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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曾经在他最后的几年以谈话的形式说：“我和我的著作早来了一百年，一百年以后，人们才会正确地理解我，然后我的书才会重新被研究和认可！”（瓦恩哈根·冯·恩泽，《日记I》，第46页）
这句话是表达了某种沾沾自喜的自以为是，还是表达了遭到排挤的恼羞成怒的绝望呢？两者都不是，因为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康德的性格。这里所表达出来的，是康德对于哲学如何进行或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方法的深刻了解。哲学属于人的最原始的烦劳（Bemühungen），对此，康德曾表示：“人的烦劳在一个固定的圆圈中转动，不断重新回到他曾经存在过的某一点上；于是，现在还尘封着的物质的东西，很可能就被加工成了一个美妙的样式。”（康德给加尔夫的答复，前言，福伦德出版，第194页）康德在这里表现出一个创造者卓越的平静，他知道，“现实”（Aktuellen）的尺度是尘土，而伟大的东西具有其自己的运动法则。
当1781年出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他57岁。直到这部著作的出版，康德已经沉默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在这沉默的十年间，即1770—1781年，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贝多芬都已经长成了小伙子。这部著作出版六年之后，1787年，第二版出版了，个别原理部分做了改动，加重了一些证明过程，但著作的整体特征没有改变。
同时代的人面对这部著作无可奈何，它由于其提问之高度，由于其概念建构之严格，由于其对问题的远见卓识的划分，由于其表述的新颖性及其重要目标而超出了所有习以为常的东西。康德知道，他对此非常清楚，著作在全部规划和方法方面都违背时代的兴趣，康德本人曾经把他的时代流行的兴趣描画为，力图把哲学上规定诸物之艰难，想象成轻而易举的事情（前言，第123页）。虽然其本质的意图并没有被把握到，而且始终只是被从某种偶然的外在方面来着手研究，这部著作还是激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大量不厌其烦、翻来覆去的反对和辩护的论文，到了康德去世的1804年，这些论文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篇之多。席勒的那首著名的诗就提到了这种与康德争辩的状况，标题是《康德及其解释者》：
“仅一个富人居然就养活这么多的乞丐
假如国王大兴土木，马车夫就有事做了。”
同样是这个席勒，还曾帮助过歌德理解康德哲学和一般哲学，歌德后来曾说道，他只读了“康德”中的一页，对于他所起的作用“就好像进入到了豁然开朗之境”。
在康德生前的最后十年，1794—1804年，他的著作得到了理解，而且按照他的说法，他的哲学的作用也在一种明确的方向上得到了发展，这是通过年轻的思想家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发生的。他们的哲学都是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更准确地说，以摆脱他的哲学的方式——提升为众所周知的、被历史上表达为“德国唯心主义”的那种形态。在这种哲学中，康德的声望虽然被跳过了，但并没有被胜过，之所以终究无法胜过他，是因为康德真正的基本立场并没有被攻破，而只是被抛弃了；它不止一次被抛弃，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被占有，它只是被绕过去了。康德的著作就像一个坚不可摧的要塞，屹立在最前线的背后，已经有一代的后来人尽管猛烈但也恰恰因此徒劳地冲击了它，也就是说，并没能真正创造性地形成敌人。借助德国唯心主义，一般哲学似乎最终获得了成功，对知识的管理彻底或惟一地被托付给了科学。但在19世纪中叶前后，“回到康德”的呼声高涨，这种向康德的回返，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性的精神状况；返回康德同样是通过背离德国唯心主义而明确起来的。19世纪中叶前后的精神状况具有本质性的标志，突出表现在科学的特殊形态的统治；人们用“实证主义”这个词语来描述其特征。这是一种见识，其作为真理的资格之首要或最终的尺度，在人们称作“事实”的东西中，超出事实的东西——人们认为——无需争辩，它们就是决定真理或非真理的最高法庭。那些在自然科学中通过实验而证明的东西，在历史的精神科学中通过手稿或文本得到证实的东西就是真的，这里要说的是，它们是惟一按照知识的方式可以证明的真实的东西。
回到康德是被这样的意图所引导，康德是在为实证地理解科学寻求哲学的证明或辩护，而这同样是一种本质性地背离德国唯心主义，把背离自身理解为背离形而上学。因此，这种重新转向康德的运动，就将其哲学理解为对形而上学的摧毁，人们称这个朝向康德的回返运动为“新康德主义”，以区别于其生前的追随者，以前的康德主义者。当我们从今天的立场出发来通观返回康德的运动时，立刻就会产生疑问，他们是否重新获得了只是被德国唯心主义绕过去或跳过去了的康德的基本立场，甚至是否能够真正发现它。实际上，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么回事。尽管如此，这场哲学运动仍然保持着新康德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的精神史中不可磨灭的功绩，主要有以下三点：
1.通过复兴——尽管是片面的——康德哲学，实证主义彻底滑落到了对事实崇拜中。2.通过对其著作细致的解释和研究，康德哲学本身从整体上被人们所熟悉。3.哲学史的一般研究，尤其是古代哲学研究，以康德哲学为引线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上。
当然，如果我们以哲学的真正使命为尺度来衡量那些同样没有更多意义的东西的话，只要那些东西相互抵消而没有什么回报，所有这些暂时都还没有更多的意义。
当我们把康德哲学在一种更加宽泛的视野中看作新康德主义时，康德在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历史地位就变得更加清楚了。但这只不过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一种改良了的历史主义见识，而不是同他本人首次赢得的基本立场进行的争辩，在这里必须使他所预言的“人们将重新研究和认可我的书”成为现实。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不再有新康德主义了；因为任何简单的“某某主义”都是某种误解和历史的消亡。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属于哲学的工作，只要这个世界上真正有哲学，它们就会每一天都重新生成，永不枯竭。这些工作高于任何将要“战胜”它们的尝试，那些尝试只不过是以做出判断的方式跳过了这些工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