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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中华大地，无论是通都大邑，还是山边水涯，会看到许多佛寺。“天下名山僧占多”，构成祖国锦绣山川的一道独特风景。实际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大多数佛寺如今已经废毁，现存的仅是一小部分。即如曾作为佛教中心、兴盛过数百上千年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敦煌莫高窟等地的大规模石窟寺群，当初都曾是有大量僧众聚集、大批信徒活动的极端兴盛的佛教圣地，如今已只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人们的游览胜地而闻名于世了。但它们恢宏的规模和气势，仍能清楚显现当年庞大寺院群落的隆盛局面。这些也正可以看作是历史上佛教兴旺发达的象征。
佛教输入中土，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这种交流的兴盛时期延续达千余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时期里，伴随着使臣、商队、留学人员和各类移民的西来佛教信徒，沿着丝绸之路，或越过南海洪涛，历尽千难万险，迤逦东行，一路传播着新的宗教；中土信徒则不畏艰辛，不顾身命，过大漠，爬雪山，跨鲸波，越溟海，前赴后继地西行求法。古代的中国长时期作为东方政治、经济中心，本来是信仰佛教的西方各族民众向往群趋之地；而中国人则能够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和融会众长的雄伟气魄积极地接受外来佛教。佛教又是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的载体。中国人通过或借助佛教所接受的不只是佛教兴盛之地的中亚、南亚文化，还有远自西亚（大食）、欧洲（大秦）的文化。佛教自身则在中土这具有悠久、优秀文化传统的土壤上扎根、发展，逐步与本土文化相交融，在不断适应环境、改变自身（即所谓“中国化”）的同时，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与儒家、道家和道教鼎足而立的中国文化的支柱之一。佛教所带动的中外文化交流，就其时间的绵长、范围之广阔、成就之丰硕、影响之巨大与深刻等方面说，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鲜见其例的。
大体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三百多年向中土浸润、渗透，自东晋伊始进入高度发达兴盛期，在直到隋唐宗派佛教繁荣的五六百年间，推动着思想文化领域持续地激荡与迅猛地发展。历史上人所公认的现象是：“鸠摩罗什后，佛教渐趋于独立的发展，到禅宗六祖慧能又是三百年，佛学已立于中国思想史的主坛，其间儒、道二家没出现一个重要思想家。”
对于晋宋到隋唐这一段历史，无论是思想史、哲学史研究，还是一般学术史、文化史研究，佛教的地位和贡献是众所公认的；许多相关论著都把这一时期称为“佛学时代”。钱穆曾指出：
我们若论社会秩序与政治制度，魏晋南北朝一段，诚然可说是中国史上一个中衰期。若论学术思想方面之勇猛精进，与创辟新天地的精神，这一时期，非但较之西汉不见逊色，而且犹有过之。那时一般高僧们的人格与精力，眼光与胸襟，较之两汉儒生，实在超出远甚。我们纯从文化史的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文化演进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并没有中衰。
这里谈的是魏晋南北朝，实际上就佛教所激荡起的思想与文化的活力说，一直延伸、波及到唐末五代；即使是在佛教逐步走向衰微的宋代以后，知识阶层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习佛成风，佛典一般则仍是文人必读书，思想界也仍弥漫着儒、释交流与融合的风气。佛教输入中国并得以扎根、发展，体现了两种同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悠久丰厚的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创造出的成就必然十分巨大、丰硕，影响也必然是广大、深远的。
中国文学的发展正处在这种总的思想、文化潮流之中。在两晋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佛教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特别是在唐代，文学（还有艺术）和佛教（还有道教）同时进入其发展的极盛阶段，并不是偶然的。就文学领域的情形说，佛教乃是直接或间接促成其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而大盛于唐代、声势很快凌驾于诸宗之上的禅宗，更是与文学、与诗歌相互影响，相互推动，有力地促进各自的繁荣，则成为这一文化大潮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但是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如今，有关佛教的学术研究一直十分欠缺。造成这种状况，与中国史学在传统上即轻忽宗教与宗教学术有关系。在清末“西学”东渐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学术意义上的“宗教”观念。佛学在主流文化中大体只被看成是诸子百家之一，佛教则被当作是“礼教”、“方术”、“民俗”的一类。而就史料讲，历代正史基本不为佛教立专志（《魏书》是例外），也不为僧人立类传（《元史》是例外），今传多数材料见于笔记杂书，记载多是零散的、难以考信的事实或传说；教内的文献撰著则基本是以弘法兴教为目的，立意主要不在记录信史。而这种情况在宋代理学兴盛以后更是变本加厉。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
“意执之偏蔽”指对于宗教现象和宗教研究存有偏见，这在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居思想领域主导地位的中国历史上可说是由来已久的观念上的偏颇；“知见之狭陋”则指对于宗教现象缺乏基本的认识和客观的了解。直到今天，有关宗教的知识在学术界和群众中更相当普遍地缺失，尽管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宗教现象本是人类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宗教学乃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传统的偏颇和鄙陋遗留至今，这更使人们痛感宗教研究乃是今天学术研究必须重视、亟待加强的部门。
在二十世纪前期，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我国逐渐得到普及与运用，学术界曾一度相当重视中国历史上宗教现象的研究，陈寅恪批评的那种状况也曾有所改变。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冯友兰、熊十力、陈垣、汤用彤、钱钟书等学术宗师型的人物都曾倾注心力于佛学或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取得的成绩斐然可观，其中不少内容是涉及文学史的成果。当时的许多著作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典范价值。但是，由于诸多原因，1949年以来大陆的宗教学研究却“疏略”愈甚。在一种总的形势的控制之下，文学史研究中对佛教的忽略、贬抑也是势所必然。改革开放以来，形势有所转变，宗教研究呈现日渐兴旺之势。但是一个学科的建设非短期之功所能奏效，从根本上改变根深蒂固的“意执之偏蔽”、“知见之狭陋”更非易事。而这种情况如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就难以取得更大进步。近年来，从事文史研究的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有关佛教和佛学的研究，陆续出现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论著。相信从根本上改变文史研究中“疏略”宗教包括佛教的状况是可以期待的。
笔者写作本书的立意，除了想就文学史上诗、禅相互影响这一现象略述研习心得之外，也意在提倡和推动文史研究中关注佛教与佛学研究方面略尽一己的绵薄之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