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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愿仅仅选择讨论这个题目的几个方面，因为我曾从事过这几个方面的工作，而且我认为这些方面特别重要，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几个方面曾被忽略过。
直至目前，公认的理论仍认为，从某方面看，神经症是一种可以描述的病理状态，它是按照医学模式的标准界定的、现存的一种疾患或病症。我们已经学会用辩证的方式看待它，认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向前的运动，一种趋向健康和完满人性的先前的笨拙探索，胆怯而软弱地，在畏惧而不是在勇气的庇护下前进，而这种探索既包含现在也包含未来。
我们得到的所有证据（大多是临床证据，也有某些研究的证据）都表明，理应设想几乎在每一个人中，也几乎在每一个新生儿中，都有一种趋向健康的积极意愿，一种趋向成长或趋向人的潜能现实化的冲动。但我们同时又面临令人感到悲伤的现实——只有很少的人能实现它。人类总体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人达到了统一性、个性、完满人性、自我实现等。甚至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也是如此。比较来看，我们的社会是地球上最易取得成功的社会之一。这是我们最大的难题：既然我们有趋向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那么，为什么它不能更经常地发生？是什么阻碍了它？
这是我们研究人性问题的新方法，即估计到它的高度可能性，同时深感失望的是这些可能性又如此难以实现。这种态度和“现实主义的”任何现状都接受的态度是对立的，后者认为现状是常规，例如金西就这样看，电视的民意测验结果也一样。于是我们往往陷入一种情境，就是：从描述观点看的常态，以及从无价值观念的科学观看的常态，这些常态或一般状态是我们能够期望的最佳状态，因此，我们应该满足于这种状态。而我宁愿将常态视作一种疾病、残废或瘫痪，只不过那是我们和其他人所共有的，因而未给予注意。我想起我在大学时代用过的一本旧时的变态心理学教科书，一本糟糕的书，但卷首插画非常精彩。下半页是一排孩子们，粉红脸蛋，甜蜜的笑容，兴高采烈，天真无邪，非常可爱；上方是地铁车厢中的许多乘客，愁闷，灰溜溜，绷着脸，像是在生气；下面的解说词非常简单：“发生了什么事？”这正是我要谈论的问题。
我还应提及，我一直在进行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研究工作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为研究工作做好准备，并试图描述所有临床经验和个人主观经验，力求能够用一种科学的方式更好地理解这些经验，即核对、检验、使之更精确，并观察是否确实如此，验证直觉是否正确，等等。为了这样的目的，也为了那些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人，我愿简短地提出几个和下文有关的理论观点。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事实和价值之间、是和应该之间、描述和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哲学家们深感棘手的问题。自从哲学家出现以来他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但直到现在仍然进展有限。我愿提供某些思路，在解答这一古老的哲学难题时，这些思路对我是有帮助的，你甚至可以说，它们是突破两难困境的第三只角。
在此我想到的是一个一般性的结论，部分来自格式塔心理学家，部分来自临床和心理治疗经验。在某种苏格拉底的方式中，事实往往有一定的指向性，或者说，它们是有矢量的。事实并不是躺在那里，像一块烙饼，什么事也不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路标，能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为你提供建议，引导你朝着某一方向而不是另一方向前进。它们“呼唤着”，它们具有需求，甚至具有如克勒所说的“必需性”。我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只要我们有了足够的认识，我们便知道应该怎么做，或更清楚地知道应该怎么做；充分的知识常常能解决问题，当我们必须决定如何做时，它常常能帮助我们做出道德和伦理的选择。例如，我们在治疗中有共同的经验，当人们的“认识”越来越多地进入意识层面时，他们的决策、选择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自主。
我的建议是，有些事实和词汇自身兼有规范和描述两种作用。我暂且称它们为“熔接词”，表示事实与价值的一种熔化和连接。除此以外我必须说的事情应该被理解为我力求解决“是”和“应该”这一问题的努力的一部分。
我自己从谈论开始，已经以一种坦率的规范方式前进，正如我认为我们所有人在这种工作中都会这样做一样。我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健康？我先前的哲学教授，他仍然像长辈那样非常亲切地对待我，我也像晚辈那样尊敬他。有一次他写给我一封信，信中流露出担忧，温和地责备我不该以傲慢的方式对待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信中有这样的话：“你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吗？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有两千年的思想，而你却在这层薄冰上那么轻松和漫不经心地滑行。”我记得我曾回信解释说，这样的做法正是一个科学家的处理方式，这也是研究策略的一部分，即越快越好地滑过哲学难题。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他的回信中写道，我从策略层面考虑，在推进知识中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要涉及哲学问题，就应该是“坚定的天真”。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持的态度。我曾觉得，谈论正常与健康、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等这些探索性的问题是对的，而现在这类讨论却有些专断。我曾做过一项研究，用一些好的画和不好的画作为测试材料，我在注脚中直接写道：“好画在这里定义为我所喜欢的画。”如果我能跳到我的结论，或许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好的策略。在研究健康人、自我实现者等人的特点时，我发现了一种稳定的倾向性，即从公开的规范性和坦率的个体性，一步一步趋向描述性的、客观的词汇，以致今天有了一个标准化的自我实现测验。现在自我实现已能被给出操作性的定义，像智力的定义一样，即自我实现也是可以用测验来测试的。它和各种外部变量密切相关，并继续积累着其他相关的变量。由此我受到启发，觉得从我的“坚定的天真”出发是正确的。我用直觉的、直接的、个人的方式所看到的，现在大多正经由数字、表格和曲线被证实。
现在，我提议再进一步探讨“完满人性”（full humanness）这一熔接词，一个更富有描述性和客观性（和“自我实现”概念相比）而又保留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规范含义的概念。我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从直觉启发式的开端逐步向越来越高的确定性、越来越大的可靠性、越来越客观的外部证据迈进，这又意味着这一概念越来越具有科学的和理论的功效。这种说法和这种思维方式是我在大约15年前受到罗伯特·哈特曼的价值论著的启发而形成的，他把“善”定义为一物实现其定义或概念的程度。这使我想到，或许可以为了研究而把人性概念理解为一种定量的概念。例如，完满人性可以用分类的方式加以说明，即完满人性是抽象的能力、运用合乎文法的语言的能力、爱的能力、有一种特定的价值观、能超越自己，等等。假如我们需要，甚至还可以把这种全面分类列成清单。对于这种想法我们可能有点吃惊，但它非常有用，只要能在理论上向进行研究的科学家阐明就可以，这个概念能成为描述性的和定量的——但也是规范的，比如说这个人比那个人更接近于完满人性。甚至我们能说：这个人比那个人有更多人性。这个熔接词的意义如上文所说的，它确实是客观描述性的，因为它和我的愿望与兴趣、我的个性、我的神经症无关，而将我的无意识的愿望、畏惧、焦虑、希冀从完满人性的概念中排除要比将它们从心理健康的概念中排除容易得多。
假如你曾研究过心理健康的概念——或任何其他健康或正常的概念——你将会发现，有巨大的力量在驱使你投入自己的价值概念中，并把这个概念变成一种自我描述，或可称之为一种你想成为的样子、你认为人们应该成为的样子，等等。你不得不长时间与这种倾向作战。你将发现，虽然这样的努力最后有可能做到客观，但肯定过程很难。即使做到了，你也不能确信无疑。你陷入过选样错误吗？归根结底，假如你选择研究对象是以个人的判断和诊断为基础的，这将比依据非个人的标准选样更有可能出现选择错误。
显然，熔接词相较纯规范词而言，是科学的进步，同时也避开了这样的陷阱——认为科学只能是无价值观念和非规范的或非人的。熔接概念和熔接词使我们有可能参与科学和知识的正常发展，从它的现象学的和经验的开端向更可靠、更有效、更确定、更准确、更能与他人分享和取得一致的目标前进。
其他明显的熔接词有：成熟的、演化的、发展的、发育受阻的、残缺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优美的、笨拙的、愚蠢的，等等。还有许多词是规范与描述不太明显熔接的词。我们终有一天会承认熔接词是可以作为范例的，是正常的、通常的和核心的。那时，纯描述词和纯规范词会被认为是边缘词和例外词。我相信，这将成为人本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这一世界观现在正迅速演化为一种有结构的形态。
首先，如我曾指出的，这些概念距离心理太远，不能充分说明意识的性质、心理内部的或主观的能力，如欣赏音乐，沉思和冥想，辨识韵味，对个人内在呼声敏感，等等。保持个体内部世界的融洽可能和胜任社会活动或胜任现实生活同等重要。
但从理论的精确性和研究策略的观点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概念不如构成人性概念的能力清单那么客观和可以定量。
我愿进一步说的是，我认为这些模式没有一个是和医学模式对立的。没有必要使它们二歧化。医学上的疾病能削弱人的力量，因而它也处于从较多人性到较少人性的这个连续系统中。当然，医学的疾病概念尽管是必需的（对脂肪瘤、细菌侵入、癌等而言），却肯定是不充分的（对神经症的、性格学上的，或精神失调而言）。
选择“完满人性”而非心理健康的说法的另一结果是，我们可以相应地或并列地说“人性萎缩”而不说“神经症”——这又是一个被完全废弃的词。这里的关键概念是人的能力和可能性的丧失或尚未实现，显然这也是一个程度和定量的问题。再者，这更易于被观察，更接近于行为，自然比焦虑、强迫或压抑等更易于被研究。它也把所有标准下的精神病学纳入同一个连续系统中，包括源于贫困、剥削、不适当的教育、奴役等的所有发育受阻、损伤和抑制，也包括经济上有特权的人所出现的新型的价值病态、存在性紊乱、性格紊乱。它非常细致地论述了源于吸毒、精神病态、专制主义、犯罪等的种种萎缩，以及其他不能在医学上被称为“疾病”（如脑瘤）的种种萎缩。
这是一种脱离医学模式的激进运动，一个长久被延误的运动。严格地说，神经症意味着一种神经的疾病，今天我们不用这个旧的说法也完全行得通。此外，用“心理疾病”这种说法会把神经症置入和溃疡、损伤、细菌侵袭、骨折、肿瘤相同的论题范围内，但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最好设想神经症和精神紊乱有关，和意义的丧失、对生活目的的怀疑、失恋的痛苦和愤怒、对未来的失望、对自己的厌恶、对自我生命正在荒废的认识、欢乐或爱的失去的可能有关。
这些都是脱离完满人性、脱离人的盛开之花的堕落。它们是人的可能性的丧失，是曾有的和也许还会有的可能性的丧失。物理和化学的保健预防法在这一心理病源学的领域内肯定会有用处，但和强有力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哲学的、价值论的，以及家庭的决定因素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从心理—哲学—教育—精神转换这一趋向中我们还能赢得其他重要的益处。在我看来重要的一点是，这一转换促成人们对生物基础和体质基础的正确理解。在任何有关统一性或真实自我、成长、揭示疗法、完满人性或人性萎缩、自我超越或任何这一类问题的讨论中，都不能不涉及潜在的生物因素和体质因素。简言之，我相信，要帮助一个人向完满人性运动，首先他要有对自身同一性等的认识。在这一项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是要意识到自己是什么，在生物学上、气质上、体质上，作为人类的一员是怎样的，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愿望、需要，也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自己适合做什么，自己的命运是什么。
毫不含糊地说，一个人自我觉知的绝对必需条件是对个体内部生物学现象的认识，有关我称为“似本能”的本性，以及有关对个人动物本性和种性的认识。这当然是精神分析力图去做的事情，即帮助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本能冲动、需要、紧张、抑郁、爱好、焦虑。这也是霍妮区分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的目的。这不正是个人对于自己真正是什么的一种主观的分辨吗？而一个人如果不首先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体质、自己的机能、自己的种性，他又能真正成为什么呢？（作为一个理论家，我感到非常愉快的是能把弗洛伊德、哥尔德斯坦、谢尔登、霍妮、卡特尔、弗兰克尔、梅、罗杰斯、默里等许多人的观点做出恰当的整合。甚至斯金纳的观点也可以被纳入到这一多样化的队伍中来，因为我觉得他为他的人类被试开出的“内部强化因素”清单看起来多么像我曾提出的“似本能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层次系统”啊！）
我相信，我们有可能把这一范式一直推演到个人发展的最高水平，甚至达到超越自己个性的水平。我相信，我已经证明了接受一个人的最高价值的似本能特性，或者说精神生活或哲学生活的似本能特性。甚至将个人发现的价值论纳入“个人似本能本性的现象学”范畴，或纳入“主观生物学”、“经验生物学”等范畴。
想一想人性程度或定量的单一连续系统在理论上和科学上的重大意义吧！这一连续系统不仅包括精神病学家和医师谈论的各种疾病，而且也包括存在主义者、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所担心的一切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还能把所知的各种健康和不同程度的健康也纳入这个单一的连续系统中，甚至加上自我超越的、与神秘有关的“健康以外的健康”，以及未来可能揭示的更高的人性。
这样的思索对于我来说至少有一个特殊的好处，能使我的注意力敏锐地转向我称之为“冲动的呼声”的东西，或一般称其为“内部信号”（或内部暗示、刺激）的东西。我那时未能充分认识到，在多数神经症以及其他身心障碍中，内部信号会变得微弱甚至完全消失（如在严重强迫性神经症中），或“听”不到或不能被“听”到。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一些体验空虚的人，他们如同僵尸，内部空空。恢复自我必须（作为绝对必需的条件）包括恢复拥有和认知这些内部信号的能力，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喜欢谁，不喜欢谁，知道什么是愉快的和什么不是愉快的，什么时候应该吃、睡、如厕、休息，等等。
体验空虚的人，由于缺乏内部的指示或真实自我的呼声而不得不转向外部线索求得指引，例如，吃饭要看时间而不是顺从他的食欲（他没有食欲）。他靠时钟指引自己，靠常规、日历、日程表、议程表，靠他人的提示和暗示生活。
无论如何，我的解释是：神经症是个人成长的一种失败——它的特定意义现在已很明确。它未能达到生物学上一个人本来能够达到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本来应该达到的）目标，即，他在未受阻挠的方式中成长和发展就能达到的目标。人类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世界变得很狭窄，意识变得很局促，能力受到抑制。例如，优秀的钢琴家不能在众多听众前演奏，或恐惧症患者被迫回避高处或人群。不能学习、不能睡觉、不能吃多种食物的人肯定已受到削弱，正如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一样。认知受损，失去快乐、欢欣和狂喜
，不能胜任，不能放松，意志消沉，害怕担当，所有这些都是人性的萎缩。
我曾提到用更实际的、外显的和定量的完满人性或萎缩的概念取代心理疾病和健康的概念。我认为，人性概念在生物学上和哲学上也是比较健全的。但在我进一步讨论以前，我愿意再说一句，萎缩自然是可逆的或不可逆的，例如，我们对妄想狂人要比对一个友好的、可爱的歇斯底里的人会失望得多。萎缩自然也是动力型的、弗洛伊德式的。弗洛伊德独创的图式谈到一种存在于冲动和对冲动的防御之间的辩证关系。同理，萎缩也能导致一些后果和过程的出现。以简单描述的方式看，它仅仅在罕见的情况下才是一种完成或终局。这些丧失在多数情况下不仅导致了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团体已经阐明的各种防御过程，例如，导致压抑、否认、冲突等。同时它们也引发了我很久以前强调过的应对反应。
当然，冲突本身也是比较健康的标志，假如你曾遇到过真正冷漠的人，真正绝望的人，已经放弃希望、奋斗和抗争的人，你就会得到这样的认识。神经症相应地也有好的方面。它表示，一个受到惊吓的人，不信赖自己、轻视自己的人，仍然力争达到人类的标准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得到的基本满足。你也许会说，这种趋向自我实现、趋向完满人性的努力是胆怯和无效的。
萎缩自然也可能是可逆的。常见的情况是，通过满足需要来解决问题，特别是对于儿童来说。对于一个不曾得到足够爱的儿童，显然最好的方法是极度抚爱他、把爱洒遍他全身。临床的和一般的经验都表明这是起作用的——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我猜测基本如此。同样，尊重对于抵制无价值感也是一副有奇效的药剂。这使我们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假如我们认为医学模式上的“健康与疾病”（在这里）是过时的，那么医学的“治疗”和“治愈”概念和权威医师的概念也必须被废除和被取代。
我愿再谈谈安贾尔所说的逃避成长的一种原因。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改善自身的冲动，一种趋向实现自身潜能、趋向自我实现或完满人性（或你喜欢用的任何名称）的冲动。假定如此，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停顿，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呢？
在这一类对成长的防御中，我愿特别谈一点——因为它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我称之为约那情结（Jonah complex）
。
在我自己的笔记中，我最初称这种防御为“对自身杰出的畏惧”或“逃避自己的命运”或“躲开自己的最佳天才”。我曾想尽可能坦率和尖锐地强调一个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观点，即我们害怕我们的至善正如害怕至恶一样，尽管方式有所不同。从大多数的情况来说，我们有可能比我们的实际表现更杰出。我们都有尚未运用的潜能或尚未充分发展的潜能。我们许多人都在逃避我们的体质提示的天职（事业、命运、生命的任务、使命）。我们常常逃避责任，那是自然、命运，有时甚至是偶然事件命令（或宁可说是提示）的，正如约那力图——徒劳地——逃避他的命运一样。
我们害怕我们最高的可能性（正如害怕最低的可能性一样）。我们一般害怕变成我们在最完美的时刻、在最完善的条件下、以最大的勇气所能设想的样子。我们对于在这种高峰时刻看到自己如神一般的可能性感到愉快甚至激动。但我们同时又带着软弱、敬畏和恐惧的心情在这些可能性面前颤抖。
我发现很容易就能根据我的学生来证明这一点。你只要问他们：“你们班中有谁希望写出最伟大的美国小说，或成为一位参议员、州长、总统，或者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谁想当联合国的秘书长？谁希望当圣人，像施魏策尔
那样？你们中间谁愿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通常，人人都突然咯咯地笑起来，羞愧而不安，直到我再问：“假如你不当，那么谁来当？”这自然是真理。以这种方式，当我推动毕业生趋向这些更高水平的抱负时，我又说：“你们现在秘密计划要写的伟大著作是什么？”这时他们常常显得很难为情，并支支吾吾，设法避开我。但为什么我不应该问那样的问题呢？除心理学者以外还有谁将写心理学著作？这时我追问：“你不打算成为心理学家吗？”“当然想。”“你受的训练是要当一名缄默的或不活跃的心理学家吗？那样有什么好处吗？那不是一条通向自我实现的正确途径。不，你应该想当第一流的心理学家，当你力所能及的最佳的心理学家。假如你顾虑重重只打算做较次于你能力的事业，我就要警告你，在你的余生中你将深感不幸。你将逃避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可能性。”
我们不仅对自己最高的可能性有矛盾心理，而且我们对于其他人和一般人性中同样的最高可能性也抱有一种持久的，我认为相当普遍的，甚至必然的冲突感和矛盾心理。当然，我们敬爱并羡慕优秀人物，圣贤，忠诚的、德高的、纯洁的人。但是，深入观察过人性底蕴的人能意识到我们对圣洁人物所怀有的混杂情感往往是敌对的情感吗？或者对非常美的女人和男人，对伟大的创始者，对我们的智力天才，不也同样如此吗？不需要成为心理治疗专家就能看出这一现象——我们称之为“对抗评价”。只要读点历史就能发现大量这样的事例。甚至我可以说，可能在任何人类历史的探寻中也找不出一个例外。我们肯定爱慕那些体现了真、善、美、公正、完善，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人。但他们也使我们不安、焦虑、困惑，也许还有点妒忌和羡慕，有点自卑、自惭。他们往往使我们失去自信、自制和自重。（尼采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这里我们得到了第一个暗示。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大人物仅仅由于他们的在场和他们的伟大就足以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不论他们是否有意要造成这样的影响。假如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作用，而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一出现我们就会自惭形秽或自卑，那么我们会很容易根据主观投射而做出反应，我们会认为他们极力想贬低我们，好像我们是靶子。于是我们的敌意便可以理解。因此，我认为自觉的意识似乎能排解这种敌意。假如你愿意对你自己的对抗评价、对你的畏惧和敌意加强自我意识和自我分析，你将很可能不再对他们怀有恶意。我因而也愿意这样推断、猜测，假如你能学会更纯洁地喜爱其他人的最高价值，这也许会使你也喜爱自身的这些特性而不再那么畏惧。
和这一动力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崇高事物面前的敬畏，鲁道尔夫·奥托对此有精辟的说明。把这一点和爱利亚德对神圣化和去圣化的洞察结合起来，我们对于面对神或神圣事物时的畏惧的普遍性就能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在某些宗教中，死亡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后果。大多数文字前的社会也有一些地点和物体被列为禁忌，因为它们太神圣因而太危险了。在我的《科学心理学》的最后一章中，我也曾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提供过医学去圣化和再圣化的例子，并力图解释这些过程的动力学。归根到底，它们大都来自在崇高和至善面前的敬畏（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敬畏是内在的、有理由的、正确的、合适的，而不是某种疾病或不能得到“治疗”的）。
但我又觉得，这些敬畏和畏惧不单单是消极的、使我们逃遁或畏缩的东西。它们也是合乎需要的和愉快的情感，甚至能把我们引到最高的愉悦点。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自觉地意识、洞察和“为之行动”，我认为也是这里的答案。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道路，通向对我们最高能力的接受，通向我们可能已经掩藏起来或避开的任何伟大、善良、智慧或天才的因素。
在我试图理解为什么高峰体验通常都很短暂时，我偶然得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启示，答案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我们不过是不够坚强所以不能承受过多！它太震撼、太耗损人了。因此，处在这种极乐时刻的人往往说：“太多了”或“我受不了啦”或“我简直要死了”。当我得到这样的说明时，我有时会觉得，是的，他们可以死了。发狂的幸福令人不能长久承受。我们的机体太弱，承受不了大剂量的伟大，正如机体太弱不能承受长时间的性高潮一样。
“高峰体验”一词比我起初认识到的含义更贴切。剧烈的情绪必然是极点的和暂时的，它必须让位给非极乐的宁静、较平和的幸福，对至善清晰而深沉的认知带来的内在喜悦。极点的情绪不能长久持续，但存在认知（Being cognition）能长久持续。
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约那情结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被撕裂的合理畏惧，怕失去控制、怕垮掉、怕瓦解，甚至怕被那种体验杀死。伟大的情绪最终能淹没我们。怕顺从这种体验而带来的畏惧，这种畏惧类似于当我们想起性感缺失时的畏惧。我认为能通过心理动力学、深度心理学以及情绪的心理生理学和心身医学等文献对其有更好的理解。
另一方面的心理过程我曾在探索自我实现何以失败时碰到过。对成长的逃避也能由对妄想的畏惧而启动。自然，人们曾以较普通的方式谈到过这一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式的传奇文学几乎出现在任何文化中。
例如，希腊人称它是对自大（hubris）的畏惧。它被称为“有罪的傲慢”，这当然是人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对自己这样说——“是的，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我要修改柏拉图并胜过柏拉图”——的人迟早有一天要被自己的自以为是和骄傲弄得呆若木鸡。特别是在他比较软弱的时刻，他将对自己说：“谁？我？”并认为那是一种疯狂的想入非非，甚至惧怕成为妄想狂。他把对自身的内在自我及其一切弱点、摇摆和缺陷的认识与其对柏拉图的光辉、完美而无瑕疵的想象相比。于是，自然会觉得自己太放肆、太自大了。（他没有认识到，柏拉图在内省时必然对他自己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但柏拉图终于前进了，超越了对自己的怀疑。）
就某些人而言，对自身成长的逃避，只树立低水平的抱负，怕做自己所能做的事，自愿的自残，假装的愚蠢，骗人的谦卑，实际上是对自以为是、对骄矜、对有罪的傲慢和对自大的防御。有些人不能掌握谦逊和自豪之间的优美整合，而这对于创造性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许多研究者曾指出，要发明或创造，你必须拥有“创造的傲慢”。但是，假如你只有傲慢而无谦逊，那么你实际上是在妄想。你必须不仅意识到自己如神一般的可能性，而且也意识到人存在的限度。你必须同时能够嘲笑你自己和人的一切矫饰。假如你能对毛毛虫想当神仙感到有趣，那么实际上你便有可能继续尝试并满怀自豪而不再担心自己是否妄想或招致冷嘲热讽。这是一个好办法。
请允许我再提一种办法。我在阿尔都斯·赫胥黎身上看到了此方法的最佳利用，他肯定是我所说的那种伟大人物，一位能够接受自己的天分并加以充分利用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永远对每一件事情的有趣和迷人之处深感惊奇，能像一个青年人一样对事物的奇观惊叹不已，能经常说“妙极啦！妙极啦！”，他能用开阔的视野观察外界，用无羞愧的纯真、敬畏和迷恋来观察，这是一种对自己渺小的承认，一种谦逊的形式，然后安详地前进并对他为自己树立的伟大任务毫不畏惧。
最后，请参考我的一篇论文，其讨论的问题是自身完整，也是一系列论述的第一篇。它的题目，“认知的需要和认知的畏惧”，能充分说明我对被称为“存在价值”（Values of Being）的每一种内在或终极价值所要说的一切。我想说，这些终极价值（我认为它们也是最高的需要，或超越性需要，如我在第二十三章中所说）和所有的基本需要一样都能落入弗洛伊德关于冲动和对冲动的防御所制定的图式中。因此，我们需要真理，爱真理，追求真理这一点，肯定是能够被证明的。不过也同样证明了我们还惧怕认识真理。例如，某些真理伴随着一定的责任，可能会引起焦虑。逃避责任和焦虑的一种方法是直接回避对真理的意识。
我预言，我们将会为每一种内在的存在价值找到类似的辩证关系。我曾想写一系列论文，讨论如“对美的爱和因美而不安”“对好人的爱和因他而恼怒”“对卓越的寻求和毁灭卓越的倾向”等问题，当然，这些对抗价值在神经质的人中更强烈，但据我看来，所有人似乎都应该冷静对待我们自身中的这些卑微的冲动。迄今为止我仍觉得，最好方法是通过有意识的洞察和彻底的研究，把妒忌、猜疑、预感和龌龊的想法转化为谦恭的羡慕、感激、欣赏、崇敬甚至崇拜。这一方法是自感渺小、软弱、无价值并接受这些感受，而且不必以一笔勾销的办法来保护一个假造的高自尊。
我同时认为，理解这一基本的存在性问题不仅能帮助我们接纳其他人的存在价值，同时也能让我们接纳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这将有助于解开约那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