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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达摩与道信联系起来的还有一部四卷《楞伽》,即他们都可看作是传习这部经的“楞伽师”一流人。由于达摩禅与“东山法门”都和《楞伽》思想有关系,使得道信的新宗派的门徒顺理成章地把四卷《楞伽》树为立宗典据,这个宗派因而也被称为“楞伽宗”。这是早期禅宗的又一个称呼

道宣《慧可传》里记载:

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专附玄理,如前所陈。

而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一开头就说:

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

又《达摩传》中记载慧可门人那禅师、那禅师弟子慧满。慧满贞观十六年到过洛州南会善寺,与道宣是同时人,道宣《慧可传》说“那、满等师常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不爽遗委”。道宣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应是可靠的。从达摩到慧满四世传承,这实际是达摩禅的一个真实统绪。

值得注意的是道宣《续高僧传》中的《法冲传》。传中说法冲“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麟德为高宗年号,计两年(664—665),其时道宣已是暮年。他这篇为当时人续写的《传》当是相当认真的。《传》中对《楞伽经》的传承有详细说明:

其经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罗三藏翻,慧观法师笔受。故其文理克谐,行质相贯,专唯念惠,不在话言。于后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中原,慧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领宗得意者时能启悟。今以人代转远,纰缪后学。可公别传,略已详之。今叙师承,以为承嗣所学,历然有据:

达摩禅师后,有慧可、惠育二人。育师受道心行,口未曾说。

可禅师后:粲禅师、惠禅师、盛禅师、那老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已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

可师后:善老师出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

远承可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荫师抄四卷,冲法师疏五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十卷。

不承可师,自依《摄论》者:迁禅师出疏四卷,尚德律师出《入楞伽疏》十卷。

那老师后:实禅师,惠禅师,旷法师,弘智师名住京师西明,身亡法绝。

明禅师后:伽法师,宝瑜师,宝迎师,道莹师并次第传灯,于今扬化。

由这个相当详细的介绍,可以看出《楞伽经》传习繁荣的情形。远承可师中的某些人,那老师、明禅师后的一些人,都是与道宣同时代的。也就是说,在初唐,这个传习《楞伽经》的宗派是人才众多、著述也很丰富的。值得注意的是,可禅师后有“粲禅师”,这是可以让人联想到后来的禅宗三祖僧璨其人的唯一史料依据;但在这整个传承系统中,却不见道信的影子。

到后来神秀弟子玄赜作《楞伽人物志》,玄赜门人净觉又据以撰《楞伽师资记》,确立了《楞伽经》传承的传法体系。张说的《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也说到“自菩提达磨天竺东来,以法传惠可,惠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宏忍,继明重迹,相承五光”,并说到神秀承宏忍之后,“奉持《楞伽》,近为心要,过此以往,未之或知” 。这表明在当时人的看法,已确认“东山法门”就是达摩开创的、传承四卷《楞伽》的楞伽宗。

但如果把《楞伽经》的内容与达摩、道信的观点略加对比,就会发现其间差距很大。《法冲传》中列出的达摩门下的许多《楞伽》注疏,今已不存,其内容不得其详,恐怕也如《二入四行论》中所说是“藉教悟宗”、自由发挥而已。客观地分析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脉络,“东山法门”或“楞伽宗”倒是继承了六朝以来大乘佛学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仅仅承袭《楞伽经》的。不过《楞伽经》是印度大乘佛学成熟期的带有综合性的经典,反映了包括瑜伽行派佛性思想的新成果,对禅学亦有新见解,其中众多的论题确实被宣扬新禅法的人所接受与借鉴。

《楞伽经》在我国有三译,即宋元嘉二十年(443)求那跋陀罗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魏延昌二年(513)菩提留支译《入楞伽经》十卷和唐久视元年(700)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七卷。宋译本唯有《一切佛语心》一品,向称文字简古,接近现存梵文本。达摩及其后学所传即这个译本。本经以“五法”、“三种自性”、“八识”、“二种无我” 概括全部佛法,而归结到三界唯心。这是瑜伽行派理论的基本内容。这种烦琐的论证本是达摩以及道信等人不取的。《楞伽经》还提出“五乘种性”说,把众生分为声闻乘、辟支佛乘、如来乘、不定乘、无性乘,这也是瑜伽行派的观点,与达摩“深信含生同一真性”是正相反对的。但由于《楞伽经》的综合性质,内容上又多有矛盾之处。其中所宣扬的“如来藏”思想,是大乘佛学成熟期的主要论题。所谓“如来藏”“有三种义,是故如来说一切时,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何等为三?一者如来法身遍在一切诸众生身……二者如来真如无差别……三者一切众生皆悉实有真如佛性” 。这是对传统佛教性净观念的发挥。《楞伽经》卷二阐发这一思想说:

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罗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大价宝,垢衣所缠,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而阴界入垢衣所缠,贪欲恚痴、不实妄想尘劳所污。一切诸佛之所演说,云何世尊同外道说我,言有如来藏耶?……佛告大慧: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大慧,为离外道见故,当依无我如来之藏。

又卷四说:

此如来藏识藏,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虽自性净,客尘所覆故,犹见不净,非诸如来。

正是这种“如来藏自性清净”思想,为达摩等发展新的心性理论提供了典据。本经又在禅法上分愚夫凡夫所行禅、观察义禅、观真如禅、诸佛如来禅,又提倡圣智内证的“宗通”,还讲到“顿悟”说,这对达摩等人创立新禅法也有所启发。正如中国的儒家经学以注疏形式来树立新学说一样,达摩禅法与“东山法门”也借用《楞伽经》来创立新宗派,以至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把四卷《楞伽》译者求那跋陀罗立为第一代祖师。

把视野再扩展一步来看,达摩、道信等力图打破传统而建立起的新理论、新派别,又正是沿袭了六朝以来佛教思想发展的潮流、加以重新改造而产生出来的。自大乘佛典传入中土,适应中国文化重人生、重实践的传统,在理论上有许多新发展,为后来的新禅法所发挥。例如中国佛教般若学重知解(这是神秘的“无分别智”),禅、慧双修形成为传统;达摩则强调“理入”,道信“五方便”中也强调“知”、“觉”、“观”,这都是有得于“般若慧”的 。又如涅槃佛性学说主张“一切众生,乃至五逆、犯四重禁及一阐提,悉有佛性” ,把佛性普及到平凡众生的每一个人身上,后经竺道生等人的大力宣扬,这种佛性新说流行于一时,后出的传为真谛所译《大乘起信论》 提出一心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提出二门总摄一切法,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因此众生自性清净心乃其成佛正因。达摩等人的性净理论显然合于这一总的思想潮流。因此新的禅宗思想又可看作是大乘思想在中国土壤上的承续与发展。 ECSDH5f24q1ZHg/+M9CASE2aosHwmmhCUUs4AnN2od9qnhCl97xblFaMQw9EDe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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