有关系的字，多得吓人。那就表示器皿一定有文化上的意义。故宫的青铜器，每件器皿的名称中都有很多字是你不认得的。不同形制的器皿都有一个古代留下来的称呼。为什么必须如此精确地去命名呢？
图2-3 马家窑文化彩陶
我有一位老朋友，他的女儿小时候对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得到了特殊机会接触马，还学习了马术，后来升高中时甚至还靠马术加分。因为对马有兴趣，这个小女孩就好奇去查了字典上以“马”为部首的字。一查不得了，第一点是发现这个部首下面收了好多好多字。如果查的不是现代汉语字典，而是《康熙字典》的话，那数量会更加惊人。第二点是这个部首里的字，绝大部分我们都不认识了，现在都不用了。以部首为单位比较的话，我们对于马字旁的字，识字率恐怕是最低的。
我的这位老朋友，就是唐诺。在他的重要作品《文字的故事》中，他特别介绍、解说了众多陌生的马字旁的字。中国人曾经必定和马非常亲近，马在中国人曾经的生活中必定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所以人们才会仔细观察马，给马分类，详细描述马的形状、种类、动作、行为和情形，才会发明并使用那么多与马有关的字。这些字，从发明到使用到被忽略、遗忘，记录了一段历史，存留了一段文明的经验与记忆。
同样，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和容器相关的字，今天大部分已不再使用，表明器皿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中，有比我们今天更密切、更重大的意义。这些古字显然源自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形制。大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个文化就有一些成分在萌芽、发展和跃动。
一是众多的陶器形制，一是甲骨文和金文，直到后来的大篆和小篆里留下来的大量与烹饪有关的字。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开端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