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①希伯来文，当无限的宇宙之光以直线形状在空间散播时……它并非骤然向下扩散传播，而是缓慢地行进；或者说，当光线第一次开始扩散传播时，在其开始阶段，在线的奥秘之中，它描绘一个完美的旋转轮状。（卢里亚拉比，见菲利普·格鲁伯格《喀巴拉〈光辉之书〉研究》，耶路撒冷，一九七三年）

就在那时，我看到了傅科摆。

一个圆球系在一条长线下端，长线上端固定在教堂祭坛上方拱形的天花板上。圆球等时庄严地来回摆动，描绘出它那宽阔的振幅。

我已经晓得——但无论是谁都会在这宁静气息的魅力中明白——周期是由线长的平方根与圆周率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对常人来讲，圆周率是一个无理数，但出于神圣的理念，却必然将所有可能的圆的圆周同它们的直径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圆球形锤摆从一端游移到另一端的时间，则是由最不受时间限制的一些尺度之间奥妙的协力作用而形成的结果。这些尺度就是悬挂点的单一性、抽象维度的双重性、圆周率的三元性、平方根神秘的四边性和圆的完美性。

我还知道，在悬挂点垂直线的基点上有一个磁性装置，它向隐藏在锤摆中心的圆筒形装置发号施令，保障锤摆持续不停地运动。这一巧妙的装置旨在抗衡阻力，非但不违背傅科摆的原理，相反能使之彰显。因为在真空状态中，任何悬挂在一条既无重量又不可延伸的线索一端的重物如果不遭遇空气阻力，也不同支点发生摩擦，就会有规律地永远摆动下去。

铜质的圆球形锤摆涂抹上了一层从教堂彩色玻璃窗透进来的夕阳余晖，散发出暗淡的闪光。如果——像过去那样——在教堂祭坛的地上铺设一个湿润的沙盘，让锤摆的末端接触沙盘，那么它的每一次摆动就会在沙盘上划出一道浅浅的凹槽，凹槽在每一瞬间都微微地变换着方向，逐渐扩大为缺口和沟谷形状，使人联想到一种辐射型的对称美。就像曼陀罗的轮廓，一个隐形的五角形结构，一颗星星，一朵象征圣母马利亚的玫瑰。不，更像是游牧民族常年迁徙的足迹，将他们的里程刻录在广袤的沙漠之上。这是缓慢迁徙者历经千年的历史。也许大西岛人就是这样从“穆”大陆动身，开始了固执的唯我独尊的流浪生活，从塔斯马尼亚流浪到格陵兰，从南回归线走到北回归线，从爱德华王子群岛漂泊到斯瓦尔巴群岛。锤摆的末端无休止地重复刻划和描绘，在短暂的时间里继续讲述着他们从一个冰期到另一个冰期曾经做过、也许在成为“主宰者”的使者之后仍继续在做的一切——也许末端在从萨摩亚群岛前往新地岛的途中，在其平衡点上触及了“世界的中心”阿加尔塔。我的直觉告诉我，一个独一无二的计划将极北之地阿瓦隆和南半球保留着艾尔斯岩谜团的荒漠连接在一起。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的那一刻，傅科摆到达摆动面边界时减缓速度，懒洋洋地向中间移动，在移动途中又恢复了原有的速度，充满自信地杀向主宰其命运的神秘力量的隐形四边形。

如果我一任时间流逝，长时间地待在那里，注视那鸟头、那矛头、那翻转过来的头盔，而锤摆仍继续在空中描绘那些对角线，碾过象散圆周上的那些相对点，那我就可能为臆想和幻觉所害。因为傅科摆会使我相信，振荡平面在三十二个小时里已经旋转了整整一周，回到了起点，它画了一个扁平的椭圆形——一个以与纬度正弦成比例的角速度围绕中心旋转的椭圆形。如果悬挂点被固定在所罗门圣殿的圆顶上，那它怎么旋转呢？也许圣殿骑士已经在那里验证过了。也许计算和最终的含义并没有改变。也许圣马丁修道院就是真正的圣殿。不管怎么说，理想的实验或许只有在极地才能实现。那里是唯一的理想之地，悬挂点正好在地球自转轴的延伸线上，傅科摆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明显的旋转周期。

然而定律的偏差——定律已预见到了会有偏差，对黄金尺度的悖逆也没有削弱这一奇迹的神奇性。我知道，地球一直在旋转，我跟随地球转动，圣马丁修道院、整个巴黎和我一样都随地球转动，而且我们大家都在傅科摆下一起转动。事实上，傅科摆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它的振荡平面的方向，因为在上面，在它悬挂的地方，沿着锤摆线不偏不倚地向上无穷延伸，直至最遥远的星系，那里有一个永远静止的“固定点”。

地球在转动，但固定直线的那端却是宇宙中唯一的固定点。

因此，我的视线并非只投向地球，而是要向上投向那由绝对静止主宰的神秘王国。傅科摆曾告诉我，一切都在运动，地球、太阳系、星云、黑洞以及宇宙膨胀后的所有产儿，从最初的始源到最黏滞的物质，只有一点是静止不动的，轴、螺栓、理想的钩，让宇宙绕着它转动。而我现在分享着这一最高境界的体验，尽管我随着万物一起转动，但我能够看到“那个”、“静止点”、“要塞”、“保障”、光亮无比的烟雾，它既无体又无形，既无量又无质，看不见听不到，也难以感觉到；它无居所，不处在时空之中，它不是灵魂、智慧、想象、主张、数字、秩序、尺度、实质、永恒；它既非黑暗，也非光明，既不是谬误，也不是真理。

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和一个可惜没有戴眼镜的女孩一次无趣却明白无疑的对话使我为之一怔。

“这是傅科摆，”他说，“最早的实验是一八五一年在地窖中进行的，后来在天文台，再后来又挂在先贤祠的穹顶下。摆锤线长六十七米，锤摆重二十八公斤。最后，从一八五五年起就移到了这里，规模较小，悬挂在教堂穹棱肋中间那个圆洞处。”

“挂在这里干什么，就那么挂着吗？”

“用来展示地球的旋转。因为悬挂点是静止不动的……”

“为什么不动呢？”

“因为有一个点……怎么说呢……在它的中心点上，你注意看，在你看到的那些点中间的每一个点，那个点——几何点——你是看不到的，它没有体积，而没有体积的东西就不能移动，既不能向左也不能向右，既不能向下也不能向上。总之，不能转动。你懂吗？如果点没有体积，它甚至也不能围绕自身旋转。它也就没有自身的存在了……”

“即使地球转动，它也不转动吗？”

“地球在转动，但是点不转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反正就是这样，不然就随便你吧，明白了吗？”

“随它去吧，不干我的事。”

真是可悲。在她的头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固定点，一个独一无二的对panta rei 的灾难与祸害的救赎，她却认为与自己无关。事实上，说完这段对话之后，这两个孩子就马上离开了。看来，他接受过某种教科书或什么手册之类的教育，这就使他成为奇才的可能性大打折扣。而她则比较迟钝，对无限所引发的激情无动于衷。他们两人都没有把他们那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一”，也就是同“恩索夫”、“不可言喻之物”相遇时的恐怖经历印刻在自己的记忆里。在“确定性”这一祭坛前怎么能不跪倒顶礼膜拜呢？

我怀着敬畏的心情观看。此时此刻，我确信亚科波·贝尔勃是对的。当他对我谈到傅科摆时，我将他的冲动归因于美学上的胡思乱想，归咎于正在其灵魂中慢慢形成和扩散的癌肿，在他毫无觉察时，逐渐把他的游戏转变为现实。不过，如果他谈论傅科摆时是正确的话，那么他谈到的其他一切，“计划”、“宇宙大阴谋”也都是对的了，我在夏至夜前夕到达这里是适宜之举。亚科波·贝尔勃没有疯，他是在玩乐中，通过游戏揭示真理。

神圣的体验只要时间一长必定会扰乱人们的心神。

于是我试图分散注意力，将目光移向呈半圆形排列的众多柱子，柱头沿着枝肋导向拱顶石，反复演绎着尖形穹窿的奥秘，它依托阙如、至高无上的静态伪善，使列柱相信是它们将枝肋推上了穹顶，又使被拱顶石推开的这些枝肋相信是它们将列柱固定在地上，这样，拱顶就成了一切和虚无，同时既是果又是因。这时，我意识到忽视悬挂在拱顶上的傅科摆而只欣赏拱顶，这就好比醉心于甘泉水而放弃了饮用源头。

圣马丁修道院里的祭坛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傅科摆因定律而存在，而后者的存在是因为有前者存在。我告诫自己，不可能通过逃向一个无限，来逃避另一个无限，不可能通过幻想能够遇到“差异”，来逃避发现“同一”。

我仍然难以将目光从拱顶石上移开，我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着走——因为我进入教堂后，没有几分钟就记住了通道。巨型的金属龟列队在我走过的通道两旁以雄壮威武的姿态侵入我的眼角余光，标志着它们的存在。我沿着教堂中殿向后倒退着走向入口。那些用破烂画布和金属丝制成的凶猛的史前鸟又居高临下地出现在我的头顶，还有那些受隐秘意志支配而悬挂在中殿天花板上的不怀好意的蜻蜓。我感觉到它们是博学的隐喻，比假装如此的说教借口更有意义和更具有影射性。侏罗纪昆虫和爬虫掠过上空，傅科摆在地面上概述着漫长迁徙的寓意，阿尔康 、罪恶的散布，所有这一切都压到了我头上，布雷盖飞机、布莱里奥飞机、埃斯诺飞机和迪福直升机纷纷用像始祖鸟一样的长尖嘴来对付我。

穿过一座十八世纪建筑风格的庭院就可以进入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馆，踏入古老的教堂。教堂被后来建造的建筑群围得严严实实，就好像当年它被“镶嵌”在原先的修道院中一样。人们进入教堂，就会被美妙的尖形穹窿上描绘的至高无上的宇宙和无度挥霍矿物油的地下世界联手设计的密谋弄得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地上陈设着汽车、自行车和蒸汽机车，在它们上方是开拓先驱们的飞机。有些器物虽完整无缺，但因历时已久而斑驳腐蚀，它们在部分自然光和部分电灯光的照射下披上了古旧物品特有的色泽，像古老提琴上的清漆一样；有些东西只剩下一副骨架、框架，那些连杆和手摇把手虽然已经脱钩散架，但仍然会使人感受到难以言喻的酷刑逼供的威胁。你好像看到自己被铐在审讯床上，上面有某种活动装置可以把你翻转过来，让那些东西扎进你的肉里，直到逼出口供为止。

这一系列古物的精髓已经锈掉，原本可以活动的，现在也不能活动了，但是它们作为技术骄傲的象征展示出来，为的是受到观众的青睐和敬仰。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在左边，“自由女神”如守护神般竖立着，这是巴托尔迪为另一个世界设计的自由女神像的缩小模型，在右边竖立着帕斯卡的雕像，在祭坛上，一位病态的昆虫学家的梦魇为傅科摆的摆动戴上了桂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螯、下颌骨、触须、昆虫的节片、翅膀和爪足——一座机械尸体的墓地，这些机械整修一下，就能同时运转起来——磁石发电机、单相变压器、涡轮机、变流机组、蒸汽机、发电机，在最里面，在傅科摆后面的走廊里，陈列着古亚述人、迦勒底人、迦太基人的偶像，还有曾经一时有着灼热大肚皮的伟大的巴力 和“纽伦堡铁处女”，它们的心脏裸露在外，插满了针刺，还有以前曾是飞机发动机的那些玩意儿——心醉神迷地崇拜傅科摆难以言喻的光环，就好像“最高理性”与“启蒙之光”的产儿注定永远守护“传统”与“智慧”的同一象征一样。

平时付九法郎门票，星期天可免费入内参观的游客有点厌倦。他们思索那些十九世纪的老先生留着被尼古丁熏黄了的胡须，衣领皱折还沾有油渍，打着黑色领结，礼服散发着鼻烟的味道，手指被酸性物质染成了褐色，脑袋也被学术方面的嫉妒心培育成酸溜溜的，这些彼此互称“cher maître ”的可笑幻影为什么把那些东西陈列在拱穹下面的教堂里呢？是出于想把它们展示于世的正直愿望吗？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和激进派纳税人？抑或是为了表彰科学技术光辉灿烂的进步？不，全都不是。圣马丁修道院原本设计时就是一座修道院，后来却变成了一座革命性的博物馆，集最神秘智慧之大成的博物馆。飞机、内燃机、电磁机器的骨架摆放在那里，似在对话交谈，至于交流什么内容，至今我仍无概念。

博物馆的目录称这座美丽的博物馆是法国大革命时国民公会的先生们创意修建的，他们想让大众能够进入这座包含所有艺术与工艺的殿堂。可是显而易见，目录使用的语言同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大西岛》一书中描述“所罗门圣殿”的语言别无二致，难道我还能相信目录虚伪地告诉我的东西吗？

可能只有我们——我、亚科波·贝尔勃，还有迪奥塔莱维——觉察到了真相？今天晚上我或许就能够得到答案。我需要在闭馆之后滞留在博物馆里，等待午夜时分的到来。

“他们”将从什么地方进来，我不知道。我怀疑沿着巴黎的排水系统有一个通道，把博物馆的某个点同城市里另外某个点连接起来。也许这个点就在圣但尼门附近。但我知道，如果我出去，就不可能从那里返回。因此，我必须躲藏起来，才能留在里面。

我试图从这个地方的魅力中抽身，冷眼观看教堂中殿。现在我不再寻找什么启示了，我想得到信息。我可以想象，在其他大厅里将很难找到一个地方避开博物馆看守的检查（检查是看守的职责，在闭馆时，他们在各大厅巡视，认真察看有无小偷隐藏在什么地方）。但是在中殿密密麻麻地陈列着各种车辆和机械，还有哪里比此处更适合一个过客容身吗？一个活人钻进一部死的车辆里躲起来。这样的游戏我们玩得够多，甚至太多了，何不再尝试一下？

好吧，灵魂告诉我，不要再诉诸“智慧”了，去求助于“科学”吧。 uwAcwD7i5gXs2y98vpb+n4m2Irhzf3ONl6w99iKMMK9hncWM5DEXSKK7MjGI4IG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