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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讨论禅宗。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而且是对隋唐以来思想、学术发展影响巨大，特别是与文学艺术发展关联十分密切的一个宗派。
禅（dhyāna）本是印度古婆罗门教奉行的修行法门瑜伽行的一种，被佛教所吸收并发展出系统的禅观即禅思想和一套修习禅定的实践方法；传到中国，经过消化、发挥，融入本土的理论和方术，逐渐形成中国佛教的禅观和禅法。南北朝时期义学“师说”中的涅槃师（代表人物是竺道生）对于发展中国佛教的禅作出了重大贡献；到唐代，终于形成中国佛教众多宗派之一的禅宗。
关于佛教在中国是否经过“中国化”的过程，是否最终“中国化”了，学术界有人持否定看法。例如牟宗三认为：“佛教只有一个，所谓在中国的发展，都是佛经中所原涵有的义理进一步发挥，并没有变质而成为不同于印度的‘中国’佛教。”
但是佛教固然只有一个，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也无论是它的哪个部派、学派、宗派，其基本信仰、基本组织形式确实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特殊的所谓“中国佛教”；不过如果分析一下中国佛教发展的具体状况和内容就会清楚地看到，它与印度佛教相比较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有许多是关系佛教的根本教义、根本性质的。
佛教自输入中土的初期，已经在不断地融入中国固有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修行方法，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也都在逐渐改变，从而形成不同于外来佛教的许多显著特征。特别是发展到宗派佛教时期，几个重要的、影响巨大的宗派，如天台、华严，更特出的是禅宗，无论是观念还是形态都已经与印度佛教根本不同。二者间主要已不是宗教教派的差别，而是教理体系即根本思想理论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应当承认佛教在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事实，而形成几个“中国佛教”宗派则是其结果。其中禅宗应该说是“中国化”最为彻底的“中国佛教”宗派。正因此，胡适才可以说：“禅有印度禅，有中国禅。”
以下再依据上一节讨论的四个层面，看一看禅宗与所谓“教下”（这是禅宗对一般佛教的贬义称呼）的巨大差异，这是禅宗对于佛教独创性发展的成果，也决定了它对于文化诸领域，特别是文学艺术必然造成巨大影响。
第一，还是先来看作为社会组织的僧团。禅宗宗义以“明心见性”为纲领，因而不重修持，不重戒律。当然禅宗在不同时期、其不同派别、不同人对于修持和戒律的态度、做法不同，但总体倾向如此。因为肯定成佛作祖的关键在返照心源，依靠自性自度，所以就与刻苦修持（比如坐禅）和是否严守戒律关系不大。《维摩经》上讲到维摩诘讥呵大迦叶默守枯禅，是因为禅不在坐。中国的禅师们经常引用这个典故，则立意多有不同，他们往往是从根本上否定传统佛教“四禅八定”的禅修的。又戒律本来是僧人修持和僧团运作的轨范。对于僧侣个人来说，虽然出家是自愿的，但出家之后遵守戒律、维护僧团规范却带有强制性。持戒是僧人的外在标志，限定着出家人的身份。但是发展到禅宗，许多禅师却标榜不读经，不持戒，以至在其最兴盛的中晚唐时期，更形成毁经灭教、戒律荡然的局面。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寺院的丛林制度。禅师们建立起独立的禅寺、禅院、禅堂，禅门风气更加开放、世俗化了。禅师不再是修持清净梵行、受众人供养的僧宝，而成了追求明心见性、自我觉悟的普通人。他们广泛地游化于社会，出现了诗僧、艺僧、孝僧等各类畸形人物。禅宗僧团组织和性质上的巨大变化，禅僧宗风和行为的自由开放，大为密切和强化了与世俗社会的联系。就与文人的关系说，翻开《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有关禅僧与禅的作品连篇累牍，占了很大比例。这样，禅宗使得僧团的组织及其运行状况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内部对其自身，外部对于社会，影响都是巨大的。不过宋代以后，禅、教合一，禅、净合一又逐渐成为潮流，禅宗丛林也与一般寺院相合一，唐代开创的禅僧僧团的生动形式和活泼风气从而夭折了。
第二，信仰层面。如拙著中所介绍的，禅宗主张自性本来清净，不假外铄，把艰难的修持转变为心性修养和自我觉悟功夫；到中唐时期出现洪州禅一派，更提出“平常心是道”，“非心非佛”，把超越的“佛心”、“清净心”与平凡的“人心”、“平常心”等同起来。这样，禅宗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对于一切外在神圣和它力救济的信仰。南宗禅的主要经典《坛经》已经对于净土的存在和往生净土的追求坚决地加以否定。后来禅宗在进一步发展中更把这种尖锐的批判精神大加发扬，以至中晚唐禅门出现呵佛骂祖的“慢教”一派。他们代表着一时的思想潮流，形成强大的声势。虽然后来这种狂放宗风得到抑制和纠正，但其余波长久激荡，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禅宗绝对地肯定平凡人的主观心性，否定对于偶像、经典的崇拜和对于它力救济的信仰，客观上体现了对于人的个性自主和人性解放的要求。当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宗教教派里，既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作后盾，又不能系统提出正面的理论纲领，这种追求不能不以失落而告终。但是其价值和意义却是不可否定的。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体制下，在人们普遍地迷信专制统治和经学权威的环境中，这种大胆地否定一切权威、冲决一切思想网罗的行动和精神，给人们以长久的鼓舞和激励。对于处在权力边缘的文人阶层更是如此。
第三是思想层面。还是归结到“中国化”问题：为什么应当承认禅宗是彻底“中国化”的中国佛教宗派？仅就传承说，它虚拟了一个外来的“佛陀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说），构造出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法统绪（这虽然有些佛教史的根据，但总体上却是拼凑起来的），而制造出这个传法统绪则是为了确立起禅宗自己的祖统。由此一来，实际就是用中国人的祖师代替了印度的佛、菩萨的地位。又禅门里有一个经常谈论的话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即达摩为什么万里跋涉来到中土？他传播了什么教义？有什么意义？禅门中师资对答斗机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千奇百怪，但实际只得出一个答案，就是“西来无意”。因为自性清净，万古不变，不假外求，无关于达摩来或不来，也无关于他是否传来西方的禅法。与之相应，则在否定外来翻译经典的权威之后，又确立起本国祖师制作的经典的权威。本来佛经被当作“如是我闻”的佛陀所说（实际当然是后来历代教徒逐步结集起来的），但是六祖说法的记录却被尊称为《坛经》。在中国佛教里从而出现了中国祖师说法的“经”，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后来在禅门里，师资间的对答商量代替了讲经说法，而这些对答商量的记录形成的“语本”、“行录”等“册子”则取代外来翻译经论，成为修习、参悟的主要材料。以上这些还只是从传承上、从形式上说，禅宗显然已经从外来佛教的传统中独立出来。而从宗义内容上看，禅宗的禅则已经是胡适说的“中国禅”，即印度佛教经过“中国化”的中国禅。
佛教的禅本来和儒家的“至诚返本”、道家的“心斋”、“坐忘”等心性观念和修养方式有相通之处。而上面提到的对于发展中国禅作出决定性贡献的竺道生则早已把儒、释两家的心性理论相融合，发展出“顿悟成佛” 新说，从而“宣告圣人之可至，而为伊川谓‘学’乃以至圣人学说之先河”
。从竺道生的禅到宋儒的中间环节就是禅宗。关于被禅宗奉为祖师的达摩及其弟子慧可，胡适指出：
慧可颇通中国典籍，所以他能欣赏达摩的简单教义。达摩的四行，很可以解做一种道家式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报怨行近于安命，随缘行近于乐天，无所求行近于无为自然，称法行近于无身无我……《续僧传》说，有向居士……我们看这两位通文墨的佛教徒的酬答，可见达摩的简单教义在那第一代已得他们的了解与接受。我疑心这种了解和魏晋以来的老庄思想不无关系。向居士的“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慧可的“无明智慧等无异”，“观身与佛不差别”，固然即是达摩的“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可是中国文士所以能容易接受这样一种显然不合常识的教义，也许是因为他们久已听惯了中国道家“齐是非”、“齐万物”的思想，不觉得他的可怪了。
这种趋势被禅宗祖师所继承并进一步加以发挥。许多熟悉中土典籍的禅师们，本来就是士大夫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经过他们的消化理解形成的禅宗，乃是外来的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和道教相交融的产物。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禅宗在表述形式上已充分体现了中土思维重简约、重概括的性格。印度佛学以论理细密、逻辑严整、分析烦琐著称。这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研究当然造成一定影响，也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但印度佛学的这种风格和方式终归难于被中土人士普遍、全面地接受。这只要看看南北朝时期诸家义学烦琐缜密的“师说”大多终于湮没不存就可以知道。本来印度佛教对心性理论的探讨成果十分丰富，乃是对于中土思想学术造成重大影响的部分之一。但看《涅槃经》、《如来藏经》、《宝性论》等解说佛性的经论，还有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经疏如宝亮所集《大般涅槃经集解》，其烦琐辨析也很难让中国人理清头绪，得到确解。而禅宗的理论则简炼精悍，往往一语中的。祖师谈禅活泼生动，妙语如珠，又简洁明快，高屋建瓴，完全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这也是它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
第四，文化层面。在中国佛教发展中，居士阶层一直起着重大作用。这是因为中国传统上的基本社会结构由家族血缘关系来维系，社会上层人士又基本以仕宦为人生企向，所以相对而言，知识阶层中人出家的不多，僧人多是贫苦无告的普通百姓。更多的怀抱信仰的官僚士大夫是在家居士。特别是到唐宋时期，有知识的居士阶层的参与和活跃，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得以发展并取得成就的重要机缘和条件。而禅宗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上述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其自由开阔的宗风，更吸引众多的知识分子热衷习禅。而两方面相互作用，就推动了居士佛教的发展。唐宋已降，佛教逐渐走向衰落，居士阶层乃成为支撑其存在和发展的主力。而这一阶层又正是活跃于各文化领域的基本力量。这样，强化和密切了禅宗与广大知识阶层的联系，对于佛教文化的发展，对于佛教发挥在文化领域的影响，都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另外更重要的是，禅宗作为“明心见性”的宗教，无论是它的宗义还是宣扬、实践宗义的具体活动，又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浓重的艺术色彩。禅师们优游山水、放旷自如、不受羁束的人生本身就是艺术的；他们要“绕路说禅”，充满机锋隽语的对答商量，如歌如诗的偈颂谣谚，往往是优秀的禅文学作品；他们返照心源的思维方式，对于清净心性的追求和体认，与绘画、书法等艺术创作相通，可以贯彻到如茶道、花道等艺术形式之中。如此等等，禅宗本身体现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素质，对文化，特别是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刻的。
从以上这四个方面看，禅宗已经相当彻底地改变了传统佛教的面貌。归结到一点，就是它更充分地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形成这些根本特色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它已经不是印度佛教的禅，而是彻底“中国化”的禅。当然从一定意义上它仍然是牟宗三说的“一个”佛教的一部分，这也是胡适所承认的，他曾说：“佛教的革新，虽然改变了印度禅，可以仍然是佛教。”
不过这终究已经是经过中国人、在中国固有传统基础上加以改造并充分实现了“中国化”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