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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讲述中国历史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暂时假装从来没有学过中国历史，暂时假设中国历史对你来说是彻底陌生的事物。
我当然知道，大家在学校学过中国历史。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大家可能拥有的丰富底子，反而希望大家暂时忘记曾经学过的中国历史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学校学的中国历史背后有个假设，我们今天必须认真予以检讨。这个假设就是——将中国历史当作一个具备高度同构性
的民族文化历程。
我们过去读的中国历史建立在“同构性假设”
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从前课本里读到的尧、舜、禹、汤长什么样子？秦始皇、汉武帝长什么样子？唐太宗长什么样子？宋徽宗、明太祖长什么样子？这些皇帝或许各有各的长相，然而，我们从画像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和装扮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应该要问：“真的如此吗？”如果我们一直用同构性假设去投射、想象和理解中国历史，那么，许多事实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甚至不会察觉到它们的存在。
我们若是以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有皇帝，就很难去注意，更难去理解中国的皇帝制度如何产生。从皇帝制度的产生这个角度去看中国历史，我们才能真切明白秦始皇的重要性，以及秦汉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意义。说白了，我们得先将皇帝的同构性从脑海中删除，才能了解秦汉帝国建立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皇帝的出现与皇帝制度的诞生。
秦汉之前没有皇帝，那是什么样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状况？去除了同构性假设，我们才能回溯没有皇帝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和侯，如何遂行有效统治。他们的统治方式、权力运作方式，与秦汉皇帝有何不同？再往上推，西周的天子和后来的皇帝又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在历史中需要看到的是“异”，而不是“同”。
如果我们所想象的秦始皇、汉武帝，一路下来，到唐太宗、明太祖，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是皇帝，而每一位皇帝都是同一个样子，那我们就更不可能理解商朝，不可能理解各种史料明确反映出来的商朝文化，以及商朝的政治统治，也不可能读懂商朝的史料。我们现在了解商朝，依赖的最重要的史料是甲骨文。以前的学者花了很多时间，还是弄不懂甲骨文的内容，因为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解读甲骨文的字形，而是没有能力解读甲骨文记载的活动本质。
甲骨文和我们今天通用的文字有直接且密切的传承关系。一个懂中文的现代人只需一点儿训练，就可以快速认出约百分之六十的甲骨文。所以罗振玉和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拿到甲骨印记，很快就解读出了很多字。然而认出字以后，学者却要再花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真的清楚一连串文字讲的意思。为什么那么难？因为绝大部分人习惯用后来的中文及其指涉的内容去推想甲骨文要说的事，就走上歧途，浪费了很多时间。
历史指的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凡是人类过去所经历、所发生的都是历史。可是，历史知识和历史学不等于历史。历史是曾经存在，但是过去了就没有了的东西。例如，1935年在台湾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历史，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可是，1935年2月13日，一个到圆山附近去游逛的少年，今天我们没法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到圆山去的那件事，过去了，消逝了，再也无法还原。又例如，1946年8月10日，一个江西农民被拉壮丁到了部队，派到战场上打仗。我们无法知道他那一天经历了什么，那些经历对他有什么影响。
我们不可能复原历史当中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历史学、历史知识和历史之间，总是存在着一道鸿沟。历史学一直不断努力，想要尽量将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保留下来，予以重建。但是，能保留的，能重建的，永远只能是真实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历史学与历史之间，必然是一种选择关系。
历史这么大，历史学只能从中选取一部分予以保留，予以重建重现，并表达出来。历史就像地图一样。每一张地图都有比例尺，比例尺就意味着要将现实缩小。在缩小的过程中，也就排除了一些东西。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有一篇文章讲1∶1的地图。
那张地图是覆盖在整个地球表面的一大张纸。1∶1的地图不会遗漏任何东西，然而这个地图没法用，也没有人需要。地图要有用，必然要缩小，要将一些东西排除在外，如此才方便。比例尺越小，地图涵盖的范围就越大，然而相对而言，它能保留的信息就越少。历史学也是如此。
最完整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之间是1∶1的关系，把过去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如实、巨细靡遗，如同时间倒流般，全都搬上来给我们。这种历史知识只存在于想象中，现实中不会有。现实的历史知识必定经过选择，选择众多历史信息中的一小部分，将之转化为可传述、可理解的史学内容。
如果历史知识是一张地图，那么我们要画的是什么样的地图？要用一种怎样的比例尺？依照什么样的原则，保留什么，又省略什么？这些是历史学极为关键的概念与原则。我希望读者暂时搁置过去对中国历史的印象，因为我想带大家走一趟不一样的旅程。
在重新看这块庞大而又丰富的历史图景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曾经存在过的地图是如何画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张地图？这张地图是谁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原则，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为了要给谁用，所以才画成这个样子？让我们先跑到地图后面，检查其制作过程，然后再绕出来，换到另一个山头上往下看，或许最终会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进去的，只是全幅中国历史图景中的一个角落，而且是从特别的角度看过去的一个角落。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只这样看这个角落，而对另外存在的庞大区域视而不见。
我们对中国古史多少有点儿印象。这些印象是怎么来的？
让我们回溯到明朝中期，从15世纪的一场争论开始讲起。当时士人圈中，最激烈、最关键的一个争议，是理学上的“程朱、陆王之争”。理学是宋朝以降中国士人学问的核心。理学试图建立一整套解释系统，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还有，在这个世界当中，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成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有什么行为，不应该有什么行为？理学既要彻底追究源头，又要提供具体而实用的人生行为准则，是一套既大且细的学问。
理学有两个关键特质。第一，理学探讨的范围甚至比西方的哲学更广。它不只是要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还要明确规定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该有的行为准则。第二，理学是“一套”学问，它有严谨的逻辑，将众多内容容纳在一套可以讲清楚的道理中，而不是把这些东西分开，做片段式处理。
“程朱”和“陆王”代表的是理学内部源于不同的推论而产生的两种很不一样的整体态度。“程朱”是北宋的程颐（字正叔）、程颢（字伯淳）兄弟，加上南宋的朱熹（字元晦）；“陆王”是南宋的陆九渊（字子静）和明朝的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简单来说，“程朱”认为建立从宇宙到人生的整套学问，关键程序是“格物致知”；而“陆王”却主张，有意义的知识，其核心价值应该是“明心见性”。
“程朱”强调人要变成合格的人，有一套程序，有一套功夫，要循序渐进，认识万事万物之理，进而从中认识“天理”，认识“天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划分根植的“性”。为什么朱熹要强调四书，将《大学》《中庸》突显出来，与《论语》《孟子》平起平坐？因为《大学》《中庸》讲的都是程序，都是按部就班、依序进展的功夫。对于“程朱”而言，人要一步步由近及远，由内而外，通过格物致知积累学问。对的学问、丰富的学问，让你成长为对的人、好的人、有用的人。
“陆王”却不是从这种角度看世界的。依照孟子的观点，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在于有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在于有良知。良知就是天生的道德心。既然良知——天生的道德心——本来就在我们的心里，怎么要靠后天慢慢去学，靠一套吸收外在知识的功夫才培养起来呢？人的教育程序，一切学问的根本，都在于“致良知”——找到并发挥你的良心。这里不牵涉外在知识。陆象山发挥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上》），认为内在道德本心是“大”，其他外在的知识相对是“小”，是附加的。
这是看待世界和看待人的两种不同态度，却同属于中国近世社会
重要的士人文化。宋朝之后，士人兴起，除了皇室之外，士人拥有最多的资源，更是社会的核心。因科举制长期积累的影响，士人掌控了集体价值的决定权。因此，士人相信什么，不是简单的个人信仰问题。“程朱、陆王之争”愈演愈烈，有其难解的政治和社会因素。
两派争端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牵涉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每个环节其实都是政治。谁来出题，出什么样的题目？谁来阅卷，用什么标准阅卷？科举考试决定了很多人一辈子的前途和命运，决定他们一家子乃至整个家族后代的社会地位。“程朱”与“陆王”斗得厉害，因为不同派别对于考题和答案有不同看法，就会选择不同的人，淘汰不同的人。如此一来，宇宙论与人生论的信念，就和派别的壮大或消长紧密联结在一起了。当时社会上拥有最庞大资源的人，分别成了两个巨大的思想派别，一个是“程朱派”，另一个是“陆王派”，两派都必须想方设法压倒对方。
不论是“程朱”说的“格物致知”还是“陆王”说的“明心见性”，他们的真理权威来源都是孔子、孟子，也就是所谓的“孔孟本意”，即孔子、孟子原始的思想和教导本意。两派僵持，一派说格物致知是孔孟本意，另一派说明心见性才是孔孟本意，而且彼此都指控对方违背了孔孟本意。因此，从明朝中期阳明学壮大之后，自然就引发了一个学问上的冲动，一个治学知识上的潮流，那就是回归原典、原籍去探求孔孟本意的学术倾向。
孔孟本意在哪里？在书中。不只是《论语》《孟子》，还有孔孟继承的周朝王官学经籍——《诗》《书》《礼》《易》《春秋》。
于是在这时开始了对四书五经认真仔细的考究。《论语》的字字句句都要弄清楚，尤其是牵涉两派解释差异的语句，例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就七个字，但关系着人是否可以不靠学问积累而立即到达“仁”的境地。这句话是阳明学的重要依据，所以有很多讨论。“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七个字，如果不是“明心见性”，又有什么其他解释吗？如果你是“程朱派”的人，怎么做？你必定要主张“我欲仁，斯仁至矣”，不能用表面的字义来理解，这些字在孔子的时代有不同的背景和用法。
出于辩论的需要，进而刺激“程朱派”士人将经书中出现过“欲”的经文统统搜罗整理，以便建立论据：古人讲的“欲”，本身就有层次，就有“功夫”的意思，不是单纯“想要”的意思。
这种态度在明朝中期之后开始涌动，越来越多的人回到经籍本意上做各式各样的研究。此路一开，大家就发现，有待研究的题材还真多！自汉朝以降，中国的儒学传统就建立在传注传统上。也就是说，传统的知识学问并非以创造出新内容、新成分为目标。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知识人表达知识的方式，是对于已经存在的经典进行解释和补充。汉朝时就定了基本前提——所有值得说的、最美好、最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在之前的“黄金时代”被诸圣贤说过了。后来的人只能进行提醒（圣贤说的，我们或许忘了）和说明（圣贤讲得太精到，或许现在的人不能完全领略）。
“传注”就是解经、注经、传经，就是历来积累的对于经书的丰富说明。从明朝中期开始，我们看到了知识学问倒溯的历程。许多人回头整理传注，进行新的分类，也就是建立自己认为适当的系谱。到明朝灭亡前，中国士人界已普遍接受了一条原则：要理解经籍文字的“本意”“正义”，要从传注一路回溯，一路重建。在回溯和重建过程中，越古老的资料就越接近孔孟时代的意见，价值也越高。
讨论“我欲仁，斯仁至矣”，当然要看传注内容。朱熹、孔颖达和郑玄，各有各的解释。另外，《论语》中还记载了子张的看法，我们接受谁的，相信谁的？以前，这些不同时代的意见会被并列来讨论，可是现在有了新的原则，基本上越古老的论述就越有权威。子张是孔子的弟子，而且是亲炙孔子，所以他的话当然最可信。于是，“去古未远”成了他们口头和文章里经常出现的说法，时间久远慢慢取代了论理的精妙和精到，成为决定真理最重要的标准。不是说谁讲得特别好，而是谁讲得特别早，或讲得特别接近早先的本意。
这个变化在明朝中期以后开始发展，然而紧接着，历史迎来了巨大转变。1644年，明朝灭亡，女真人建立的清朝入关，统治中国。
清朝的建立者看到，要统治中国，必得先收拾扮演社会核心角色的士人，所以首先就积极且严格地管制士人的书写和表达自由，于是有了一波又一波具备杀鸡儆猴意味的文字狱。士人阶层中本来就存在从理学内讧而来的追求孔孟本意的思想潮流，清朝建立后，文字狱威吓相加，于是就产生了主导整个清朝最重要的学问形式——考据学。
考据学有两个源头。一是考证五经与孔孟思想本意的内在冲动，二是外在的政治管制造成的思想钳制。文字狱的乌云笼罩，写别的东西都有危险，不晓得哪一天会因此贾祸，最安全的应对之策就是完全不表达自己的意见，讲来讲去都是五经，都是孔孟原来就有的意思。清朝统治者依然尊孔尊儒，以儒学为科举考试内容，所以研究古书既可以延续士人地位，又可以安全避祸。
考据成了清朝最了不起的学问。那是一个奇怪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你的荣华富贵和职业生涯都取决于你能读多少中国传统古书，记得多少古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你能在古书中对比出多少差异来。
考据的流行刺激士人追求成为大学问家，成为博学鸿儒。要被人尊敬，要能在官场上提高权威，一个人必须展现其读书的能力：一本书他可能读过160个版本，在这160个版本中，84个版本里的这个字是这样写的，另外76个版本里的这个字是那样写的。参酌其他30本书后，他评断这个字应该是那样写才对。别人只能叹服。今天我们提到做官的人，想到的可能是财政部部长或教育部部长，他们天天都在开会，官越大，会开得越多。清朝的官，却是每天在书房里读书，而且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读书：拿着各式各样的传注版本，不断对比。
博学鸿儒不只博学，而且其博学有特殊目的。积累的博学为了能进行对比，最后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古代这个字，初写下来时应该是这样，然而，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是这样写？因为经过了那样的过程，在某一个特定的版本上开始出现差异。能够提出意见且让人信服，就可以在官场步步高升。那些具体和琐碎的事，有“吏”承担，不是“官”的工作。
投注全国最精华的人力（最聪明的小孩儿，又长在可以提供最好资源的环境中，最有机会出头），倾全国之力（朝廷鼓励，全社会最好的资源全部给这一群人用），一两百年下来，当然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
考据刚开始，是考“经”。要证明孔孟本意到底是什么，当然要仔细考据经书，追究书中每一个字的原始意义。考经的过程需要追溯：什么样的佐证最有用？既然越后来的传注材料权威性越低，那就应该上溯去追，追到和孔孟时代甚至经书产生的时代最接近的文献来做佐证，那就是过去列为“子学”的书。《庄子》《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这些春秋战国时期产生、流传下来的文本，和五经、孔孟的时代最接近，有些甚至是和孔孟同时期的。于是，从考经很自然地扩大到考“子”，也就是考据子学著作的版本异同。考据子学之后，考据的精神继续发扬，再往外面去拉进更多材料来参酌对比，于是又有了考“史”的潮流，考证多种史书的内容异同。能够这样持续扩张其范围，实在是因为投注在考据上的人才资源太庞大了。
考据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阎若璩对于《古文尚书》的完整研究。《尚书》按其版本流传，分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秦始皇焚书，使得书籍失传，《今文尚书》是老儒伏生等人在秦亡入汉之后，凭借记忆和口述，将《尚书》的内容重新记录下来的。《古文尚书》则传说是拆孔宅墙壁时寻获，藏在里面没有被秦朝烧掉的版本。依照这样的来源，《尚书》的内容若有出入疑义，《古文尚书》应该比《今文尚书》更可信。
然而在传统上，很早就有人疑惑：《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读起来，在字句难易程度上明显不同，而且《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容易读懂。照道理说，《古文尚书》应该比较接近商周原本，《今文尚书》是后来伏生背出来的，有可能掺杂了后来的语法和用词，但为什么读来读去，《古文尚书》都比较简单？
阎若璩做了一件划时代的事，他详细考证《古文尚书》，将所有能够掌握的资料做了清清楚楚的排列，比对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古文尚书》是假造的，不可能是商周原本，应该是到东晋时才完成的。也就是说，上千年来，大家所相信的重要经书权威，认为最足以代表商到西周的文献，竟然是后人伪造的。阎若璩又考证出，伪造之事，东晋梅赜的嫌疑最大。
这简直是个了不起的侦探故事。靠细心搜集资料，聪明敏锐的推理，阎若璩破获了一桩历史悬案。不过这个伟大的侦探阎若璩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远超过《古文尚书》的真伪判断。他开了一扇门，或者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此，考据一事，表面上还是原来那个学问，骨子里却完全不同了。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从事考据之人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假设，已非同以往。
考据学内在理路的起源，是要考究本意。也就是说，要努力了解这些经书真正的意义，因为它们是真理的承载者。将经书上的每个字和每句话都弄清楚，不只是各家各派不用再吵了，我们也就充分掌握了真理。可是从阎若璩以降，投身于考据中的人，却不得不多自问一个更前沿、更根本的问题：这书是真的吗？
大约从乾嘉之后，中国的学问主流中出现了“辨伪”的概念。追索本意之前，先得确认哪些文献是真的，哪些真正是孔子看到的文献，哪些真正是孔子写的。辨伪，先要将假的揪出来。然而，在辨伪的同时，也跃动着另一种特别的精神，那就是“疑古”。面对文献，人们开始有所怀疑：古代人的文字和古代的文献，真的如此这般吗？
以辨伪之名，行疑古之实，这是不少考据学家采取的方式。他们刚开始不敢大张旗鼓，每个人都还是坚持，辨伪是为了确认真的文献。可是，到了道光和咸丰年间，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情况明显地改变了。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势力堂皇、无情地冲了进来。西方科技与西方思想源源进入，从根本上冲击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原来以辨伪为核心的考据学，逐渐转型成为以疑古为主。
在西方的冲击下成长的新一代，强烈感受到沉重的屈辱，越来越觉得中国什么都不对。他们想：为什么中国这么脆弱？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腐败？有人就主张，和西方相比，中国没有科学。什么是科学？那个时代的年轻中国人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掌握扎实明确的科学知识，然而，他们从屈辱经验的情感刺激中，却可以快速接受这种说法：科学就是求真，而求真的另一面，就是不放过任何虚假。
检讨中国的积弱不振，又一定会检讨到中国的官员与官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这两部清末谴责小说代表作，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无奈和悲愤。它们强调中国官场里的怪现状，正是一切罪恶的渊薮。而官场的恶中之恶，恶之源头，显然就是虚伪。人们认为，虚假和虚伪成了中国的病根。
这些无奈而悲愤的年轻人向往西方，可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却还是传统经、史、子、集与考据学的训练，他们最熟悉的是中国历史。如此一来，他们就感受到了官场与历史记录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中国这么糟，不只是官场上的人虚伪，说假话，说大话，连我们记录历史的文本都同样在说假话，说大话，同样虚伪。这就让辨伪更进一步朝疑古倾斜了。
疑古有了越来越强的动机，其中最强的动机是——救国。要让中国从虚伪中解脱出来，用科学的方式面对真实，面对自己。
疑古风潮始于清末，到民国初年更是流行。民国知识界疑古的代表性人物，首推编辑出版《古史辨》（全七册）的顾颉刚。顾颉刚为《古史辨》第一册写了一篇长序，原始版本的《古史辨》第一册有四百页左右，其中一百二十页是顾颉刚写的这篇序。他在序中将那个时代的年轻读书人面对历史知识时的挫折与疑惑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他们被挫折和疑惑刺激出了巨大的热情。读顾颉刚的长序，我们就能明白，《古史辨》不是一项单纯的、冷静的知识活动，而是一项热情的理想运动。
这场理想运动很快吸引了许多学者投身其间，包括胡适、傅斯年、郭沫若等人。当时最活跃、最聪明的年轻人几乎都加入了进来。他们要救中国，要以科学的方法救中国，然而他们真的没有能力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于是退而求其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胡适语）。他们对国故很熟，对科学的方法一知半解，所以整理起来，真正的重点就集中在对中国所有的古书进行一场大整肃，要从中间整出所有假的、骗人的内容。
这场大整肃初期获得的重要成果，也是顾颉刚在那篇长序中明确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叫作“古史层累构成说”。
“古史层累构成说”主张：中国历史有一个信史时代作为原点，从信史时代以下，历史才有了真正的记录，才可以被查核，也才可信。信史的起点，和过去传统讲的历史源头，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传统说法中，不管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还是从黄帝开始，都不是信史，都不可信。
这些传统说法是怎么来的？是经历了一段造史时期而形成的。造史时期的人们热衷于制造历史，而且，他们依循一个基本原则陆续创造了种种历史传说。这个原则就是：越早前的历史是越晚后创造的。这里有一个人说：“历史是从这里开始的。”下一个在他后面出来造史的人，就会在他说的历史起点之前再找出一点，说：“哦，不对，历史其实是从这里就开始了。”再后面又有一个人出来，就又跑去造更前面的历史。这叫作“古史层累构成说”。古史是以相反的程序一层一层倒过来堆叠上去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越早的内容，其实是越后来创造的。
顾颉刚等疑古派认为，中国信史的起点，最早只能推到《春秋》。《春秋》是第一部可稽核并可信的历史文献。换句话说，在《春秋》之前，在东周之前，历史都是依照“古史层累构成说”造出来的。关于西周的历史内容，大概就是春秋时代的人创造的，那时他们知道的“过去”和“历史”就是刚过去的西周。那么，商朝呢？一定是春秋后期或战国早期的人造出来并且放在西周之前的历史。
“古史层累构成说”一度风靡全国，感染并说服了许多人。为什么要造史？因为春秋、战国的分裂局势，加上诸子活跃，百家争鸣，大家提出各种主张争取认同。在那种环境中，历史很有用，可以帮助增加学说的说服力，也可以提高新兴诸国的地位。“我的学说依古有据”，“我的祖先早有功绩”，这些说法在那个时代很流行，刺激了大家向前造史的合理动机。越后来的，越能站在别人已有的说法上，往前夸耀自己的古老传统和创始地位，所以造成了这种逆向积累的特殊现象。列国与诸子为了雄辩争胜，就拿历史当工具，造出许多久远的历史来。
在疑古派的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造史者不是别人，正是孔子。这个看法其实是承袭清末公羊派，尤其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而来的。康有为抬高孔子，认为孔子不是真正要“复周礼之古”，而是要“托古改制”。也就是说，孔子讲的那些古代圣王，其实是假托，他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身上。
这岂不就是造史——为了现实需要创造历史——的例证？孔子看不惯抓住权力不放、侵夺天子权力的诸侯，就对诸侯说：古代有真正伟大的君王，他不抓权力，自愿将天下禅让给真正有能力的继任者，这位伟大的君王名叫尧。尧成了禅让理想的古代代表，后来就有人在尧上面造出一个许由，他比尧更不爱权力，人家要将天下让给他，他非但没有接受，还马上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觉得自己的耳朵被那句话给污染了。他比尧更清高，更伟大。
想要宣扬什么样的主张，大家就都学孔子托古改制，去创造出更久远的历史人物来做例证。如此一来，造史造得不亦乐乎，中国历史就被造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古了！
过去中国古史知识最重要的依据，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从三皇五帝，从黄帝与蚩尤的时代开始讲起的。可是顾颉刚等疑古派大笔一挥，就将中国历史斩了将近一半。本来五千年的历史，一下子变成只有两千多年。对中国信史的主张，疑古派将它上纲为一种重要的现代态度与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先从承认自家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做起。他们认为，历史是历史，传说是传说，要摆脱过去的造假习惯，认真分辨清楚。
疑古是一种很激烈也很耸动的姿态。与《古史辨》大约同一时期，历史学界还有另外一波热闹讨论，那就是“社会史论战”。社会史论战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重读中国历史，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不过，它有更明确的认识基础和目标，那就是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重新给中国历史分期。
社会史论战的源头，是恩格斯将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 Morgan）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的主张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结合，提出了人类历史的演进规律——从原始共产社会进入母系社会，再从母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再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再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则要再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一群中国年轻人学了这套理论，并将其作为科学规律，认定这就是已经取得科学证明的真理，回过头来强烈批判一般中国人还在强调的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的历史传说，因此掀起了社会史论战，要来争辩中国历史中到底哪一段是母系社会，哪一段是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取代奴隶制社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之类的问题。
社会史论战和《古史辨》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如果没有可信的史料，无法辩论社会史分期。或者说，要讨论社会史分期，必须先站在已经被检验过的史料上来谈才有意义，而经过《古史辨》疑古态度检验的史料，让这样的讨论成为可能。当然，受《古史辨》的影响，这些辩论对古史史料一般都采取了相当严苛的态度。
他们接受了《古史辨》对于中国信史开端的看法，认为那时中国已经是奴隶制社会，正向封建制社会过渡。在此之前呢？与其相信各式各样后来层累构成的传说，还不如引用西方的科学理论，奴隶制社会之前一定有母系社会，就能依此推出来中国信史之前，也应该有母系社会阶段。
在时间上与此平行的，还有其他关于古史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个重要的变化还是和考据学有关。从明到清，考据大盛。不过，清末之前，考据学考索的对象都是书。然而，受考据学的影响，金石学这门原本只是过去文人消遣的学问，开始有了不同的特性。
金石学搜集、记录古文物，尤其注重钟鼎之器。部分古代钟鼎上面刻有铭文，传统上称为“金文”。在考据学好古而且强调记载越古越有权威的价值标准下，金文有了不同的重要意义。由各种条件判断，这些钟鼎之器时代久远，有早至商周时期的。如果其上铭刻的金文和器具一样古老，那么这些不见得能完全辨认的文字，岂不应该比书本和文字记录更真实、更权威？毕竟书上的文字是经过多次传抄才留下来的，金文却原样保持了当时的文字和内容。
然而金石之学，尤其是对金文的研究，有其现实的局限。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多的文字铭刻保存下来，也没有足够多的古物可供建立器物系谱，辨认各种器物的年代排列，哪一个比哪一个早，进一步探测这件应该是什么时代的，那件又是什么时代的。因此，受考据学启发的金石之学一直只能作为旁枝，而且还是潜流式的旁枝，只吸引了少数人的兴趣。
重要的突破出现在1899年。古史研究者注意到从地底挖出来的龙骨。龙骨是一味中药药材，也就是石化了的动物骨骼残骸。不过，其中有一种上面有刻纹，被认为有神符加持，特别有效，也就可以卖到较高的价钱。这些有刻纹刻字的龙骨，其实就是甲骨。
甲骨是甲和骨的合称。甲是龟甲，不是比较厚、比较硬的背甲，而是薄一点儿的腹甲，盖住肚子的那一块。骨则主要是牛的肩胛骨。不论是甲或骨，使用前要先整治，磨薄磨平，然后在其中一面钻凿一个洞，翻过来在洞底下用火烧，于是被钻凿得最薄位置的另一面，就会裂开，裂开时会发出“卜”的声音，同时裂出不定的痕迹。看痕迹，解读痕迹所显示的意义，就可以揣测祖先的意思，然后再将祖先的意思和卜出的答案，记录在甲或骨上。这是后来历史学家重建的商朝甲骨的用途。
1899年，在河南，突然一口气挖出了大量“卜甲”与“卜骨”。对金石学了解甚深的罗振玉最早发现这和古史间有非同小可的关系。从那时开始，陆陆续续有将近二十万片甲骨到了学者手中，直到1928年，中国考古史上出现了一项关键突破——小屯殷墟的发掘。
今天已经充分明了，小屯殷墟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古史记录中的盘庚迁殷事件，其中的“殷”指的就是小屯这个地方。先是金石学者，后来是考古学者，被龙骨带领着，一路寻找其源头，终于挖出了规模庞大的小屯殷墟遗址。殷墟发掘的意义非凡，那里出土了宫殿遗址和大批器物，出土了有铭刻的青铜器，还有更多带有清楚铭刻的甲骨。众多甲骨文字提供了确切的证明，证实了商朝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顾颉刚等人断定的中国信史开端应该再往前推，至少推到将近四千年前。
进一步探究甲骨文记录，正如后来《左传》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甲骨文中卜问的主要内容是祭祀和兵戎，上面会有天干地支纪年、纪月、纪日，然后会有王的名称。将甲骨文里出现的王的名字排下来，和《史记·殷本纪》上叙述的几乎一模一样。如此产生的另外一个影响是，甲骨记录肯定了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有根据的。我们不能再指责司马迁是到处捡来各种传说，拼凑成三皇五帝一路下来到夏朝和商朝的故事了。甲骨文帮司马迁平反，之后没有人可以再用轻蔑的态度对《殷本纪》指指点点了。我们难以质疑司马迁的历史记录，也不得不惊叹，司马迁虽然离商朝有千年之久，却在文献记录上保持了准确。
《殷本纪》原来被疑古派划在信史以前的传说部分，也就是不可信的部分，现在有殷墟甲骨证明它其实是可信的，如果《殷本纪》后面这一半，自祖甲以下都和甲骨资料相符，那么有什么道理去怀疑《殷本纪》祖甲之前的记录？再往前推，那么《殷本纪》之前的《夏本纪》呢？是不是也要重新评估《夏本纪》，至少不能理所当然地将之视为传说了吧？这就刺激了20世纪古史研究中极为热闹的夏史问题，很多新发现的考古遗迹都曾被看作可能的夏史材料。
刚开始追龙骨、研究甲骨的是一群民间学者，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后来在“五四运动”健将傅斯年等人的主持下，国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个研究所，就是至今仍被戏称为“天下第一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为什么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什么将“历史”和“语言”放在一起？看史语所的英文名称会比较清楚，叫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是philology（语文学），不是language（语言）。“中研院”另有一个“语言学研究所”，英文名称是Institute of Linguistics。傅斯年在德国所受的学术训练，和中国传统考据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研究历史要从研究古文字和古语言开始。对古代文字和语言的研究，就是philology。要能够懂古文字和古语，才能够懂历史。
傅斯年除了强调古文字语言的重要性，还强调用各种不同手段寻索并扩充史料。用他的话说，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意味着不能留在书房和图书馆里，那么，动手动脚也就摆明了要做考古工作。
史语所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计划，就是河南安阳小屯殷墟考古。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战成名，迅速奠定了这个机构的重要地位，对史语所，对中国后来的考古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第一个由国家支持并推动的考古发掘，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当时参与其中的人，真正有考古学背景的是李济，而跟着李济的一群年轻人，当时可能尚未决定自己的学术方向，比如董作宾、高去寻、石璋如和胡厚宣，他们挖完安阳小屯殷墟遗址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已然成为世界考古学界的顶尖人物了。
他们发现了庞大的建筑结构、复杂的墓葬和精致的青铜器，还有大批刻有文字的甲骨。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和文献相呼应，呈现了一个立体的历史图像。这的确是世界级的惊人考古发现。参与其中，他们就有了令国际考古学者都深感羡慕的实地考古训练与实战经验。
不过，小屯殷墟挖完后，接着的计划却再也无法展开了，因为接下来是连年的战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到1945年才结束。而抗战结束之后的内战，直到1949年才结束。其中有些人到了台湾，有些人留在大陆。这些人的遭遇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史研究的方向。
我不知道哪一群人比较幸运。董作宾、高去寻和石璋如等人到台湾，继续做研究。他们还在“中央研究院”，在南港继续殷墟研究。当年考古发掘出的许多重要文物都被搬来台湾，他们可以和这些文物朝夕相处，把它们认识得更彻底，解释得更清楚。然而，不幸的是，作为考古学家，他们却从此失去了进一步的实地考古经验。想想，一个刚一出道就挖过小屯殷墟的人，要如何在台湾做考古？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们怎么可能提得起劲，认真去挖台湾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去挖凤鼻头、圆山贝冢。
他们的悲哀在于，小屯殷墟就是他们学术人生的最高峰。当年挖殷墟时，董作宾33岁，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到台湾后，他就一直研究殷墟，尤其是研究殷墟甲骨文，没做别的，也做不了别的。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将小屯殷墟弄清楚了，过几年回到大陆，可以去发掘更多文化遗址。他们一直等，一直等，也没有等到回大陆的那一天。
正因为如此，这一批小屯殷墟发掘出来的考古遗址、遗迹与遗物，被研究的透彻程度，在世界史学史上恐怕是空前的，说不定也会是绝后的。以董作宾研究的甲骨文为例，每一片甲骨都有详细记录，整合起来排出了商朝后面一百三十年的时间表，不是年表，不是月表，细到可以做日表！只要有卜问，留在甲骨上有线索的，董作宾就可以靠干支与月相的指引，一一准确系日，确定这件事发生在哪个王的哪一年的哪一天。
在青铜器制作方面，他们也巨细靡遗地复原了每一件器具的铸造过程。他们确认范铸法的制造流程，设计每一片的外范、内范怎么做，又怎么被拼起来，还估计了青铜熔液的温度，灌入熔液的角度。一直到拆范过程中会碰到的问题，这一切，他们都研究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这上面耗费了一辈子的精力。
构成强烈对比的是留在中国大陆的一群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外在的局限。他们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研究，他们所获得的资料也十分充足。他们延续了之前的社会史论战，最关心社会史分期的规律如何运用在中国历史上，比如，什么时候是奴隶制时代，什么时候是封建制时代，以及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何处，等等。
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的另外一件大事，是用全新的人民立场将中国历史全部改写一次。过去从统治者立场讲的“反”和“乱”，都要改称“农民起义”。所以黄巢是“起义”，张献忠是“起义”，李自成也是“起义”，都是“起义”。同样出生于1910年前后的胡厚宣和夏鼐，有着很不一样的遭遇。曾经参与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胡厚宣，1949年之后在考古上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他在郭沫若的支持下，数十年埋首于甲骨文的整理研究，最大的成果是皇皇巨著《甲骨文合集》全十三册。夏鼐没赶上1928年的殷墟考古，1949年后主持过几场重要的考古发掘，1958年之后因国内形势而无法继续进行研究。还好他活得够久，经历了“文革”，后被誉为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
“文革”之后，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大量进行现代化的公共工程。现代工程一定要挖地基，一往下挖，不小心就挖到古代的东西。突然之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忙起来了。每个人都被派出去还不够用，全在做“抢救性考古”。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古物挖出来，做基本的记录，然后就撤队，将工地还给施工单位，同时赶到下一个工地去“抢救”。中央的考古人员不够，后来各省就陆续成立了自己的文物队和考古队。
这些抢救性考古的成绩，在很短的时间内，补充了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资料。1949年之前学术界认识尚浅的历史内容，现在有了更加完整的新认识。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整理出的系谱，有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然而，“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相差几十万年，中间的空隙无从弥补。新石器方面，能够确认的是彩陶文化与黑陶文化，但只是单纯地将这两种文化看成是在时间上相接续的，彩陶在前，黑陶在后，如此而已。
丰富的考古新发现，让这样的解释架构越来越难应对。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都有不同地区的几个系统，而且都有各自的早、中、晚期，不能单纯地将它视为前后两个阶段。它们在时间上有重叠，在地区上也有差异。
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界的共识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然而当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就举马家窑文化为例，主张制陶的技术其实是从西方传来的，因为在西北甘肃的马家窑出土的彩陶，在彩绘和烧制技术上，都高于同时期的河南仰韶。1949年之后，出现了更多新石器遗址，它们的地区分布与风格、技术和分期更复杂了。到底是哪里先影响哪里，就更加难以认定了。
更麻烦的还有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河姆渡文化在大约与仰韶文化同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种植稻米的遗迹，还有了“脚楼”的建筑形式。这都是仰韶没有出现过的，绝对不可能是从仰韶传过去的。在河姆渡文化旁边的太湖区，接下来又发掘出了良渚文化，出土了大批良渚玉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曾经出土过那么多、那么早又那么精美的玉器。
还有一个足以改写新石器时代历史的遗址是西安半坡遗址。西安半坡遗址的难得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居住遗址，整个村子都被保留在遗址里。考古过程中通常最容易挖到的，一是垃圾堆，一是墓葬，因为只有这两种地方最有可能留在土层里。居住区因为会不断反复使用，后来使用就改变并且抹去了前面居住的痕迹。西安半坡遗址出土，让我们可以进行古代社会组织的细部研究。西安半坡遗址的社会组织已经非常复杂了，所以引发了一连串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复杂的社会组织？发展到这么复杂的社会组织，前面应该会有的历程是什么？
接着，又因为苏秉琦对红山文化的解释（苏秉琦1986年的论文《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在学术界掀起了热烈的讨论。红山文化在今天的辽宁、内蒙古一带，是一般认定的中国边界地带，不属于核心区域，可是红山文化在工艺技术、石器技术和陶器技术上，却远远领先于河南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还发现了大批明确的宗教祭典遗址，也异于仰韶的文化特色。
还有，在各地考古遗址发现大量的城墙遗址，绝大部分是夯土墙基。什么是夯土？将泥土聚积在两边固定夹好的设施中，反复将泥土打实，叫作夯土。宫殿遗址也是建在夯土地基上的。要夯出庞大的宫殿和城墙基础，必定动员大量人力，也就告诉了我们那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尤其是统治形态，不会太简单。
这些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中国历史。
先暂时放下经历过种种争议的文字和文献资料，以考古发现开始，检验目前找到的最古老的考古遗迹与出土对象，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为什么从考古开始？因为考古发掘无从否认，实实在在保存在土层里的对象就在那里，考古分析告诉我们许多无法否定的事实。先掌握这些事实，再以这些事实为基础来解读文献，就有了明确的方向。这本来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提供给我们的重要资源，是过去几百年研究古史和争论古史的人无法享有的资源，我们当然没有道理不善加利用。
考古不是单纯的发掘，更重要的是长期积累经验开创出来的分析工具。例如，地层学（stratigraphy）可以告诉我们，探坑挖下去如何分辨不同层的相对时间。台湾新北市八里区的十三行博物馆里有一个复制还原的考古探坑，构成了一整面墙，那就是地层学的现场教材。站在那面墙前，你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时间，而且是大量的、长期的时间在那里展现着，可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分辨各层时间。如何测量各层时间？到哪里是一层，哪里又是另一层？那是多少不同人群反复居住才创造出来的，可是这群人和那群人如何区分？又要如何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还有风格学（stylistics），是利用挖出来的对象在风格上的异同对比，来定位这个文化的时代，以及安排与其他文化间的地理和时间距离。另外也用到一些非常明确的科学探测手法，以前利用碳-14（ 14 C）很长的半衰期，来测知考古发掘古物的年代，现在还出现一些更新的技术。还有孢子研究、植物学研究和年轮研究，都可以用来确定时间，同时分析当时的自然或人为种植环境。
完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铺出一条起点，知道哪些事是我们可以明确掌握的。例如，约四千五百年前，有一群人曾经在一个靠河的地方居住过，种植了小麦，还盖了什么样的住宅，住宅如何集拢成聚落，他们又在当时使用了些什么样的工具。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遗址从八千年前开始，有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当然，这些挖出来的考古结果，不会是这段历史的全部。有些重要的考古遗址还没有被挖出来，另外有些重要的考古遗址可能永远挖不到，也挖不出来了。我的老师张光直先生在过世前一直努力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规模进行黄河下游的考古发掘。他相信那是商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可是因为黄河堆积的关系，一层层黄土堆了几千年，所以这个区域很难有考古成绩，根本不知道先商文化遗迹如果还存留着的话，究竟埋在多深的地方。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我们要尽量不受后来的看法和偏见干扰，才看得出真正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