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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五日，去西域游学十八年的玄奘法师（602—664）回到首都长安，阖城百姓闻声奔集，“始自朱雀街内，终届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迾道两傍，瞻仰而立，人物阗
”
。二月一日，谒帝于洛阳宫，太宗迎慰殷勤。然后，即返长安，入居弘福寺，开始了他长达十九载的枯淡而又壮伟的译经生涯。也就在这二十多年前，有一位当时并没有多大名气的江南和尚道信（580—651），被蕲州（今湖北蕲春县）道俗迎请，在长江北黄梅（今湖北黄梅县）双峰山传法，接引四方学众。到他逝世的三十余年间，影响渐大，前此隐没无闻的双峰山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佛教中心
。
玄奘后来在译经上做出了伟大成绩，又是中国佛教法相宗（慈恩宗、唯识宗）的开创者；道信则被尊为禅宗四祖，实际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开创者。两个人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并造成了深远影响。但他们生前、死后境遇的对比却是颇富戏剧性的。玄奘率其弟子居止于长安各大寺，在朝廷支持之下译经传法，后半生备极尊荣。他编译了大乘般若类经典为一部六百卷大丛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又系统传译了无著、世亲等大乘佛学高峰时期瑜伽行学派的唯识论书，从而在中国译经史上做出了总结性的成绩。由于他著述宏富，门下高足众多，如窥基、神昉、普光等都阐扬师说，多有论作，至窥基有“百本疏主”之称，法相宗曾兴盛一时。但玄奘死后，他所开创的这个曾显赫一时的宗派仅二传即绝（当然这只是就“法统”传承而言，其思想影响一直及于以后各朝，直到晚近仍有所谓“唯识中兴”的出现）。而道信当年传法却仅僻居今湖北一隅，虽然《续高僧传》中说他“入山来三十余年，诸州学者，无远不至”，实际其弟子可考见者除弘忍外只有荆州法显、荆州玄爽、衡岳善伏等数人
；其作品留存的只有被录入敦煌本《楞伽师资记》的一个短篇《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但他死后仅几十年，这个新兴的佛教宗派的势力却迅速扩展到中原，到武则天久视元年（700），道信的再传弟子神秀被迎请入都，一时轰动京辇，以至武则天说“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
，标志这个宗派已被朝廷所承认。此后，在众多佛教宗派的竞争中，这个法系不明、著述单薄、身份低微的小宗派却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其声势就凌驾到所有其它宗派之上，形成为唐代佛教思想，以至一时成为整个思想界的主流。
产生这个对比鲜明的佛教史上的现象，根源是很深刻的。在黄梅这个小教团形成的时候，正是中国宗派佛教发展的全盛期。前面提到的玄奘译介的印度佛教瑜伽行学派的著作，乃是大乘佛教理论思想的最高也是最新的成果，已把佛教哲学的思辨与说明推向了极致。法相宗是印度佛教瑜伽行学派的中国翻版。即在法相宗形成前后，在六朝以来高度发达的佛教义学的基础上，在中国思想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中国佛教宗派相继创立并发达起来。首先有陈、隋之际的智者大师智
（538—597）创立了天台宗；接着隋、唐之际的嘉祥大师吉藏（549—623）创立三论宗
，唐高祖时被迎入长安，高祖劳问殷勤，齐王元吉请为师范
；唐初法藏（643—712）创立华严宗，武则天曾命他在朝堂说法，封之为贤首菩萨戒师
；南山律宗和被取缔的三阶教也兴盛于这一时期。另一方面，道绰（562—645）、善导（613—681）等大力提倡六朝以来慧远、昙鸾等宣扬的净土法门，民间净土信仰、观音信仰以及礼佛敬僧、写经造像等活动隆盛于一时。道世《法苑珠林》、唐临《冥报记》中记录的许多材料都反映了这种情况；敦煌文书中还留存着许多写经遗物
；著名的西安慈恩寺大雁塔、洛阳龙门卢舍那佛像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
。
佛教内部发生的巨大的、戏剧性的演变是有明显踪迹可寻的。武则天为了篡权的需要曾大力利用佛教，把《大云经》女主降世的预言作为依据，“以释教开革命之阶”
，华严宗正是在她的支持与保护下发展起来的。但到她的晚年，即“东山法门”影响渐大的时候，情形有了变化：天册万岁元年（695）杀掉了曾一度被宠信的妖僧薛怀义，流窜其侍者僧徒；久视元年（700）为在洛阳北邙山白马阪造大像引起朝臣的激烈批评
；即在这同一年，神秀被迎请入都。此后，经中宗复辟到玄宗即位的开元初年，朝廷一方面发布了一系列限制佛教的诏书
；另一方面神秀师弟子所宣扬的“东山法门”却迅速普及，倾动朝野。这样，在七八世纪之交，中国佛教史发生了划时代的根本变革：以外来经论为依据的佛教从根本上说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完全适应中国土壤的、革新的中国佛教已经诞生了。稍后时期的李华说：“天台止观是一切经义，东山法门是一切佛乘。”
中唐禅、教皆精的佛教学者宗密说：“经是佛语，禅是佛意。”
这都暗示新兴的“东山法门”是与传统经教相对峙的存在，是适应时代变化的全新的佛教。如果说宗教变革的依据在于社会的变革，那么“东山法门”作为这种变革的产物正反映了社会的新的思想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