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这样，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以全新面貌出现，表现形态上与传统完全对立。但实际在理论上是承袭了六朝佛教义学的成就，在禅法上则继承了达摩禅的内容，并没有割断与传统的联系。

“东山法门”经弘忍的传扬大为发展，门徒众多，高才辈出。净觉《楞伽师资记》记载弘忍的话说：

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资州智诜、白松山刘主簿，兼有文性；华州惠藏、随州玄约，忆不见之；嵩山老安，深有道行；潞州法如、韶州惠能、扬州高丽僧智德，此并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越州义方，仍便讲说 。

这里列举弟子十人，可能是意在仿效佛陀十大弟子故事。但在《历代法宝记》、宗密《圆觉经大疏钞》里所记弟子与此有所不同，反映传说上有差异，禅观上也有不同。然而弘忍门下有建树的杰出弟子不少则是肯定的。

大概是弘忍的弟子为了树立新宗派的法统，参照佛典《付法藏因缘传》所录佛陀传法统绪，创造出自宗的祖统。西天的传承，杜朏《传法宝记》是引据慧远《禅经序》的，说“佛付阿难，阿难付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则知尔后不坠于地”，到达摩“发迹天竺，来到此土”。起初定为西天八祖，经长期演变，到中唐出现二十八祖说；中土传承则达摩之后传慧可，慧可传僧璨，然后以道信接继僧璨，到弘忍为五祖相承。在弘忍门下特别突出神秀，则是神秀弟子有意的创造。

实际上，弘忍弟子法如在弘扬师说上曾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据写于永昌元年（689）的《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说：

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达摩，绍隆此宗，步武东邻之国，传曰神化幽赜，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

这是把法如当作弘忍嫡传的。杜朏《传法宝记》也在记述弘忍、神秀之间加法如，写到他住嵩山少林寺，垂拱中都城名德就请开法，才使“东山法门”传至中原；死前又召集门人，遗训“往荆州玉泉寺秀禅师下咨禀”，把这作为神秀被召北上的契机。该书记载神秀，则说到弘忍死后“十余年间，尚未传法。自如禅师灭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另外张说《大通禅师碑》也说神秀辞去弘忍，“退藏于密，仪凤中，始隶玉泉，名在僧录”。与前面的记载相印证，表明神秀在法如死前名声并未大显。神秀的地位后来突出起来，是出于他的弟子们的推重，也由于他在推广“东山法门”中确实起了巨大作用。

神秀继承了道信与弘忍的禅法，张说在《大通禅师碑》中概括其法要说：

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入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前后。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递为心要；过此以往，未之或知。

这里明确表示神秀是奉持《楞伽经》的。其中所说的“其入也，品均凡圣”，就是达摩所谓“理入”的“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也即是道信的“求心即是求佛”；“息想”、“摄心”也即是“守心”、“安心”。“达摩三论”中的《破相论》即敦煌本《观心论》（S.646，S.2595），据考也是神秀的作品。其中认为“心是众善之源，是万恶之主”，“但能摄心内照，觉观常明，绝三毒永使消亡，六贼不令侵扰，自然恒沙功德，种种庄严，无数法门，悉皆成就。越凡证圣，目击非遥；悟在须臾，何烦皓首”，“一切善业，由自心生，但能摄心，离诸邪恶，三界六趣轮回之业自然消灭，能灭诸苦，即名解脱”。文中又主张“唯须观心，不修戒行”。对于传统“六波罗蜜”的修习，则解释为“六根清净，不染世尘，即出烦恼，可至菩提岸”。这都是“东山法门”的思想路数。

韦处厚《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说到神秀“秦者曰秀，以方便显” ，宗密也说神秀一派是“拂尘看净，方便通经” 。在敦煌文献中存有《大乘无生方便门》、《大乘五方便北宗》以及内容与之相合的没有题目的卷子，都应是反映“方便通经”观念的作品 。所谓“五方便”即一、总彰佛体，亦名离念门；二、开智慧门，亦名不动门；三、显不思议门；四、明诸法正性门；五、了无异门。这显然是从道信的五种“安心方便”蜕化而来的。从所传具体禅法看，也与道信、弘忍提倡的做法相似。例如《大乘无生方便门》（S.0735）记载：

和言：一切相总不得取。（所）以《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看心若净，名净心地。莫卷缩身心。舒展身心，放旷远看，平等尽虚空看。

和问言：见何物？子云：一物不见。和：看净，细细看，即用净心眼，无边无涯除（处）远看……

P.2270是一篇没有题目的卷子，其中说：

是没是佛？佛心清净，离有离无，身心不起，常守真心。是没是真如？心不起，心真如；色不起，色真如。心真如故心解脱，色不起故色解脱。心色俱离，即无一物，是大菩提树。

这样，把解脱的实现归结为众生“心不起”、“色不起”；解脱的手段在“常守真心”；具体的方法则是“看心”、“看净”。这就把道信、弘忍的观点表述得更简洁、明确了。

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功绩，主要不在理论建树方面，而在他善于因应形势，对新禅法大力宣传推动，使之被朝廷所接受。这在新宗派发展上是又一个关键。

如前所述，神秀住荆州玉泉寺，由于法如的推扬而名声传至北方。久视元年（700）朝廷迎请神秀入居东都洛阳（武则天时在洛阳）。未到之前，宋之问曾代东都诸僧草表请与都城士庶以法事至龙门迎接，表文中说：“此僧契无生至理，传东山妙法，开室岩居，年过九十……九江道俗，恋之如父母；三河士女，仰之犹山岳。” 可见他当时名声的盛大。洛下诸僧的态度，也表明在佛教界内部已接受了所谓“东山妙法”。而张说《大通禅师碑》又描写神秀入都的盛况说：

久视年中，禅师春秋高矣，诏请而来。趺坐觐君，肩舆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遂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

如前所述，武则天晚年，正是唐王朝佛教政策的转变期。在“东山法门”兴盛的同时，写经、造像、斋僧、礼佛的佛教活动受到批评。不久后到玄宗即位的开元初年，朝廷就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佛教的措施。神会在促成这个转变上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神秀死于神龙二年（706），身后影响很大，《宋高僧传》记述说：

士庶皆来送葬，诏赐谥曰大通禅师，又于相王旧邸造报恩寺。岐王范、燕国公张说、征士卢鸿各为碑诔。服师丧者名士达官不可胜纪。门人普寂、义福并为朝廷所重，盖宗先师之道也。

神秀死后，中宗诏弟子普寂代领其众。普寂屡蒙恩诏，居止西京兴唐寺。曾诲众曰：

吾受托先师，传兹密印，远自达摩菩萨导于可，可进于璨，璨钟于信，信传于忍，忍授于大通，大通贻于吾，今七叶矣。

这即是后来神会所指斥的“今普寂禅师自称第七代，妄竖秀和尚为第六代” 。从普寂的话看，当时自达摩以来的法统已经明确，而弘忍传神秀，神秀传到他本人也已是公认的事实。

普寂同样受到朝野的普遍礼重。李邕的《塔铭》说“自南自北，若天若人，或宿将重臣，或贤王爱主，或地连金屋，或家蓄铜山，皆毂击肩摩，陆聚水咽，花盖拂日，玉帛盈庭”。李邕本人就是他的俗弟子。死后及葬，“河南尹裴宽及其妻、子并缞麻列于门徒之次，倾城哭送，闾里为之空焉” 。王维的母亲崔氏，曾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 ，是普寂千百信女之一，正是证明他道行影响深远的一例。

神秀的另一个弟子义福，曾师事朏法师。后者有可能就是《传法宝记》作者杜朏。他也于开元十年（722）应道俗之请入都，往来两京。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说：

禅师法轮，始自天竺达摩。大教东派三百余年，独称东山学门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递相印属，大通之传付者，河东普寂与禅师二人。即东山继德，七代于兹矣。

可见他是与普寂并称的另一“东山法门”后劲。他的生荣死哀与普寂也差不多，死后，“制谥号曰大智禅师，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中书侍郎严挺之躬行丧服，若弟子焉，又撰碑文。神秀禅门之杰，虽有禅行，得帝王重之无以加者，而未尝聚徒开法也。洎乎普寂，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载，人皆仰之。初，福住东洛，召其徒戒其终期，兵部侍郎张均、太尉房琯、礼部侍郎韦陟常所信重……” 。可知义福的声誉也是十分崇重的。而这里谈到神秀当年并没有聚徒开法，普寂才正式传教，表明了普寂的贡献。“东山法门”在普寂等人努力之下，在社会上的影响又深入了一步。 pgBpFcxQf31LCieV1PwZKmQeMn2Ss0ICmP2Pd2Ea0R1LcBq5HIo/ssFTFhRCGlz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