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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社会组织、信仰、思想、一般文化四个方面简略说明了佛教和中国的禅宗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也是它们影响文学的根据。文学接受其影响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与本书论题直接相关联的，重要的则是上面讲的中国禅宗如何发展了佛教、改变了佛教面貌的几个侧面。
从历史发展看，禅宗在初唐创立，到唐代武则天统治时期迅速兴盛，以其强大的声势，不久就凌驾到其它宗派之上，成为一代佛教的主流，直至五代，其兴盛形势稍戢。而如果就其对于文化，特别是对于文学、艺术发展的作用说，影响则一直绵延到后来。诗歌则是受到重大影响的主要领域之一。这部拙著讨论的就是这个课题。
关于禅宗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钱穆有一段十分生动的说明：
唐代禅宗之盛行，其开始在武则天时代，那时唐代，一切文学艺术正是含葩待放，而禅宗却如早春寒梅，一支绝娇艳的花朵，先在冰天雪地中开出。禅宗的精神，完全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机，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人生来的第一声。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中国此后文学艺术一切活泼自然空灵脱洒的境界，论其意趣理致，几乎完全与禅宗的精神发生内在而很深微的关系。所以唐代的禅宗，是中国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
这丰富多彩的“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的内容，是“说不尽的”。拙著仅只对于禅宗影响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这一个侧面试作简略的历史描述。叙述沿着两条并行的线索进行：一条是禅宗的发展，从兴起到中衰；一条是禅宗影响下诗歌的发展。而诗歌发展的情形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禅宗自身的创作，即所谓“禅偈”，这是“禅文学”的部分；另一部分是一般诗人及其创作。叙述范围主要是从初唐到北宋中期，时间跨度在四百年左右。这正是中国禅宗兴盛时期，也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这二者的重合不是偶然的：在同样的社会发展形势之下，有同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对应着同样的社会要求，二者发展形势大体一致，在相互滋养、相互影响中促进着各自的繁荣。本书论题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复杂、丰富，用几十万字的一本书进行细致、全面描述是不可能的，也是笔者能力之所难及，所以只能使用概括的方法，采取历史的叙述与典型事例分析相交错的方法，梳理出一个大致脉络。细致的研究、描述和论说还有待更多有能力的学者去做。例如关于诗人创作，书中只是举出杜甫、王维、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几位作为代表人物来讨论。写作中笔者更深切地体会到，即使是对于历史上如诗、禅关系这样一个具体现象，把它弄得比较清楚，再粗略地叙述出来，加以阐释，也是十分困难的。
笔者写作所采用的基本是历史描述方法。这是基于笔者的治学观念一贯坚持的做法：就是研究、解释、评价历史现象，第一位的工作是把它的面貌弄清楚，尽可能真实地描述出来，把清晰的历史图像展现在人们面前。当然完全真实地展现历史原貌是不可能的，但总要尽一切可能，做到距离这一目标更为接近一步。这对于研究基础薄弱的课题尤其重要。而如实地说，就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而言，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清理遗产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如果从清末民初“新学”输入、开始使用现代科学方法开展研究工作算起，也就是不到百年的时间。在这百年间，战争、动乱使得工作时进时辍，而所伴随的思想上的混乱和纷争，更常常扰乱研究工作的进程。几经中辍，几经“拨乱反正”，研究往往不得不从起点重新开始，后来的诸多工作往往是前一阶段的重复，这是不得不承认的可悲的事实。谈到这种情况，并不是贬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因为对许多领域的研究而言，实在不能作过分乐观的估计。如本文开头所说，涉及关系宗教学领域的研究，具体到禅宗与诗歌关系这类更具体的课题的研究，情形更是如此。所以笔者立意从基础做起，尽可能认真地作历史概况的描述，写成了这一部书。
描述历史上禅宗与诗歌发展的关系，首要的是弄清相互间有没有关联，相互间是否有影响，如果承认有影响，这影响是否重大、值得注意。实际这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只要看看近年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仍然对这个方面不置一词，就可以觉察到意见分歧之严重。比如本书里介绍的禅师们的乐道歌谣、示法偈颂等诗偈作品，多数固然谈不到有多么高的艺术性，水平当然不能和当时的诗坛大家相比，但它们作为诗歌的一体，确曾广泛流行，并给同时和后代诗坛提供许多启发和借鉴，影响过众多诗人的创作，则是不能不承认的。宋诗大家如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大都写过禅偈风格的作品，禅的语言、意象更广泛融入他们的作品之中。但是在对于这些诗人的研究中，这一方面往往忽略。弄清这些问题，就需要让史实说话。笔者的工作就是用史实来证明诗与禅二者间确实有联系，有影响，而且这种联系十分密切，影响相当巨大。在相互影响的错综复杂关系中，笔者的侧重点则是单方面地探讨禅宗对于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而仅就这一个课题而言，虽然目前论著不少，但资料远未梳理清楚，论说中的问题仍然多多。
但是，正因为拙著的重点在弄清诗与禅“有没有”关系，那么二者关系究竟“如何”，即禅影响到诗歌创作思想、艺术诸方面的具体表现，就无暇多所顾及。实际这后一方面是更为复杂、艰难的课题，在学术上也更有意义。如果说笔者所作的历史描述并不全面、深入，那么对于禅宗给予诗歌创作影响的分析则更为疏略。这方面的任务是需要有兴趣的学界同行，特别是新进学人加以承担的。
书局告知初版已经售罄，提议本书再版，又说书的内容还没有过时。这种赞誉的意思，当然是让笔者听了高兴的。但笔者在不同的场合一再说，也确实深刻自觉到，自己不是佛学科班出身，相关研究根底浅薄，本书的学术价值到底如何、能否承受历史考验，实在没有把握。本书再版之际，除了更正初版的一些错误和排版误植以外，更增写以上《说明》和后面的《余论》两章，中间章节也做了多少不等的更正和补充。仍是以真挚的心情，请求读者给以批评指正，更诚恳地希望有更多关于这一课题的优秀论著问世，让这本拙著“过时”的一天早日到来。
[1]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Charles Eliot： Hunduism and Buddhism ）第1卷第342页，李荣熙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2] 《佛教征服中国》（Erich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The Spread g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第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3]
《中阿含经》卷一九《长寿王品迦
那经第九》，《大正藏》第1卷第552页中。
[4] A.K.Warder： Indian Buddhism ，Motilal Banarsidass，Second Revised Edition，Delhi，1980，p.157；《印度佛教史》第145页，王世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5] 《中华帝国的崛起与繁荣》（René Grousset： The Rose and Splendour of the Chinese Empire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第9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6] 《印度对中国的影响》，A.L.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A.L.Bash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 ）第669页，闵光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