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纽约一个苦寒的冬日，我在赶赴伦敦的班机前还有一下午可以闲逛，信步走去，不觉来到了大都会美术博物馆楼上的画廊。那里灯火通明，一片寂静，只有地板下的暖气低吟，令人心神悠然。我在印象派的画廊里看画看腻了，正想寻找一间咖啡厅，喝一杯我当时特别喜爱的一种美式巧克力牛奶，蓦然间一幅画映入眼帘，从说明来看，这幅画是雅克—路易·大卫作于1786年秋，时年38岁。

画上被雅典人民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在悲痛欲绝的朋友围绕中正准备喝那杯毒药。公元前399年的春天，3名雅典公民对这位哲学家提起诉讼，告他不敬城邦之神、传播异端宗教、腐蚀雅典青年——罪名重大，非判死刑不可。

苏格拉底的申辩以其非凡的镇静自若流传后世。法庭给他机会当众放弃他的哲学，但是他选择了所信仰的真理而不肯随俗，根据柏拉图的叙述，他意气昂然对法官说：

只要我一息尚存，官能健全，我决不会停止哲学实践，不会停止对你们进行劝导，不会停止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所以，诸位，不论你们是否释放我，你们知道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虽百死而不悔。

于是，他就给带到一所雅典的牢狱中等待生命的终结。他的死标志着哲学史上一个特定的时刻。

这一事件的意义之重大，也许以此为题的绘画频繁出现足以为证。1650年法国画家夏尔—阿方斯·迪弗雷努瓦绘《苏格拉底之死》，此画现悬挂于佛罗伦萨的帕拉蒂画廊（那里没有咖啡厅）。

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兴趣到18世纪臻于极致，尤其是狄德罗在其《论戏剧诗》中专门有一段话提到这一事件蕴含着丰富的可以入画的意境，其后就更加引起关注。

雅克—路易·大卫是在1786年春从一名富有的国会议员，才华过人的希腊学者夏尔—米歇尔·特吕代纳·德·拉萨布利埃手中接受这一任务的。报酬极为优厚：预付6000里弗赫，交货时再付3000里弗赫（路易十六给那幅更大的画《贺拉斯兄弟之誓》才付了6000里弗赫）。当1787年这幅画在沙龙里展出时，立即被公认为以苏格拉底之死为题材的画中的极品。乔舒亚·雷诺兹爵士认为“这是自西斯廷教堂天顶画 和拉斐尔的罗马教皇居室壁画以来最精美、最令人仰慕的艺术成就。这幅画足以让伯里克利 时代的雅典人感到荣耀”。

我在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买了5张大卫的那幅画的明信片。后来，在飞过冰封的纽芬兰上空时（当时晴空万里，一轮明月把大地照出耀眼的绿光），我拿出一张来看，一边嚼着服务小姐在误以为我打瞌睡时放在我前面小桌上的淡而无味的饭菜。

画上柏拉图坐在床脚，手里拿着一支笔，身旁放着一卷纸，他是这场城邦冤案的沉默的见证人。他在苏格拉底死时29岁，但是大卫把他画成了一位老人，须发皆灰，神色凝重。走廊里是苏格拉底的妻子桑娣帕，由两名狱卒陪送从牢房里走过来。有7位朋友处于不同程度的悲戚之中。苏格拉底最亲密的伙伴克里托坐在他身旁深情而关切地凝视着这位大师。但是哲学家本人腰杆笔挺，上身和胳膊如运动员般健壮，神情既无畏惧也无悔意。众多的雅典人骂他是笨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仰。起初大卫准备画苏格拉底正在仰药自尽的情景，但是诗人安德烈·谢尼埃提出了可以表现更大的戏剧张力的建议：画上的苏格拉底正宣讲完一个哲学论点，同时泰然伸手拿起那将要结束他生命的毒杯，这既象征着对雅典法律的服从，又象征着对自己内心的召唤始终不渝。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生命完成升华的那一刻。

这张明信片之所以使我如此震撼，或许是由于它所描述的行为和我自己的成鲜明对比。我在与人谈话时总是重视取悦于人甚于讲真话。为了讨好别人我常常为索然无味的笑话大笑，就像家长对待学校恳亲会演出的开幕式一样。对待陌生人，我常采取饭店守门人对待有钱顾客那种奉承的态度——那是出于讨好所有人的欲望而表现出的过分殷勤。我从不对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公开表示怀疑。我努力博取大人物的赏识，每当同他们见过面后，总要久久心怀忐忑，担心他们是否看得上我。经过海关，或是开车在路上遇到与警车并行时，我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希望，想让穿制服的人对我有好印象。

但是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

那一夜，在冰封大地的上空，这种思想的独立性给我以启迪和激励。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在苏格拉底的生死之间包含着一种召唤，唤起人聪慧的怀疑精神。

广而言之，以这位希腊哲学家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召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哲学求得智慧。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作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他们如果聚集在一场大型酒会上，不但互相话不投机，而且很可能几杯酒下肚就要拳脚相向），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义——philo ；sophia 。人以群分，把这一小群人归在一起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我愿从斯人游！

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观念，应该相信什么，如何待人接物，否则就会遭到怀疑，不容于众。这些社会规范有的是用法律条文明文规定的；更多的则是在一个庞大的伦理和实践的判断体系中本能地遵循的，这个体系叫作“常识”，它命令我们穿什么衣服，采用什么理财标准，尊重什么样的人，遵守什么礼节，以及过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如果对这些规范提出疑问，就会被视为怪异，甚至故意挑衅。常识之所以被悬置起来而不容置疑，是因为人们把它的判断都视为天经地义，不必加以审视。

例如，在平常的谈话中提出问题：我们社会认为工作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或是问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决定结婚的动机是什么；或是向度假的人打问他们旅行的详细设想，都是不合规矩的。

古希腊人也有那么多的常识规范，并同样固执地恪守这些规范。有一个周末，我在布卢姆斯伯里一家二手书店中浏览，看到一套本意是作为儿童读物的历史丛书，里面有许多照片和精美的插图。这套丛书包括《埃及古镇探秘》、《古堡探秘》等，我在购买一部关于有毒植物的百科全书的同时，也买了一本《古希腊城镇探秘》。那里面有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中普通的服装。

书中解释说古希腊人信奉多神：爱神、猎神、战神，以及司收成、司火与海之神。他们在进行某种探险之前都要向诸神祈祷，或在神殿里祈祷，或在家中供奉一个小的神龛，还要杀牲口祭祀。牺牲是很昂贵的：祭雅典娜要用一头牛，祭阿耳特弥斯（月神和狩猎女神）和阿佛洛狄特（爱与美的女神）用一头山羊，祭阿斯克勒庇俄斯（医药神）用一只母鸡或公鸡。

希腊人以多蓄奴隶为荣。在公元前5世纪，仅在雅典就有8万至10万奴隶，平均每个自由人有3名奴隶。

古希腊人也曾是尚武的，崇拜战场上的勇敢。要做一个公认为合格的男人必须会砍掉敌人的脑袋。如盘子上画的一名雅典士兵正在结束一个波斯人的性命，表明这是正当的行为（此画作于第2次波斯战争之时）。

妇女完全在父权和夫权的压制之下。政治和公共生活都没有她们的份，她们既不能继承财产也不能拥有钱财。通常在13岁出嫁，丈夫由父亲指定，感情上是否合得来不在考虑之中。

所有这一切对苏格拉底同时代人来说都不足为奇。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杀鸡祭祀阿斯克勒庇俄斯，或是为什么男人一定要杀人才算好样的，他们一定会惑然，或者愤然。这同问为什么冬去春来，或者为什么冰是冷的一样荒唐。

但是阻止我们对现状怀疑的不仅是他人的敌意。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可能同样强有力地扼杀我们怀疑的意志，那就是认为既然社会传统规范已经为大多数人遵循了这么长时间，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尽管我们不知道那道理到底是什么。我们社会竟然有严重错误，而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又只有我们自己，那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我们抑制自己的怀疑而随大流，因为我们不能想象自己竟然是发现至今不为人知的、艰难的真理的先驱。

正是为了克服自己的怯懦，我们才求助于这位哲学家。

1. 生平

他于公元前469年生于雅典，据说父亲索弗若尼斯库斯是一名雕塑家，母亲斐娜拉底是接生婆。苏格拉底年轻时是哲学家阿基劳斯的学生，从此毕生以哲学为业，却从不把他的哲学思想写下来。他教学从来不收学费，于是很快陷于贫困，不过他对物质财富毫不在意。他一年到头就穿那一件袍子，而且几乎总是打赤脚（有人说他生来蔑视鞋匠）。在他死前已经结婚成家并有3个儿子。他的妻子桑娣帕以凶悍著称（有人问他为什么娶她，他说驯马人需要在最烈性的马身上练习）。他很多时间都花在室外，在雅典的公共场所同朋友谈话。他们欣赏他的智慧和风趣，却很少有人能欣赏他的外表。他身材矮小，大胡子、秃顶、走起路来步子奇怪地摇晃，他那张脸被熟人打过各种比方：螃蟹、猩猩或者怪物，他扁鼻子、大嘴，杂乱的眉毛下一双鼓出的肿泡眼。

但是他最奇特之处还在于行为习惯：他经常走到各种阶层、各种年龄的雅典人跟前贸然发问，根本不管人家会觉得他怪异或者会发火，要他们用确切的词语解释他们为什么相信某些常识，或者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正如一位曾遭他突然袭击的将军所描述的：

毫无例外，任何人只要面对苏格拉底，而且开始谈话，不管他起初的话题离得多远，苏格拉底总是能在谈话过程中牵着他的鼻子走，直到最终把他套牢在一个话题之中：让他讲述现在的生活方式，以及过去是如何度过的。一旦给套住了，那么苏格拉底在把他从各个角度彻底审问个遍之前是不会放他走的。

气候和城市布局也助长他这种习惯。雅典一年中有半年天气温暖，增加了在室外萍水相逢就随便交谈的机会。在北方，一般的活动都是在泥筑围墙之内，阴暗、烟雾弥漫的室内进行的，而在阿提卡得天独厚的蓝天之下不需要任何遮蔽。在熙熙攘攘的正午过后，忧思忡忡的夜晚尚未到来之前，午后的时光特别令人心旷神怡，此时悠然自得地在古希腊的集市上闲逛，在彩绘的或是饰有厄琉特里奥的浮雕宙斯像的拱顶之下，圆柱之间，同素不相识的过客闲聊，是很平常的事。

城市的规模也正适合居民宴饮交际。大约24万人居住在雅典城内及其港口。从位于城市一头的皮雷埃夫斯（一译比雷埃夫斯）步行到另一头埃基厄斯城门，1小时足够了。这里的居民互相之间的感觉就像是学校的同学，或是共同参加一场婚礼的客人。并不是疯子或是醉汉才在公共场合找陌生人交谈。

我们之所以对现状不予质疑，除了气候和城市规模的因素外，主要是因为我们把大众喜爱和正确混为一谈了。这位赤脚哲学家提出了无数问题，就是为了论定大众喜爱的是否恰巧是正确的。

2. 常识的统治

许多人都被他提出的问题搅得发狂。有的人奚落他，还有少数人恨不得杀了他。在公元前423年春季，狄俄尼索斯剧院首演的《云》一剧中，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为雅典人塑造了一名角色，就是他们中间的这位哲学家的漫画形象，他对一切常识都无礼地、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不找出其逻辑之前决不接受。扮演苏格拉底的演员在舞台上出现时坐在一个由吊车高挂在天空的篮子里，因为他自称他的头脑在高处能更好地思考。他终日沉醉于重要的思想之中，没有时间梳洗或做家务，因此衣衫总是散发着恶臭，家里脏得到处都是虫子，但是他至少能思考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只跳蚤能跳相当于它身体几倍的高度？蚊子哼哼是从嘴里还是尾部发声？虽然阿里斯托芬没有就苏格拉底的问题的结果予以展开，观众看完戏以后一定能感觉到问题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阿里斯托芬所表达的是常见的对智者的批评：他们提问题时比那些从不冒险去系统地分析问题的人离常识的观点越来越远。那位喜剧作家与哲学家的分歧就在于是否满足于通常的解释。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截然不同。在阿里斯托芬看来，正常的人满足于普通的常识：跳蚤由于身材小所以跳得远，蚊子哼哼声总是从某个地方出来的，而苏格拉底是个疯子，因为他悖乎常理，如饥似渴地追寻复杂的、不合常情的另一种答案。

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在某些问题上——也许不一定是跳蚤问题——常识可能更值得深究。他同许多雅典人简短地交谈后，发现对于如何拥有美好生活有着普遍的看法，多数人视为当然，不容置疑，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事实上这种看法漏洞百出。而人们谈到这种看法时自信的神态说明他们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与阿里斯托芬的期待相反，苏格拉底与之对话的那些人似乎不太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3. 两场谈话

据柏拉图的《拉凯斯篇》记载，有一天下午，这位哲学家遇到了两位受人尊敬的将军：尼西亚斯 和拉凯斯。他们都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与斯巴达人作战，因而赢得雅典城里老人的敬重和青年的仰慕。后来，两位将军都战死疆场——拉凯斯在公元前418年的曼丁尼亚战役中牺牲，尼西亚斯则于公元前413年死于不走运的远征西西里之役。他们都没有留下任何肖像，不过可以想象，他们可能同帕台农神殿上一组壁画中的两位马上骑士相似。这两位将军坚定地信仰一种被奉为常识的思想：为了证明一个人勇敢，必须参军，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杀死敌人。但是当苏格拉底在露天广场与他们邂逅时，忍不住要再问他们几个问题：

苏格拉底： 拉凯斯，我们来说说什么是勇敢，好吗？

拉凯斯： 我说，苏格拉底，这太容易了！如果一个男人自愿与自己的队伍在一起，直面敌人而不逃跑，那他肯定就是勇敢的。

但是苏格拉底记得在公元前479年普拉蒂亚战役 中，希腊军队在斯巴达执政官保萨尼阿斯带领下，先后退，然后才勇敢地打败了马多尼斯领导的波斯军队。

苏格拉底： 据称，普拉蒂亚之役，斯巴达人遭遇（波斯人），不愿面对面作战，退了回去。波斯人在追击中打乱了队伍，然后斯巴达人再转回身去像骑兵那样战斗，从而打赢了那一战役。

拉凯斯不得不再思，然后又提出第二种常识的观点：勇敢是一种坚韧精神。但是苏格拉底指出，坚韧精神可以指向鲁莽的目的。为区别勇敢和胡来，还需要另外的因素。拉凯斯的同伴尼西亚斯在苏格拉底指引下，提出勇敢还应该包括知识，知道辨别善恶，而且不能总是只限于打仗。

于是，雅典人极为推崇的一种美德，其标准定义之严重不足就在一场短短的室外谈话中揭露出来了。这场谈话证明，原来的定义没有考虑到战场以外也可以有勇敢，也没有考虑到把知识与坚韧精神结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也许看来很小，但是其意义深远。如果在此之前，一位将军所受的教育是命令部队撤退就是懦夫行为，尽管撤退在当时是唯一明智的策略，那么重新定义勇敢之后，就使他的选择余地有所拓宽，并且有了应付批评意见的依据。

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还有一则苏格拉底同一个对一种常识观点极端坚信的人的谈话。美诺是一名专横跋扈的贵族，从他的故乡塞萨利亚到阿提卡来访问，他对金钱与美德的关系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向苏格拉底解释说，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十分富有，贫穷总是由于个人有缺陷，而不是出于偶然。

我们现在也看不到美诺的画像，不过我在雅典一家旅馆的大厅里翻阅一本希腊男人的杂志时，我想象他可能同画上那位在灯光照耀的游泳池中饮香槟酒的男人相似。

美诺自信十足地告诉苏格拉底，一个有美德的人就是有许多钱买得起好东西的人。苏格拉底问了他几个问题：

苏格拉底： 所谓好东西，你是不是指健康、财富之类？

美诺： 我的意思包括获得金银，以及城邦的显要职位。

苏格拉底： 你心目中的好东西只是这些？

美诺： 是的，我指的是一切诸如此类的东西。

苏格拉底： ……你在“获得”一词前面要不要加上“正义、正当”的字眼？你认为有没有区别？如果是不正当地获得的，你还称之为美德吗？

美诺： 当然不啦！

苏格拉底： 那么，似乎正义、节制、虔诚，或者其他的美德应该附加于“获得”（金银）之上……事实上，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才能获得金银，因此使人缺少金银财富，那么这匮乏本身就是美德。

美诺： 看起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 那么拥有这些东西并不比缺少这些东西更体现美德……

美诺： 看来是逃不出你的结论了。

片刻间，已经向美诺证明了金钱、权势本身不是美德的必要和充足的条件。富人可能值得仰慕，但这取决于他的财富是怎样获得的，正如贫穷本身并不能表明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一样。没有必然的理由让一名富人自以为他的资产就保证他的美德；也没有什么必然的理由让穷人觉得贫穷本身就是堕落的表现。

4. 为什么别人可能不知道

话题可能会过时，但是其根本意义是没有时间性的：他人也可能错，尽管他们身居要职，尽管他们所采纳的是几世纪来大多数人的信仰。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用逻辑审视他们的信仰。

美诺和两位将军的观念不健全，因为他们没有先论证其逻辑性就全盘吸收了流行的规范。苏格拉底打了一个比方来指出他们这种被动态度的不合理：活着而不作系统思考就好比制作陶器或制鞋而不遵循技术程序，或者根本不知道有技术程序。谁也不能想象单凭直觉就能做出好的陶器或鞋子来；那为什么认为过一种比这要复杂得多的生活，就不需要对其前提和目标进行持续的思考呢？

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认为生活有那么复杂。某些困难的活动从外表就看得出很困难；而有些同样困难的事物却看起来很容易。对如何生活有一个健全的观点属于第二类；制作陶器或制鞋属于第一类。

制陶显然是十分艰巨的工作。首先要把泥土运到雅典，通常是从城南7英里处的科利亚斯角的一个大坑中取土。然后放在一个轮子上转，每分钟50转至100转，转速与器皿的直径成反比（东西越小，转速越快）。然后进行擦拭、抹平、抛光和装手柄。

下一步是上一种与碳酸钾混合的优质黏土制成的黑釉。等釉干了以后立即放进开着风口的窑内加温到摄氏800度，烧得颜色变成深红，那是黏土硬化成为氧化铁（Fe ₂ O ₃ ）的结果。然后再全封闭加温到950度，窑里再加一些湿的树叶以维持潮湿，这样，陶身变成灰黑色，而那层釉呈烧结晶的黑色（磁铁矿Fe ₃ O ₄ ）。过几个小时，再把风口打开，把叶子耙出来，让温度降到900度。此时釉仍维持第二次火烧成的那种黑色，而陶身又回到了第一次的深红色。

难怪很少有雅典人不假思索就去自己制作陶器。制陶业的艰难谁都可以充分看到。可惜，达到良好的伦理思想却不是如此，这属于另一类表面简单而内里十分复杂的活动。

苏格拉底鼓励我们不要被那些人的信心十足唬住而泄气，他们根本不理会其中的复杂性，至少不如制陶的工序那么严格就断然得出自己的看法。凡公认为显而易见和“当然”的，很少真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教会我们想到世界比看起来更有可变性，因为传统的成见往往不是从无懈可击的推理中得出来的，而是从几世纪的混沌头脑中涌现出来的。现存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

5. 如何独立思考？

这位哲学家不但帮助我们设想别人可能是错的，他还教给我们一种简便的方法，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开始过有思想的生活？很少有哲学家比苏格拉底对此的要求更低了：我们不需要受过多年正规教育，也不一定需要闲适的生活。任何人，只要有好奇心、思维正常，有意对一种常识的观念进行评估，就可以随时在街头同一个朋友开始对话，仿效苏格拉底的方法，不到半小时也许就会得出一两个开创性的新思想。

苏格拉底拷问常识的方法在柏拉图的早期和中期的对话录中随处可见，由于其步骤一贯，很容易用说明书、手册类的语言表达而不走样，并适用于任何被灌输的或者想要反抗的思想信仰。这一方法告诉我们：一项论断是否正确，不取决于它是不是大多数人的主张，或长期为重要人物所信仰。只有不能被合乎理性地驳倒的论断才是正确的。不能证伪的论断才是真理。如果能够被合乎理性地驳倒，能够被证伪，那么不论有多少人相信，不论相信它的人多伟大，这种论断也是错的，我们应该怀疑它。

苏格拉底式的思辨方法

（1）取一种为世所认定的常识论断。

勇敢的行为要求坚守阵地不后退。

有美德的人需要有钱。

（2）想象一下这一论断可能是错的，尽管说这话的人充满自信。寻找这一论断可能不对的情境。

是否存在在战场上后退的勇士？

是否存在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的人？

一个人能否有钱而无德？

一个人能否无钱而有德？

（3）如果对以上问题找到例外情况，那么原来的定义就是错的，或者至少不准确。

勇敢而后退是可能的。

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是可能的。

有钱而为卑鄙小人是可能的。

贫穷而道德高尚是可能的。

（4）最初的论断必须考虑到以上例外并将之精确细腻地表达。

在战场上退或进都可以是勇敢行为。

有钱人只有财产取之以道才可称为有美德；而有些无钱的人可能有美德，因为其处境使美德与赚钱不能两全。

（5）如果随后又找到了对以上修正过的论断来说的例外，那么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真理——就迄今为止人类可以企及的而言——寓于一项看来驳不倒的论断。追求真理，就是发现我们原来差不多认定为是的其实为非。

（6）不论阿里斯托芬如何加以歪曲，思考的产物总是优于直觉的产物。

当然，不经过哲学思辨也有可能获得真理。即使不用苏格拉底的方法，我们也会认识到如果处境使道德与赚钱不能两全，一个没钱的人是可以称为道德高尚的，或者在战场上进退都可以是勇敢行为。但是，除非我们先已对反对的意见作过彻底的逻辑思考，遇到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就会不知如何应付。如果有一位盛气凌人的人物断然表示：金钱是道德的要素，或者只有懦夫才在战场上后退，我们就无言以对。缺乏反击的论据做后盾力量（犹如普拉蒂亚战役和在腐化的社会中致富），我们只能理不直气不壮地或是蛮横地说，我觉得我是对的，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

意见虽然正确，但不知道如何理性地回应反对的意见，苏格拉底称之为“原始意见”，以别于“知识”——那就是不但知道一种看法之所以为真，而且还知道另一种看法之所以为伪。“原始意见”比“知识”逊一筹。苏格拉底把这两种对真理的认知比作著名雕塑家代达罗斯的优美的作品：由直觉得来的认知犹如一尊塑像放在室外的底座上而没有支撑，随时可以被一阵大风刮倒；

而以理智和反诘的论据为支撑的认知则犹如用绳索钉牢在地上的塑像。

苏格拉底的思辨法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获得结论的途径，这样达成的意见可以经得起狂风暴雨而信心不动摇。

苏格拉底在70岁时遭遇了一场风暴。3名雅典人——诗人米利图斯、政治家阿尼图斯和演说家莱昂——认定他是一个怪诞的恶人。他们指责他不敬城邦之神，腐蚀了雅典的社会构成，唆使年轻人反对他们的父辈。他们认为应该让他沉默，甚至杀死他。

雅典城邦已经建立起一套分辨是非的程序。赫里阿斯特法庭 位于集市之南，那是一幢庞大的建筑，一头是陪审团员坐的长凳，另一头是公诉人和被告方的讲坛。审判开始先由公诉人讲话，接着被告讲话。然后由200人到2500人组成的陪审团投票或举手表决是非曲直。这种用计算赞成的人数来决定某种主张的是非的办法贯穿于雅典的整个政治和法律生活中。一个月中有两三次，全城的男性公民，大约3万人，应邀到集市西南的普尼克斯山头集会，用举手表决的办法决定城邦的重大问题。对于城邦来说，多数人的意见就等同于真理。

审判苏格拉底那天，陪审团有500名公民。公诉人一开始就要他们把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哲学家当作一个不诚实的人。他上天入地刨根问底，他提出异端邪说，他善于用闪烁的辞藻让弱理战胜强理，他故意通过谈话腐蚀年轻人，对他们施加邪恶的影响。

苏格拉底对这些指控进行申辩。他解释说，他从未对天上或地下的事物提出过理论；他信奉神明，并非异端；他从未腐蚀过雅典的青年，只不过有些逍遥自在的富家子弟模仿了他的提问法，证明某些重要人物无知，使他们感到恼火。即使他误导了任何人，那也是无意的，他没有理由故意对同伴施加坏影响，因为他们有可能反过来伤害他自己。如果他曾无意中误导了什么人，那么正确的程序应该是在私下纠正他，而不是公开审判。

他承认他的生活方式显得有点特别：

我对许多人关心的事弃置不顾——赚钱、经营房产、追求军职或文职的荣誉，或其他权力地位，或参加政治团体以及本城邦的政党。

但是，他从事哲学的动机是出于改善雅典人生活的朴素愿望。

我设法劝告你们每一个人少想一些实际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

他解释说，他已献身于哲学，因此即使陪审团以他放弃哲学活动为释放他的条件，他也不可能放弃：

我将继续像平时一样说：“我的好朋友，你们是雅典人，属于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邦。可是你们汲汲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假如有人争辩说自己不是那种人，还是关心真理和灵魂的，那么我不会放他走或离他而去，而要对他进行盘问，让他经过考验……我将要对所有我遇到的人这样做，不论老、少、本邦人或是外邦人。

现在轮到那500名陪审员来决定了。他们经过简短的讨论后，220人决定苏格拉底无罪，280人认为有罪。哲学家苦笑说：“我没想到比分那么接近。”不过他没有丧失信心，没有犹豫，没有惊慌；他坚持对一种哲学方案的信仰，虽然他的听众刚刚以56%的多数宣判其为荒谬。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的泰然自若，如果我们听了几句对我们的性格或业绩的严厉批评就忍不住掉眼泪，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正确的能力主要是由他人的赞许构成的。我们对于不受世人喜爱很在意，不仅是出于实用的理由——例如生存或升迁，更重要的是世人的嘲弄似乎是一种信号，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已误入歧途。

苏格拉底自然也会承认我们有时可能是错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怀疑，但是他会提出一项至关重要的细节来改变我们对真理与不受世人喜爱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错误决不能简单地以遭到反对来证明。

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反对我们的人数，而是他们反对的理由有多充分。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由不受世人喜爱转向解释其所以然。社会上占很大比例的人认为我们是错的，听起来怪吓人的。但是在放弃我们的立场之前先要审视一下他们得出这一结论所用的方法。我们对他们的反对意见给予多少重视，应取决于他们论证方法是否健全。

但是我们似乎被一种相反的倾向所折磨：每个人的话都听，每一句不中听的或是嘲讽的意见都足以使我们心烦意乱。我们往往不能反思一个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宽慰的问题：这些阴暗的指责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常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诚实的批评者与出于愤世和妒忌的反对意见相提并论。

我们应该花点时间看看批评的背面。如苏格拉底了解到的，尽管经过小心掩饰，其思想的基础可能是极端歪斜的。我们的批评者可能凭着心血来潮摸索到结论，或者出于冲动或偏见，然后利用他们的地位抬高他们的点滴直觉。他们的思想可能就是像喝得醉醺醺的业余制陶人那样建立起来的。

不幸的是，与陶器不同，思想产品的优劣极难一眼就分辨出来。分辨哪一件陶器是醉汉做的，哪一件是清醒的工匠做的并不难。

可是要立即确定以下两个定义的优劣，就要难得多：

ἡ φϱόνιμοϛ ϰαϱτεϱία

ἔστιν ἀνδϱεία.

ἀνδϱε όϛ ἐστι ὃϛ ἂν ἐν τ τάξει

μένων μάχηται το ϛ πολεμίοιϛ.

一种坏思想以权威的方式提出来，往往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具备好思想的分量，尽管并没有证据说明它是如何产生的。而我们只注意结论，就会养成尊重错了人的习惯。所以苏格拉底敦促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他们得出结论的逻辑上。即使我们逃避不了遭遇反对的后果，我们至少可以免去自以为非的那种软弱感。

这一想法最初提出是在审判之前不久。有一次苏格拉底与一位从西西里来雅典访问的著名修辞学教师波卢斯对话。波卢斯有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观点，热切地想以之说服苏格拉底。波卢斯认为对于人来说，幸福生活的核心莫过于做僭主，因为专制统治可以让人随心所欲，把敌人投入监狱，褫夺其财产，处决他们。

苏格拉底彬彬有礼地听着，然后用一系列的论据回答，企图证明幸福在于行善。但是波卢斯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看法，指出专制君主常常得到大多数民众的尊敬，并举马其顿的国王阿基劳斯为例，他谋杀了他的叔父、侄子和7岁的合法继承人，但仍享有雅典广大公众的支持。波卢斯得出结论说，喜欢阿基劳斯的人数就是一种标志，证明他关于专制的理论是正确的。

苏格拉底谦恭地表示，确实要找到喜欢阿基劳斯的人比较容易，而找到支持幸福在于行善这一看法的人较难，他解释说：“假如你想找证人，证明我说的话是错的，你可以指望几乎全雅典的人都同意你的观点，不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地来的。”

如果你愿意，尼塞拉特斯之子尼西亚斯连同他的兄弟们都会支持你，他们拥有狄俄尼索斯（酒神）的领地那一整排祭坛。斯凯利尤之子阿里斯托克拉得也会支持你……你要愿意，还可以拜访整个伯里克利家族，或者你选择的任何雅典世家。

但是苏格拉底激烈地否认对波卢斯的论点这种广泛的支持本身足以证明其正确。

问题在于，波卢斯，你想把人们在诉讼中认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巧辩法用在我身上。在法庭上，人们也以为只要举出一大批显赫的证人支持他们的观点，而对方只能举出一名证人，甚至举不出证人，就可以证明对方是错的。但是这种辩论用之于真理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在法庭上被一大帮不约而同反对自己的、望之俨然的证人击败是完全可能的。

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多数人的意志，而是来自正当的说理。我们在制作陶器时，必须听从那些知道如何把釉在800度高温下变成Fe ₃ O ₄ 的人的意见；我们造一艘船时，要在意的是那些造过三层划桨战船的人的判断；我们考虑伦理问题时——如何做一个幸福、勇敢、正义和善良的人——不应该被坏思想吓住，尽管它出自修辞学大师、威武的将军和衣着考究的塞萨利贵族之口。

这听起来像精英主义，的确如此。并不是每个人的话都值得听。不过苏格拉底的精英主义决无丝毫势利和偏见。他也许对涉及的观点区别对待，但这种区别的考虑决不是基于阶级和财富，也不是基于军功或国籍，而是基于理性——他强调，理性是人人都能获得的功能。

要追随苏格拉底的榜样，我们就该在遇到批评时像训练有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一样行动。《古希腊城镇探秘》一书提供了关于体育的进一步情况。

姑且想象我们自己是运动员。教练教给我们一种为掷标枪而锻炼腿力的方法。这需要金鸡独立举起重物。在外人看来这样子很怪，他们嘲弄我们，说我们虚掷了成功的机会。我们在澡堂里听到有人窃窃私语，说我们ἡμ ν μέλει μ λλον τὸ τά σϰέλη ϰαλὰ ἐπιδειϰνύναι ἢ τὸ βοηθε ν τ πόλει πϱὸϛ τὴν ὀλυμπιονίϰην。 这话够尖刻的，但是没有什么可惊慌的，只要听听苏格拉底同他的朋友克里托的对话就行了：

苏格拉底： 当一个人认真训练时，他应该一视同仁地用心听取所有的赞赏和批评意见，还是只听一位有资格的人的话：医生或教练？

克里托： 应该只听一位有资格的人的话。

苏格拉底： 那么他就只应该害怕那一位有资格的人的批评， 欢迎他的称赞，而不理会来自广大公众的毁誉。

克里托 ： 显然是的。

苏格拉底 ： 他应该按照有专业知识的教练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练习和饮食，而不是其他大众的意见。

批评的价值取决于批评者的思想程序，而不是人数的多少或是他们所在的阶层。

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原则：并非所有人的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只应该尊重一部分人的意见，而不是另一部分人的意见……应该尊重好的意见而不是坏的意见……好意见出自对事物有所理解的人，坏意见出自缺乏理解的人……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即使公众对我们说三道四，我们也不必那么在意，而应重视专家对有关正义与非正义的事物所说的话。

坐在赫里阿斯特法庭长凳上的陪审团成员们不是专家。这些人当中老人和伤兵的人数超常，他们把当陪审员作为一项额外收入的来源。陪审员的酬劳是一天3奥波勒斯，少于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日工资，不过对一个63岁、家居无聊的人来说也不无小补。成为一名陪审员唯一的条件就是雅典公民、思想健全、不负债——不过思想健全并不是根据苏格拉底的标准，而只是能够走一条直线，并在提问时说出自己的名字。陪审员在审讯过程中常常打瞌睡，其中很少人有过类似案例的经验或熟悉相关的法规，也没有人就如何得出判决给过他们任何指导。

审判苏格拉底的陪审员是带着强烈的偏见来的。他们已经受到阿里斯托芬丑化苏格拉底的影响，并且觉得这位哲学家对于曾经辉煌一时的本城邦在世纪末遭受的灾难起了一定的作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是灾难性的，斯巴达和波斯联盟迫使雅典屈膝投降，城邦遭到封锁，舰队被毁，帝国被支解。贫困地区瘟疫流行，民主受到专制制度的镇压，成千公民死于其罪恶之手。对苏格拉底的敌人说来，许多僭主曾经与这位哲学家有过过从决非偶然。克里底亚 与卡尔米德曾同苏格拉底谈过伦理问题，似乎他们谈话结果所得就是嗜杀的狂热。

雅典如此令人瞩目地盛极而衰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座希腊最伟大的城邦，75年前曾在普拉蒂亚陆上和米卡利海上打败过斯巴达，如今却要忍受这一系列的屈辱？那个披着肮脏的大衣在街上闲荡，对明白不过的事发出疑问的人就被当作现成的但是完全错误的答案。

苏格拉底明白，他是没有希望胜诉的。他甚至没有时间进行辩护。被告只有几分钟向陪审团讲话的时间，也就是法庭时钟的水从一钵滴满另一钵的光景。

我深信我从未故意错待过别人，但是我不能说服你们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讨论的时间实在太少。如果你们同其他民族一样，不是用一天而是好几天的时间进行重大审判的听证，我想你们也许会被说服，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要在短短的时间内开脱这样严重的指控是很不容易的。

雅典的法庭可不是发现真理的讲坛。那只是一群上了年纪或是一条腿的人的匆匆集会，他们从不把自己的意见置于理性的审视之下，而是一心等待着法庭时钟的水从一钵滴满另一钵。

坚持这样想洵非易事。一定需要从成年累月与普通雅典人谈话中所汲取的那种力量，足以做到在某种情况下不理会别人的意见。苏格拉底并非有意如此，他不理会那些意见不是出于愤世嫉俗，那样做就会违反他自己的信念：每个人都有潜在的理性。但是他大半生黎明即起同雅典人谈话，了解他们是如何思想的，看到了一些可惜他们自己通常看不到的东西，尽管他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看到。他观察到他们倾向于凭心血来潮决定立场，接受世俗的定论而不加质疑。他在最高权威的反对面前坚持己见并不是出于狂妄。他具有一个理性的人的自信，因为他了解，对手的思维方法常常不正确，尽管他远不是自以为一贯正确。对手的反对就足以置他于死地；不一定需要证明他是错的。

当然，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哲学而得到生路。即使被判有罪以后，还可以逃避死刑，但是他的顽强不屈使他错过了这一机会。我们不能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如何逃避死刑，但是如何在不合逻辑的反对面前维持信心和清醒的立场，他应该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榜样。

哲学家的演讲曲终奏雅，激情满怀：

如果你们处死我，你们将很难再找到我这样的人。事实上，打个玩笑的比方，我是受神灵委派附在这个城邦身上的，这座城就像是一匹良种马，由于身躯太大，容易懒散，需要牛虻蜇一蜇……如果你们听从我的意见，就会让我活下去。但是，我猜想，不久你们就会从瞌睡中醒来，听从阿尼图斯的话，一巴掌把我打死，然后再接着睡。

他没有猜错。当大法官要求第2次，也是最终表决时，陪审团中360人投票赞成把哲学家处死。然后，陪审员回家，死刑犯被带到监狱。

可以想见，监狱黑暗而封闭，街上传来的声音中免不了有雅典人的讥诮声，他们巴望这个长着妖怪脸的思想者快死。他本来会一判刑立刻处决的，只是这一判决时间恰好与雅典人每年一度的提洛节 巧合，根据传统，在这个时候城邦不能处死任何人。苏格拉底的善良性格赢得了狱卒的同情，狱卒允许他接待来访者，从而减轻他最后日子的痛苦。来探视他的人川流不息：斐多、克里托和儿子克里托布卢什、阿波罗多罗斯、赫莫杰尼斯、厄庇根尼、埃斯基涅斯、安提西尼、克特西普、美涅克赛努、西米斯、克贝、斐多尼得、欧克利德斯以及忒耳西翁。眼看着一个对他人只有巨大的善意和好奇心的人像罪犯一样等待被处死，大家都掩盖不住自己的哀痛。

虽然大卫的画表现苏格拉底为悲痛欲绝的朋友所围绕，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对苏格拉底的爱是在误解和仇恨的汪洋大海中突显出来的。

为了与牢房内情景形成反差和追求多样化，可能狄德罗会鼓励有些以饮鸩为题材的画家捕捉其他雅典人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情绪——其结果可能出现这样的画面：例如题为《5名陪审员在法庭度过1天后正在玩牌》，或者《指控者晚饭后正准备就寝》。喜欢煽情的画家可以干脆就把这些场景题作《苏格拉底之死》。

当那一天来到时，只有苏格拉底一人保持平静。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被带来看他，但是桑娣帕哭得呼天抢地，苏格拉底让人把她带走。他的朋友们比较安静，但也是涕泗滂沱。即使那个见惯了多少人赴死的狱卒也为之动容，尴尬地向他告别：

“你住在这里的期间，使我认识了你，在所有到这种地方来的人里面，你是最慷慨、最仁慈、最好的人……你知道我是来传什么信的：那么，别了！要来的事不可避免，就请好自为之吧。”他说完，含着眼泪掉头而去。

然后行刑者来了，手里端着一杯毒药：

苏格拉底见到此人就说：“朋友，你是这类事的专家，你说该怎么做？”他说：“就是把它喝下去，然后在屋里走，直到两腿发沉，然后躺下，它就会自己发作了。”说完，他把杯子递过去，苏格拉底平静地接过来……手不发抖，面不改色……他把杯子放到唇边一饮而尽，神色怡然，并不觉得味道苦涩。到那时为止，我们多数人还能忍住泪（据斐多的叙述）；但是当我们看着他真的喝下去时，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不能自已……在我之前，克里托已经控制不住眼泪而走开了。阿波罗多罗斯早就一直在流泪，此时不禁哭出声来，他使得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不能自持，除了苏格拉底本人。

哲学家请求他的伙伴们平静下来——“这像什么样子，我的怪朋友！”他逗他们说。然后站起来在牢房里走动，让毒性发作。等他觉得两腿发沉时，就仰卧下来，腿脚开始失去知觉；毒性向上发展，到达胸口时他逐渐失去意识，呼吸缓慢。克里托见他的挚友的眼睛定住了，就走过去将它闭上。

这就是我们的同伴的结局（斐多说）……我们能够公平地说，他是所有我们知道的同时代人中最勇敢、最智慧、最正直的人。

我自己也情不自禁流下泪来。也许因为据说苏格拉底的脑袋是球状的，两眼距离特别宽，他死去的情景使我想起了我看《象人》录像带时为之哭泣的那个下午。

两个人都遭受了人生最悲惨的命运：行善而被判为恶。

我们也许从来没有因身体缺陷而遭嘲弄，也没有因我们一生的工作而被判死刑。但是那种被误解的场景带有某种普遍性，以上的故事是其最完美的悲剧性的例证。社会生活充满了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实情之间的差距。我们谨慎会被指责为愚蠢，我们腼腆会被认为骄傲，我们愿与人同，却被认为谄媚。我们竭力要澄清误解，但是我们口干舌燥，词不达意。我们的死敌占据了有权摆布我们的位置，他们向别人谴责我们。在导致这位无辜哲学家的冤案的仇恨中，我们听出了自己所受到的伤害的回响，是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公平对待我们的人加于我们的伤害。

但是这个故事里也包括报应。哲学家死后不久，公众的情绪就开始转变。伊索克拉底写道：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帕拉米德》上演时，苏格拉底的名字一出现，观众就哭了；狄奥多罗斯说，指控苏格拉底的人最后被雅典人私刑处死。普卢塔克告诉我们，雅典人对那些指控者恨之入骨，拒绝与他们共浴，在社交场合排挤他们，最后他们在绝望中自缢身亡。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叙述称，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城就判处米利图斯死刑，流放了阿尼图斯和莱昂，并斥巨资为苏格拉底树立了一尊青铜像，是大雕塑家利西波斯制作的。

哲学家预言，雅典人最终会同他一样看问题，的确如此。这样的报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往往忘记，偏见与妒忌消退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故事鼓励我们，在自己与世不合时不是通过当地陪审团的讥讽的眼神来解释何以故。苏格拉底被500名智力有限的男人审判，他们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而心怀非理性的疑虑，被告的样子又很怪。但是他仍对更为广大的法庭抱有信心。我们虽然在某一时间住在某地，但是通过这一范例，可以在想象中置身于有希望受到更加客观的审判的时代和地域。我们也许不能及时说服本地的陪审团支持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从后代做出的判决的希望中得到慰藉。

但是苏格拉底之死也可能使我们有被误导的危险。它可能使我们形成一种自我欣赏的信念，在被多数人憎恨与正确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好像天才和圣人的命运就是先受误解，然后由利西波斯给他们塑铜像。我们可能既非天才又非圣人。我们也可能利用这一范例挑战理性，幼稚地相信，当别人指出我们错了时，我们最正确不过了。

这不是苏格拉底的意图。认为与世不合就是真理的同义词与认为与世不合是错误的同义词一样幼稚。一种思想或行动是否有价值不取决于它广受赞同或广受攻击，而取决于它是否合乎逻辑规则。一个论点不能因为多数人谴责就是错的，但也不能以英雄的姿态总是对抗多数，以为这样就一定正确。

哲学家向我们指出一条路，可以摆脱两种强有力的错觉：应该永远听从舆论，或是决不听从舆论。

如果我们追随他的榜样，努力做到永远听从理性的律令，就会得到最大回报。 2Vs5I1EXAPGtM1VYaq5sh54BBUJ/W9mT+Q2z2jdFaFkLTxs9poynsCyCsQ6c/F/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