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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活中的诸多压力，许多人已经被逼到了做事不负责任的地步。别人对他们感到不满，疏远他们，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这种不满和疏远表现出来。于是，家暴和街头暴力成为家常便饭。在校园里，学生的情绪宣泄越发激烈。在市场中，内幕交易和价格操纵似乎成为常态。在生活中，肥胖和厌食症几乎成为流行病：同时，人们面临沉重的债务。
毋庸置疑，不负责任的人不但自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也让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承受了巨大代价。父母不负责任，将使他们的孩子付出代价；经理、医生以及老师不负责任，造成的后果则由他们的员工、患者和学生埋单。无法有效地应对生活中各种压力的人，将给他人的生活增加压力。
今天，许多人已经受够了这些，他们感到这个世界正在失控，无法忍受。他们想控制这些压力，实现自我约束，让身边的人表现得更好。他们与那些呼吁人们承担更大责任的作家和政治家产生了共鸣，后者从道德的视角来看待上述问题，呼吁是时候强化控制了。
控制是个简单的答案。它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给予奖赏或者威胁施加惩罚，将使得犯错的人服从。这听起来很严厉，所以，对那些认为问题已经出现，自己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思考，更别说采取措施解决的人来说，这个前提让他们感到安心一些。
然而，尽管人们呼吁加强控制，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单靠这种方法不管用。试图施加更严格约束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同时，广泛依靠奖励和惩罚来激励人们承担责任的做法，也产生不了期望的效果。实际上，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建立在刚性权威原则基础之上的所谓解决方案，不但没能减轻问题，反而使之日趋恶化。
替代的解决方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指责与控制，而是首先探究人们起初为什么会不负责任，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暴力相向，以不健康的方式行事，深陷绝望的债务泥潭，或者为了积累财富而疏于照顾孩子。这种解决方法从不负责任者的视角观察，着重关注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并且解释影响那些动机的社会力量。然后，它探讨了让人们做事更负责任的因素。
这本书阐述人类动机，围绕着某一行为是自主的还是被控制的这一重要区别来组织其内容。从词源上讲，自主（autonomy）一词源于自我管理（self-governing）。实现自主，意味着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也就是说，凭自己的意志做事，并感到自由。自主行事时，人们完全愿意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且带着兴趣和决心沉浸在做事的过程中，其行为源于他们真正的自我感觉，所以，他们是真实的。相反，受到控制（controlling）意味着人们在压力之下行事。假如人们受到控制，在行动时便没有一种获得个人认可的感觉。他们的行为并未表达自我，因为自我已经屈服于他人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地将人们的状态描述为疏离（alienated）。
与控制及疏离相对，自主及真实（authenticity）的问题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时候，它们的表现形式相当激烈，带着明显的社会意义，另一些时候，它们只对个人产生后果，因而不易察觉。
假如某位男性认为价格操纵是错误的，从而顶住压力，决不屈服于价格操纵，那么，他就是在自主行动、真实生活。但如果他屈服于压力，在操纵价格的过程中给数千人带来了严重伤害，使得国家形象受损，那么，他就是被控制的、不真实的。假如某位女性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而在学校董事会任职，因为她相信这份职责是有意义的，那么，她就是自主的、真实的。但是，假如她在学校董事会任职只是为了在他人面前保持良好的形象，而实际上自己内心根本不想这么做，那么，她也是被控制的、不真实的。
在某种程度上，非自主的行为就是被控制的行为，它有两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是顺从（compliance），即顺从掌权者希望实施的解决方案。顺从意味着做别人要你做的事情，因为别人已经告诉过你要做这件事。我记得多年前，电视台开始出现这样一种做法：在总统发表演讲后，马上播放反对的参议员或众议员的不同意见。我的一位朋友评价道：“我认为，他们这么做是不对的。”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问道，“不同的意见值得听取嘛。”
我朋友抗议道：“但他是总统。”
尽管这种对总统的崇敬在今天看来近乎古板，但这条评论是顺从态度的缩影。著名作家查尔斯·雷奇（Charles Reich）谈到过“无名的权威”（nameless authority）。这是一种在我朋友的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权威，使得他顺从地思考和行事。
第二个类别是反抗（defiance），这意味着仅仅因为人们期望你怎么做，你就一定要悖逆这种期望来行事。顺从和反抗存在于一种不稳定的关系中，代表着对控制的互补反应。哪怕在某一个体之中，也总是有一种倾向占据主导地位，不是顺从，就是反抗。这样一来，我们发现有些人非常顺从，似乎总是按照局势的要求来行事，而另一些人似乎藐视权威的所有要求和指示。但是，即使是在某一种对控制的反应占主导地位的人们身上，也依然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可能以微妙的方式显现出来。例如，一个表面上服从老板所有要求的下属，可能会暗中搞破坏，以报复老板。
反抗是人们不服从控制的倾向的外在表现，它与顺从不稳定地共存，而顺从则是人们服从倾向的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力主义者依赖于控制，他们从自己控制的那些人身上既感受了些许反抗，同时也收获了他们期望的顺从。但是，更糟糕的是，顺从本身的代价极其高昂，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本书详细描述了这种代价，也就是深深的疏离，它产生了各种不良的后果。
只有自主的行为能带来真实性，因为它意味着行为人要成为自身行为的创造者，也就是说，按照一个人真实的内在自我行事。理解自主、真实性和自我的关键是被称为整合（integration）的心理过程。一个人心理的各个方面，与他内在的核心自我相整合或者相一致的程度是不同的。只有当引发和调节某一行为的过程与自我相整合时，该行为才会是自主的，这个人才是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真实就是与真实的自我一致。
我们将自我理解为一个整合的中心，人们据此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隐喻地讲）此概念一个明显而重要的内涵是，某一行为的原因，有可能出自个人本身，但不存在于自我。没有人会说精神病行为是真实的或由自我决定的。它们由一个人的精神构成的某些方面引起，但并非来自我们所称的自我。例如，连环杀手“山姆之子”（Son of Sam）声称听到一些声音，那些声音让他去杀人。很明显，这些声音来自他自己，但并不代表他的自我。
不易觉察，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内化了来自社会的严格控制，并且顺从地回应自己内心的那些力量。这种行为缺乏自由和灵活的特性，而这两者，恰好是自主与真实的特性。想一想，某个人去教堂做礼拜，不是因为他想去，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去。当他的行为带有“不得不做”而不是“选择去做”的体验时，就既不自主，也不真实。
这里还有一些人们反抗内心压力的例子。假设有一位年轻女性，她的父母要求她当一名医生，她将父母的要求内化于心，然后强迫自己在大学里学习医学预科课程。结果，由于她没有把心思放在医学课程上，所以成绩不好。最后，她反抗这种压力，彻底退学。尽管她还喜欢学习别的科目，但终究是退学了，因为她不愿意再屈服于内心的控制。她的反抗行为，同样既不自主，也不真实。
由于整合是自我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个体的行为很可能是由自我以外的因素所发起和调节的。要理解自主与控制，以及人们每天观察到的反抗、顺从和“自我放纵”，就必须考虑这些外来因素。此外，我们还必须了解疏离和不真实的其他各种表现形式，例如，虐待配偶的行为和受虐妻子综合征等。
当人们理解了自我是一个整合的心理核心，在其指引下，个体按照真实的意志来真实行事，人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博学的社会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和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等人的著作会使得读者产生如此多的困惑。他们声明，真实性催生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他们来讲，自我（按照真实原则行事的“行为主体”）在本质上等同于个体，所以，对某个人的任何方面的关注，他们都称之为对自我的专注。
例如，拉什描述，美国文化具有一种对自我的自恋型专注。他说的这种文化中对自恋的专注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不是对自我的专注。相反，自恋与拼命地寻求他人的肯定有关。它需要一种向外的关注（关注其他人在想什么），这种关注会让人们远离真实的自我。对自恋的专注并不是由于人们与自我的一致，而是源于他们已经失去了与自我的联系。在控制型的社会里，人们采用自恋的价值观，因为他们没有发展整合的和健康的自我所需的心理滋养。自恋不是真实性或自我决定的结果，而是它们的对立面。
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对自我的讨论中，还有一种困惑贯穿其中。它涉及自由、自主与独立或孤独的关系。这种困惑在布鲁姆对真实的描述中显而易见，即人们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人；历史学家洛伦·巴里茨（Loren Baritz）的评论指出，当人们自由时，他们完全是孤独的，缺乏情感上的温暖。这些观点来自这样一种误解：当人们与他们自己有了更充分的接触时，当他们在工作中变得更自由时，当他们摆脱了社会的控制时，他们会选择孤立而不是联系。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恰恰相反，随着人们变得更加真实，随着他们进一步提升自我调节能力，他们也就能与他人建立更深的联系。
应当明确的是，仅凭对外部行为的观察，无法理解真实性，我们必须注意它们背后的动机。在20世纪60年代为人权而游行的人中，一些人是真实的，其他人则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健身俱乐部锻炼的人中，一些人是真实的，其他人则不是。只有考虑到人们的行为（比如去教堂、做家庭作业、节食、生孩子，或者偷面包等）背后的动机，并且核实其自主的程度，我们才能解决真实性的问题，并最终解决责任问题。
25年来，我一直在探索自主、真实、自由和真正自我的概念，并将这种探索锚定在动机的概念中。这些探索的成果将在本书中进行阐述，主要由我与理查德·瑞安合作完成。这些成果本身在其他地方以科学的形式呈现，但在这本书中，我用它们来解决社会中与自我相关的根本问题。
瑞安和我并不是唯一关心自主和真实等问题的心理学家。例如，精神分析学家和作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和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也提出了强调真正自我概念的理论，但他们的研究在这样一种传统中进行：依赖治疗案例的材料为理论发展提供实质内容；而我们的研究是在所谓的实证研究传统中进行的，该传统应用统计原理处理通过科学方法收集的数据。
在使用实证方法时，我们采用了适合人们日常生活的概念，比如，当他们去上班或上学时，当他们抚养孩子和处理家庭生活的需求时，当他们面临挑战和制定政策时。因此，从自主行为的角度将真实性概念化，真实性就成了发挥人类功能的一种特定品质，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这使得它从理性思考的领域进入了心理学研究的领域。真实性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工具，让他们反思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同样，疏离的概念在哲学上是指从自我中分离出来，我们也可以从有压力的和受控制的行为的角度对其进行具体的研究和解释。我们所做的数十项心理调查，为这些概念赋予了现实意义。
我们所有人都会发现自己处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这些关系在地位、权力或控制方面存在差异，具有一种可能被称为“一上/一下”的结构，即一方处在优势地位，另一方处在劣势地位。这些关系包括父母和孩子、经理和员工、老师和学生、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其中的一方（父母、经理、老师或医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代理人。因此，这些人有一项职责：激发他人的动机，鼓励他人承担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代理人的角色使人们成为社会的化身，并且赋予人们传递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任务。因此，这些关系在本书中提出的自主和控制以及真实和疏离的概念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大多数成年人，如父母、社区组织者、教练、工作组负责人或者医生等，都负责向别人提建议、提要求。但有的时候，他们也接受别人的建议和要求。即使是产值高达上亿美元的公司的CEO，也得时常听从他们的医生或配偶的命令，同时还要听从父母的训诫。人们永远不会停止在各种力量中寻找他们自己的声音和方向，这些力量在他们扮演的各种角色中都发挥着作用，而对于他们扮演的这些角色，别人是他们的权威，他们自己则处在劣势地位。
即使是在亲密关系以及表面上平等的其他关系中，也充满了自主和控制的问题。然而，在这些关系中，存在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复杂性，每一方不但要努力实现自主，而且要支持另一方的自主。我们需要在感到自由和支持他人自由之间谋求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且这一动态的平衡，表明了人类的自主问题是如何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联系交织在一起的。
为了变得更加自主和真实，人们必须认真对待他们的这种“一上/一下”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必须超越这种关系。对这些关系的研究，尤其具有指导意义，因为这强调了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们（他们在创造所谓受其权威影响的人的社会环境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如何影响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的动机。此外，对这些关系的研究，还揭示了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在努力维持和培育他们的生命活力时的策略与需求。我们容易找到感觉自己像“奴隶”的员工，但难以找到那种积极主动、在某种意义上掌握自身命运的员工。并不是所有的经理都会帮助这些感到自己像是“奴隶”而不是“主人”的员工。此外，我们容易找到那些感觉自己是“船员”的孩子，但难以找到那些感觉自己是“船长”的孩子。并不是所有的父母和老师都会帮助这些感觉自己是“船员”而不是“船长”的孩子。这些问题与培育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们的积极性有关，也与更广泛地促进人们在社会中的自主和责任有关。
大多数人似乎认为，最有效的激励来自外部，是某个善于鼓舞他人的人对另一个人做的事情。这方面的原型数不胜数。想象一个例子，在更衣室的演讲中，教练凭借他那充满天赋的“三寸不烂之舌”，让纵容与敦促并举，羞辱和劝诫同行，最终将懦夫变成冠军。或者，再想一想在整齐有序的教室里，充满关爱的老师通过巧妙的奖惩手段，把一个个调皮的“小淘气”变成听话的学习者。
不过，瑞安和我进行的所有研究表明，内在动机而非外在动机，才是创造、责任、健康行为以及持久改变的核心所在。外部的各种巧妙激励或者施加的压力（以及内部的压力）有时的确能使人顺从，但这种顺从将带来各种负面后果，包括滋生反抗的冲动。由于顺从与反抗都不能代表自主与真实，因此，我们必须不断面对一个极为重要而看似矛盾的问题：如果说引起最负责任的行为的最强大动机必定来自人们的内心，如果说这种动机必定扎根于处在劣势地位的人们（比如患者或学生）的自我深处，那么，处在优势地位的人们（比如医生或老师）又怎么能够激励他们呢？
事实上，这个重要问题的答案，只有在再度清晰阐述问题时才能显现出来。正确的问题不是“人们如何激励他人”，而是“人们怎样才能创造条件让他人激励他们自己”。当我们如此清晰地阐述这个问题时，我们的研究也将反复确认，处在优势地位的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实际行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决定着那些被监督、教育或者照顾的人是否会有效自我激励，而且，事实上它们还决定着后者是否会增强自己的自主与真实。这本书阐述了这些社会力量如何影响动机和发展。
人们终其一生都在纠结自己是否在做自己的选择，即他们的行为究竟是自主的还是受外部因素或自身某种强大力量控制的。选择是自我决定和真实的关键，而一个人是否真的选择做某件事，对于大多数民事和刑事审判都至关重要。患者是否真的对某个医疗程序知情并且同意，涉及数百万美元的费用。对某个人究竟是该判死刑还是该由精神病院监禁起来，可能取决于陪审团认定其到底是选择扣动扳机，还是受所谓“暂时精神错乱”的内心冲动所迫。
对社会来讲，这个问题涉及人们是否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实际情况和心理状况。当然，有的律师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努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着力推动平衡。在最极端的现代发展趋势中，刑事司法体系已将“防卫过当”（imperfect self-defense）的概念玩弄于股掌之间。例如，虽然劳瑞娜·波比特（Lorena Bobbitt）和梅内德斯兄弟（Menendez brothers）不否认他们做出的可怕事情，但声称他们的这些行为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受到个人环境的驱使，在那种极度痛苦的环境下，他们看不到别的选择，他们即使没有立即受到他人的攻击，也会以自卫的方式主动攻击他人。有人认为，他们之所以犯下暴力罪行，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必须这么做。
当从文化或人际关系的层面考虑自主与真实的问题时，它们可能是复杂而迷人的，但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和令人兴奋。在某种程度上，主从关系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人们可以用自主和真实的方式来规范自己，也可以用控制和独裁的方式对自己施加压力和批评自己。到底采用何种方式，取决于主从矛盾的解决程度。
许多人发现这个概念很容易理解，比如，上瘾者已沦为瘾性的奴隶，或者，强迫症患者已经成为他自己的冲动的奴隶，但这种主从关系的机制与其他许多行为同样相关。这种机制始于家庭、学校和其他地方的人际交往过程，并且以更加健康或更加不健康的方式被人们所接受。理解这些过程（心理内部过程和人际关系过程），可以颇有意义地回答一些重要问题。这样的理解有助于人们坚持戒烟，培养人们对学习不倦的兴趣，并且让人们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出色。同时，这样的理解对于在充满诱惑性和强迫性的现代文化中定位和锚定一个人的真实自我至关重要。
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利用全面的动机研究来探究自主和责任之间的关系，并且反思如何在疏离的世界中促使人们负起责任。这本书充满了希望，因为它告诉我们可以为自己做什么，又可以为我们的孩子、员工、患者、学生和运动员做什么，实际上也就是说，可以为我们的社会做什么。它提供的指导原则不是灵丹妙药，也不容易做到，但与我们每个人的自我管理有关，适用于老师、经理、父母、医生和教练等角色。事实上，对于决策岗位上的每个人，这些指导原则都是相关的和重要的。它们从了解人们的动机（也就是他们自主的程度）开始，并帮助人们运用这种理解来更加有效地管理自己，以不同方式与他人联系，制定更有意义的社会政策。
就像拉什、布鲁姆、巴里茨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一样，这本书谴责很多事物的状态：阴险的广告勾住了人们的自我；处于支配地位的人控制和贬低与他们交往的人；工具性思维（instrumental thinking，意思是将一切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被过分地强调；物质财富的作用被高估；以及社区捐赠日益减少。但在这本书中，社会批判是次要的，它更为含蓄而不太明显。本书重点描述了社会分裂如何影响社会成员的生活，并考虑我们对此可以做些什么。
在研究真实性和疏离的过程中，瑞安和我运用科学方法探索它们的动机基础。这些方法大多由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行为的有效因果关系”的信奉者发展起来，该假说认为，人的行为由前一事件引发。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假说不能应用于诸如心理自由等概念的研究，而这些概念，以前主要由人本主义者和哲学家在没有科学方法的帮助时提出。
实证方法的运用在验证或者驳斥理论假设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即便如此，它也有很大的劣势：它是一个极其缓慢和系统性的过程。近30年来，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心理学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家庭、企业、学校和诊所中进行的数十项实地研究的成果在不断积累。在本书中，我将这些研究成果作为讨论自由和责任的基础。因此，这里包含的社会批评和指导原则代表着一种推断和推测。我在这里使用从系统观察中得出的统计推论来阐明广泛的人类问题。
我们对个人自主（真实和责任）的研究集中在激励过程上。通过审视可以被称作自主的行为，并且探索调节这些行为的激励过程，我们已经能够详细阐述这些行为在社会背景下的原因及结果。这些问题是本书的核心。它们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我们所做的事情，同时，它们也为解决具体的和实际的问题打下了基础，例如，怎样促进负责任的行为（比如有效地工作，高效和愉快地学习，以及长久地摒弃不健康行为）的产生，使社会和个人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