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日子

离开埃皮法尼奥·迪亚斯的家以后的那些日子，对我个人来说，是整个战争期间最折磨人的日子。这里所记述的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在所有参战者的眼里，革命斗争的第一阶段是怎样一幅画面。如果说我不得不在这篇短文里更多地提到我自己的情况的话，那是因为这与随后发生的事情有关。如果把这两部分割裂开来，我们的叙述就缺乏连贯性。

离开埃皮法尼奥的家时，我们的革命队伍是由原起义军中的十七人，加上新来的希尔、索托隆戈和劳尔·迪亚斯三个同志组成。这三个是“格拉玛号”上的同志，他们在曼萨尼略躲了一段时间后，听说我们来了，就决定加入我们的队伍。他们和我们有着同样的经历：在一个个农民家里东躲西藏后，才逃过了乡村警卫队的目光，最后到了曼萨尼略就隐蔽下来了。现在他们的命运又和整个部队的命运连在一起了。如前所述，在那段日子里，要想补充兵员，扩充我们的队伍是非常困难的。新人来了，又有其他人走了。斗争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更糟糕的是精神状况，整天的感觉就像无时无刻不受到敌人围攻一样。

我们行军速度很慢，像无头苍蝇一样没个固定的方向。休息时只能躲藏在只剩枯枝败叶的灌木丛中，因为这一带树丛的叶子早已被家禽啃得光秃秃的了。一天晚上，我们从菲德尔的小收音机里收听到一则消息：前阶段和克雷森西奥·佩雷斯一起离开的一位“格拉玛号”上的同志被敌人抓住了。其实我们从欧蒂米奥的供词中早已知道这一消息，但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他还活着。被巴蒂斯塔政府军审讯过的人并不总是能活着出来的。

我们不时听到机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这是乡村警卫队在朝树林里射击呢，他们经常这么干。不过，尽管他们舍得耗费这么大量的弹药，其实却没有一次敢闯入我们林子里来。

我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战地日记中写道：由于我手边没有治病的药，所以我的哮喘病很可能会严重发作，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初步症状。新约定的会合日期是三月五日，所以我们不得不等几天。我们行军速度很慢，只是在附近转来转去，就等三月五日那天弗兰克·派斯派遣一批武装游击队员过来。我们已经决定扩充人员以前必须先加强自己这一小股阵线的力量。因此要求在圣地亚哥搞到的所有武器都运送到马埃斯特腊山区来。

一天黎明时分，我们发现部队已经转到了一个寸草不生的小河边。我们在拉斯梅塞德斯（现在可能叫马哈瓜吧，我有点记不清地名了）附近的一个小河谷里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天，晚上，就来到埃米利亚诺老汉家。当时，许多农民一见到我们就惊魂不安，但是还是勇敢地为我们的事业出生入死，为我们革命的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埃米利亚诺老汉就是其中之一。当时马埃斯特腊山区正值雨季，每天晚上我们都被雨浇得落汤鸡似的，我们不得已都会冒着风险到农民家里躲一躲。说有风险是因为这一地区到处都驻扎着政府军的士兵。

我的哮喘越来越厉害，连走路都困难。我们不得不在一间农民茅屋边的小咖啡林中睡了一夜，并在那里重新整合了我们的部队。有一天，记不得是二月二十七日还是二十八日了，国内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广播电台把过去几个月里发生的事一股脑儿全都给播送出来了。有恐怖分子活动的消息，还有马修斯采访菲德尔的消息。就在那时，巴蒂斯塔政府的国防部长发表了他那篇人人皆知的声明，声明否认马修斯采访菲德尔的事实，认为口说无凭，要求马修斯公布他的照片。

埃米利亚诺老汉的儿子埃梅斯是一个经常给我们送饭引路的农民。但是，二月二十八日早晨他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来到我们营地，因此，菲德尔命令我们赶紧疏散转移，他把我们都部署在高处能监视来往公路的地方，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下午四点左右，路易斯·克雷斯波和乌尼韦索·桑切斯正在哨所瞭望，桑切斯忽然看到大批政府军士兵正沿着拉斯韦加斯方向来的公路推进，准备抢占山头。我们必须在敌军阻断我们之前快速跑步登上山顶，绕到山的另一面。幸好敌人被我们发现得早，所以我们快速登上山顶并不难。这时，迫击炮和机关枪已经在我们后面响成一片，说明巴蒂斯塔政府军知道我们在这里。大家没费多大劲都登上了山顶，翻过了山头，可是对我说来就是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见得能翻得过去呀！我好不容易总算爬到了山顶，但是由于哮喘发作，每挪一步都喘不过气来。我记得，当我实在走不动，请求大家别管我把我撇下时，克雷斯波花了多大的劲儿来帮助我呀！这位乡巴佬用我们部队里常用的那种特殊的语言对我说：“你这个阿根廷的孙子！给我往前走，否则我就用枪托揍死你！”他除了扛着他自己的一切装备外，还背着我，背着我的背包，顶着倾盆大雨，总算成功地翻越了山头。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一个农民的茅屋前，这才知道这个地方叫普尔加托里奥。菲德尔乔装打扮成一个巴蒂斯塔政府军的冈萨雷斯少校，装着是来搜查叛乱者的。主人虽然态度冷淡却又彬彬有礼地给我们腾出了他的房子，并烧饭菜招待我们。但是，屋里还坐着主人的一位朋友，他就住在隔壁。这个人一脸奴颜婢膝的样子。我由于病得很厉害，无法充分欣赏扮成冈萨雷斯少校的菲德尔和那个农民之间的妙趣横生的谈话。那个农民不仅给菲德尔出主意，还满腹狐疑地问：为什么菲德尔·卡斯特罗这小子会跑到山里打游击？

我们必须作出决定了，因为我已无法继续往前走了。等那个低三下四的邻居离开了，菲德尔向房主亮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他立刻和菲德尔拥抱在一起，说自己是正统党的支持者，是爱德华多·奇瓦斯的忠实追随者，愿意听从我们的指挥。就这样，我们不得不派他到曼萨尼略去建立联系，或者至少能搞些药品回来。我得留下来住在他家附近，但是既不能让他的妻子知道更不能让她起疑心。

新近刚加入我们队伍的有一个身强力壮却不太靠得住的人，他被指定留在我身边。菲德尔慷慨地把部队中一支最珍贵的约翰逊式连发步枪分给了我，让我在自卫中使用。我们都假装朝一个方向离开，可是没走几步，我和我的同伴（我们都叫他“大师”）就都消失在树林里，找到了隐藏的地方。那天有消息说，马修斯接受了电话采访，宣布将把他拍的那些采访菲德尔的著名照片公之于众。迪亚斯·塔马约曾反驳说绝不可能有人采访菲德尔，因为谁也不可能穿过政府军队游击队的封锁线。还有消息说，阿曼多·阿特被捕入狱，罪名是他是“七·二六运动”的第二号人物。这天是二月二十八日。

那位农民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还给我带来了大量肾上腺素。接下来就是马埃斯特腊山区斗争最痛苦的十天。没日没夜地行军，我只能每挪到一棵树前便靠着树干大口大口喘气，要不就用枪托支撑着身子歇一会儿，陪伴我的还是个动辄就担惊受怕的同志，一听到枪响，他就浑身发抖；只要我哮喘病犯了，在危险的地方一咳嗽，他就紧张得要死。这次我们足足走了十天才再次来到埃皮法尼奥的家，而一般情况下只要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就够了。会合的日子是三月五日，但是，我们已不可能准时抵达了。因为有政府军的封锁，再加上我们行军速度慢，所以直到三月十一日我们才抵达迎接我们的埃皮法尼奥·迪亚斯的家。

住在埃皮法尼奥·迪亚斯家的人把过去发生的情况一一告诉了我们。菲德尔带领的那支十八人的队伍错误地以为政府军会在一个叫梅里诺高地的地方袭击他们，于是把队伍拆散了。十二个人跟着菲德尔，六个人跟着西罗·弗里亚斯。后来，西罗·弗里亚斯那一拨人落入了敌人的埋伏圈，好在他们都顺利地突了围，没有人受伤，在附近一带又重新聚集。只有一个叫雅约的回来时把枪丢了，他是在去曼萨尼略的途中路过埃皮法尼奥·迪亚斯家的。我们从他那儿了解了全部情况。虽然弗兰克自己被监禁在圣地亚哥的监狱里，但是他派遣的游击队员都已整装待命。我们和这支队伍的领导豪尔赫·索图斯上尉见了面。他也未能在三月五日及时赶到，这是因为弗兰克派遣游击队员增援我们的消息已经传开，敌人在各条公路严密布防。我们为这些马上就要到来的约五十位新游击队员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安排。 J4brwuKgjRSbYUbhzNi2T8kM42FTPva3NA6xZUZc/fv++rE4g0cV1OfqgdpGEtQ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