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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格里亚-德皮奥遭厄
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位于奥连特省的尼克罗镇，靠近克鲁斯角。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我们在那里遭到了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军的袭击。
远征军战士一个个精疲力竭，与其说是因为海上颠簸路上行军时间太长，不如说是一路行程备尝艰辛所致。我们是十一月二十五日离开墨西哥的图斯潘港的，那天海面上风大浪急，所有的航海都已被禁止。我们搭乘一艘破旧的快艇，饥肠辘辘地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海面上航行了七天，几乎所有的人都不适应航海，饱受晕船之苦。十二月二日那天，我们在一个叫拉斯科罗拉达斯海滩的地方登陆，所有的战斗装备几乎全都丢失了。我们穿着新靴子总算步履艰难地走出了无边无际的盐碱沼泽地，差不多所有游击队员脚底上的水泡都磨破了，但是，阻碍我们的远不止这些不合脚的新靴子和真菌的感染。这一切都给我们这支从未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新兵队伍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我们的战斗装备就只剩几支步枪、几条弹夹和一些受潮的弹药了。医疗用品一点也没剩下，大多数人的背包在过沼泽地时都丢下了。头天晚上，我们穿过了当时还为胡利奥·洛沃所有的尼克罗糖厂的甘蔗田，大家边走边啃甘蔗总算解决了饥渴问题。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边吃边吐，竟在身后留下了长长一溜儿的甘蔗皮和渣。其实，跟踪我们的政府军部队根本不需要什么我们的踪迹，这也是我们几年后才发现的，因为把敌人引到我们身边的是背叛了我们的向导。前一天晚上，我们停下休息时，把向导放走了——这是我们在随后的长期斗争中多次重犯的错误。后来我们才明白，在有风险的地区，对身份不明的平民百姓不能信任。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应该让那个不可靠的向导离开我们。
十二月五日拂晓前，游击队员们大多累得连腿都抬不起来了，大家都到了崩溃的边缘，走了短短的一小段路后就要求休息长长的一段时间。就在大家如此虚弱的情况下，上面下达命令，让战士们在甘蔗田边上靠挨着茂密林地的丛林中休息。大多数人倒下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中午时分了。
中午，出现了异常情况。派珀
飞机和其他小型的军用飞机开始在我们上空盘旋。我们有些战士却仍然若无其事地在砍伐甘蔗大饱口福，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被那些低空缓慢飞行的敌机上的飞行员看得一清二楚了。作为随军医生，我的任务是给战士们治疗脚上的水泡。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我医治的最后一个病人是温贝托·拉莫特同志，谁也没料到那天竟成了他在世的最后一天。他一只手提着已经穿不上的靴子，从临时搭建的急诊室走回到他的岗哨时的那副疲惫不堪痛苦难忍的样子至今还在我眼前晃动。
我和赫苏斯·蒙塔内同志倚着一棵大树一边啃着劣质的干粮——每人定量的半根香肠和两块饼干——一边谈论着我们各自的子女。就在这时，只听一声枪响，我们这支八十二人的游击队伍顷刻间就被枪林弹雨——至少在我们眼里是这样——包围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受战火的洗礼。我的步枪并不是最好的，我故意挑了这么一支枪，是因为航海过程中哮喘病不断发作，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我不想让一件好武器在我手中白白糟蹋。随后发生了什么我几乎想不起来了，现在我的记忆已是朦朦胧胧的了。只记得在最初的一阵交火以后，胡安·阿尔梅达——那时候还是上尉——前来领受命令，但是已经没有人能发布命令了。后来我才得知，菲德尔曾竭力想把大家重新召集到邻近的甘蔗田里，可惜没有成功。其实只要跨过一条横在中间的小路就能进入甘蔗田，但是就是冲不过去。敌人的偷袭太突然，火力太强。阿尔梅达只得跑回去指挥他手下的人了。这时，有一位同志把一个弹药箱扔在了我脚边。我指着弹药箱问他怎么回事儿，他回答我的是一脸痛苦欲绝的表情。这表情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似乎在说：“这些弹药来不及使了。”随即他就跑进那块甘蔗地。（后来他被巴蒂斯塔的匪徒杀害了。）
我确实是平生头一次被逼入了两难境地：究竟是忠于我的军医职责，还是承担起一个革命战士的责任，我必须做出抉择。我的脚边是一个装满药品的背包和一箱弹药，合在一起实在太沉，无法同时把它们扛走。这时我撇下了药包，扛起了弹药箱，穿过空地，就朝甘蔗田跑去。我记得福斯蒂诺·佩雷斯跪在丛林里，端着冲锋枪正向前方扫射。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埃米利奥·阿尔文托塞的同志正朝甘蔗田走过来。突然，一阵枪响，我们两人都被击中了。我感到胸部受到猛烈一击，颈部也受伤了，心想，这下我是死定了。阿尔文托塞的嘴里吐着血，鲜血还不断从一个可能是被0.45英寸口径手枪子弹击中的深深的伤口里往外涌。他尖叫着，好像是在喊：“他们把我打死了！”接着就用他的步枪开始扫射，尽管四周并没有人。我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对福斯蒂诺说：“我他妈的完蛋了！”福斯蒂诺还在射击，他看了我一眼，对我说，没事，死不了。但是，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也认为我快不行了。
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突然间就像我受伤的同伴一样，不知哪来了一阵冲动，我也朝树林里放了一枪。我立刻开始考虑怎么个死法最好，因为在那一瞬间似乎一切都完了。我想起了杰克·伦敦的一篇早期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意识到自己将会冻死在阿拉斯加湾的冰雪里，便靠在一棵树上，准备庄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当时在我脑子里闪过的唯一的一个画面。不知是谁跪在那里，大声地嚷嚷什么我们应该投降。我马上就听到另一个声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声音——大声地回答：“这里没有一个会投降！”说完还骂了一句。何塞·庞塞走到我跟前，脸色显得狂躁不安，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给我看了似乎已经穿透了他肺部的一个子弹伤口，告诉我他受伤了。我满不在乎地回答说，我也受伤了。随后，庞塞和其他几个没有受伤的同志就朝甘蔗田方向爬去。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四周就剩我一个人了，干躺在那里等着死亡来临。阿尔梅达来到我跟前，催促我继续朝前爬。我忍着钻心的疼痛，硬是拖着受伤的身子爬到了甘蔗地里。在那里，我见到了让人佩服的劳尔·苏亚雷斯同志，他的拇指被枪弹打飞了，福斯蒂诺·佩雷斯正在给他包扎。就在这时，周围一切又都变得模糊一片——飞机低空俯冲下来，爆炸声四起，甘蔗地里越发乱成一团——在这炮火纷飞的场面中庄严和荒诞同时交织在一起：一个身材高大的游击队员竭力想把身子藏在孤零零的一根甘蔗秆后面；还有一个人不顾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莫名其妙地不停地叫喊着，让大家安静下来。
我们组织起一支队伍，由阿尔梅达带领，包括拉米罗·巴尔德斯少校（当时还是中尉）、拉斐尔·查奥同志和雷纳尔多·贝尼特斯同志。在阿尔梅达的率领下，我们在一排排的甘蔗林中摸索着往前走，穿过了最后一条小路，抵达了树林中的安全地带。就在那时，甘蔗田里首次传出了一阵阵“开火”的喊声，一股股硝烟腾空而起。但是那些情况我现在已经记不确切了。当时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溃败后的苦涩和步步向我逼近的死亡。
我们不停地往前走，直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无法再走了才决定躺下，挤在一块睡觉。大家又饥又渴，加上蚊子嗡嗡地叮咬，我们的处境更加惨不忍睹。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在尼克罗镇郊区我们经历的那场战火的洗礼，我们打造未来那支起义军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