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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心理学中的探寻引导我尝试了各种方向，其中有些领域已经超越了传统心理学的范畴——至少从我受过的训练的意义上说是如此。
在20世纪30年代，我对某些心理学的问题逐渐产生了兴趣，并且发现在当时的传统科学体系下（行为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的”、价值中立的、机械化的心理学），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或有效处理。于是我提出合理的问题，并不得不探寻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些心理学问题。这种方法慢慢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思想，它属于心理学、普通科学、宗教、工作、管理，现在也属于生物学。事实上，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当代心理学已经四分五裂，实际上可以说是被扯成了三个（或更多）分离的、互不沟通的科学或科学家集团。首先是行为主义的、目的论的、机械主义的和实证论的集团；其次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第三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曾被称为“第三势力”，这是由心理学的一些小集团聚合而成的一个体系。我想谈论的正是这第三类心理学。我对这一类心理学的解释是，它包含第一类和第二类心理学，并且创造了“行为主义之上”（epi-behavioristic）和“弗洛伊德学说之上”（epi-Freudian）两个词。这也有助于逃避那些一知半解、非此即彼的绝对论和二等分的倾向，例如，非赞成即反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情况。我是弗洛伊德派的，同时我也是行为主义派和人本主义派的，而且实际上我正在发展一种可能成为第四类心理学的超越心理学。
在这里，我仅代表我自己讲话。即使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中，有些人也会认为自己是反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的，而非将这些心理学囊括进一个更大的、更高级别的体系中。我认为，他们中有些人在他们对“体验”的新的狂热中，悬停在反科学甚至反理性的边缘。然而，因为我相信体验仅仅是知识的开始（必要但不充分），因为我同样相信知识的进步，也就是说，更宽广的科学是我们唯一的终极希望，所以我最好仅仅代表我自己讲话。
“自由地思考”，创立学说，运用预感、知觉并按常规试着推测未来是我自己选择的任务。这是一种需要深思熟虑和全神贯注地开拓、探索和开创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应用、确认、核对和证明的活动。自然，后者才是科学的支柱。但是，如果科学家仅仅把自己当作验证者，我觉得是极其错误的。
开拓者、创造者和探索者通常是孤单一人，他怀着内心冲突、恐惧，以及对骄横傲慢和偏执的防御孤军奋战。他必须是一名勇士，不畏惧风险，不畏惧犯错，对自我有清醒的认识，如波兰尼所强调的那样，他们是一类赌徒，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得出尝试性的结论，然后花上数年的时间试图验证他的直觉是否正确。如果他还有一点理性的话，一定会被自己的想法、他的鲁莽所吓倒，并且很清楚地意识到他正在试图证实自己无法证明的东西。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提出了自己的预感、直觉和断言。
我认为，我们不能逃避或回避标准生物学的问题，即使这会引起对全部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怀疑。为了保持论据的纯净并排除教会对科学事务的干扰，我们从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那里承袭的那种价值自由、价值中立和逃避价值的科学模式是必要的和可取的，但是我确信这种模式的确不适合于生命科学的研究。甚至这一价值自由的科学哲学对于人类的问题更加不适合。对于人类的问题而言，个人的价值观、目的和目标、意图和计划对于理解一个人，甚至对于科学、预测和控制这些经典的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知道，在进化论的领域，有关方向、目标、目的论、活力论和终极因这一类的争论曾一度非常激烈——我必须说，我的印象是辩论被搅乱了——但也必须提出我的印象，我认为在人类心理学的水平上讨论同样的问题能以一种更不可回避的方法，使议题展示得更加清晰。
现在人们仍有可能拉锯式地辩论进化中的自然发生问题，或完全随机搭配是否能引导进化的方向。但当我们讨论人类个体时，这样的奢谈已不再可能。一个人通过完全的随机而成为一名好医生的说法是绝对不成立的。现在是时候严肃地制止任何这样的观点了。至于我，已经远离这类有关机械决定论的辩论了，更不愿费心陷入争论。
我建议讨论并最终研究如何利用选出的良好类型（优秀样品）作为生物学的试金，用以研究人种所具有的最佳能力。举几个例子：有一次在探索性调查中，我曾发现，自我实现的人，即心理健康、心理上“优越”的人，是较好的认知者和感知者，甚至仅仅在感觉水平上也会如此，我不会为他们能更敏锐地区分精细的色调差异而感到惊奇。我曾组织的一次未完成的实验可以作为这种“生物学试金”实验的一个模型。我的计划是利用当时可行的最佳技术——精神病学的面谈、投射测验、运动能力测验等——在布兰迪斯大学对所有新生班级进行总体测试。从总体中，我选出2%最健康的、2%中等的和2%最不健康的学生作为被试。我们计划对这三组被试用一套大约有十二种感觉、知觉和认知工具的量表进行测试，从而验证一项过去临床的和人格学的发现——健康的人是更好的现实观察家。我预计这些发现会得到支持。我随后的计划是继续追踪这些人，在大学的四年里我对其大学生活多层面的实际表现、成绩和成就与我们最初测试的分数进行相关性研究。不仅追踪大学四年，我认为还可能进行一个纵向研究，由一个有组织的纵向研究组实施，研究组的存在时间可以超过我们的寿命。我们的想法是通过对全组进行完整一生的追踪，寻求我们有关健康观点的终极证据。有的问题很明显，例如，寿命对身心疾病的抵抗力、对传染病的抵抗力等。我们也期望追踪研究能同时发现未曾预测到的特点。这一研究和特曼（Lewis Terman）的研究很神似，四十年前特曼在加利福尼亚选择了一些高智商儿童，从许多方面对他们进行了测试。这一研究持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他的一般性发现是，智力优越的儿童在其他各方面同样优越。他继而得出的推论是，人类的一切理想特性都呈现正相关。
这一类研究设计的意义是使统计学的设计发生了改变，尤其是抽样理论。我在这里坦率地支持我所称的“成长顶端统计学”。我的名称是从这样的事实得来的：在一株植物的生长锥部位，最大的遗传作用得以发生。正如有的青年人所说，“那就是作用的所在。”
假如我问，“人能做什么？”我宁愿向选出的人数少的优越小组提出这一问题，而不是向整个人群提出。我认为，享乐主义价值理论和伦理理论在人类历史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哲学家们牢牢地把病态动机的快乐和健康动机的快乐拴在一起，并将疾病与健康随意相加得出一个平均数，以及将好样品与坏样品、好选择者与坏选择者、生物学上健全的样品与生物学上不健全的样品随意相加得出平均数。
假如我们要回答人类能长到多高，那么很明显，最好的办法是挑选出已经长得最高的人并研究他们。假如我们要知道人类能跑多快，那么，计算从人口中获得的一个“好样本”的平均速度是没有用的，更好的方法是搜集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的资料，看他们能够达到的记录。假如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仍坚持，研究那些最有德行、最懂伦理或最圣洁的人才能有最好的收获。
我认为这样说大体上是公平的：在人类历史的记载中，人性一直被轻视。人性的最高可能实际上总是被低估。甚至当“优良样品”——那些圣贤和历史上的伟大领袖人物能够作为研究对象时，人们也经常由于诱惑过多而把他们看作非人的超自然天才。
人的最高潜能只有在“良好条件”下才有可能（在大基数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或者说得更直接些，优秀的人需要良好的社会作为其成长的环境。相反地，我认为应该明确，生物学的规范的哲学必然涉及良好社会的理论，良好社会是指“推动人类潜能充分发展、促进人性充分发展的社会”。我认为，乍一看这可能会使传统的描述性生物学家有点惊讶，因为他们曾学着避开“好”和“坏”这样的字眼。但是，稍做思考他们就会明白，这类事实在传统生物学的某些领域中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例如，基因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潜能”，它们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基因自身、细胞质、有机体（通常情况下），以及有机体自身所处地理环境等作为直接环境的作用影响。
只引用一组实验，我们就可以说，对于白鼠、猴子和人，个体早期生活中有刺激作用的环境，对大脑皮层沿着我们一般所谓期望的方向发展会产生非常特殊的影响。在哈洛的灵长目动物实验室进行的行为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被隔离的动物丧失了某种能力并超过了一定程度后，这种丧失往往是不可逆的。杰克逊在位于巴港的实验室进行的研究发现，让狗脱离与人的接触，在野外流浪或在野狗群中撒野，它将丧失被驯养的可能性，再也不能成为宠物狗了。
最后，如目前报道中所说，印度的儿童由于食物中缺乏蛋白质而遭受了不可逆的脑损伤。如果我们一致认为，印度的政治体系、历史传统、经济和文化，都与这一匮乏的产生有关，那么人要成为优良样品需要良好的社会背景这一观点也很明了。
一种生物学的哲学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下发展，在政治上完全中立，不需要成为乌托邦、尤赛琴（Eupsychian）、改革的或革命的，这种情况可以想象吗？我的意思不是说，生物学家的任务是参与社会行动。我认为这是个人兴趣的问题，虽然我知道的确有某些生物学家出于对他们的知识被废置不用的愤怒而涉足政治，通过政治手段使他们的发现得到认可，但我对生物学家的建议完全有别于此。我认为，他们应该认识到，一旦他们认可了对人类或其他物种的规范化研究，也就是说，一旦他们把发展良好样品作为自己的责任，那么，研究有助于良好样品发展的所有条件以及有碍于这种发展的条件也同样成为他们的科学责任。显然，这意味着走出实验室而进入社会。
经过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探索性研究，我体验到，最健康的人（或最有创造力、最强壮、最聪明、最圣洁的人）能够成为生物学上的试金者。或者说，他们作为先遣侦察员或更敏锐的观察员，能够告诉我们这些较不敏锐者我们持有的价值是什么。例如，我们很容易选择出，那些在审美上对颜色和形状敏感的人，然后学着服从他们对颜色、形式、质地、附属品等的判断。我的经验是，假如我不用此方法，不去干扰优越的观察家，我能肯定地预期，我将在一两个月内渐渐喜欢上他们即刻就喜欢上的东西。那就好像他们是我，只是更敏感一些，抑或好像他们是我，只是少了一些怀疑、困惑和不确定。我能利用他们，或者说请他们作为我的专家，正如艺术品收藏家雇用艺术专家帮助他们收购一样（查尔德的著作支持了这一观点，称有经验的和老练的艺术家有相似的鉴赏力，这甚至是跨文化的）。我同时设想，这种人的敏感性受时尚影响的程度比一般人小。
现在我用同样的方式发现，如果我选择心理健康的人，那么他们所喜欢的也就是人们将会喜欢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这样中肯的话：“优秀的人认为好的，那就真是好的。”
例如，相对于普通人群，自我实现者的经验性特征是对是非有更少的怀疑。他们不会只因为95%的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感到困惑。我可以说，至少在我研究的被试组中，他们的是非判断往往趋向一致，好像他们在观察某一真实的事物一样，而不是对因人而异的好恶进行比较。一句话，我曾将他们作为价值的试金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什么是可能的终极价值。或者换句话说，我已知道，伟大人物的价值观就是我最终将趋同的价值观，我将会珍视和看重的价值观，是在个人感觉之外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数据”最终将会支持的。
我的超越性动机论（第二十三章）在根本上是以这样的操作为依据的，即，选取优越的人，他们也是优越的观察者，对事实的观察和对价值的观察都是优越的，然后将他们对终极价值的选择作为整个种系对终极价值的可能选择。
在这里我几乎是故意引来争论。假如我愿意，我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和措辞提出问题：“假定你选出心理上健康的人，他们的爱好是怎样的？他们的动机将是什么？他们为之奋斗或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但我希望最好不要引来误解。我是有意向生物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有关标准和价值的问题的。
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能更好地说明这些问题。假如像我认为已有充分佐证的那样，人是一种正在选择、决定和追求的生物的话，那么，进行选择和决定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对人类的各种定义中。但进行选择和决定是一个程度问题，一个关于智慧、有效性和效率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是善择者？他从哪里来？他有怎样的生活经历？这种技能可以传授吗？什么会妨碍这种技能？什么又对其有所帮助？
这些只是古老哲学问题的新提法：“谁是哲人？哲人是什么？”此外，也是古老价值论问题的新提法：“什么是善？什么是值得拥有的？什么是值得期望的？”
我必须再强调一次，我们在生物学的历史中到达了一个转折点，我们现在要为自己的进化负责了。我们现在是自我进化者了。进化意味着选择，进而是决定，而这意味着赋予价值。
我似乎觉得，我们正处在主观世界与客观现象相互关系的新飞跃的边缘，我们的主观生活将同外部客观标志相关联。由于这些新迹象的出现，我期望我们对于神经系统的研究能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有两个例子足以证实这是对未来研究的准备。一项研究是奥尔兹做的，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他通过在内侧前脑束埋入电极证明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快乐中枢”。当白鼠弓背做出一种姿势通过埋入的电极刺激脑部的某个部位时，只要电极仍然埋置在这一特定的快乐中枢，它会一再重复这种刺激。不愉快或痛苦区也已被发现，动物会拒绝重复刺激这一区域。快乐中枢的刺激对于动物显然非常“有意义”（或合乎需要，或有强化作用，或有奖赏作用，或任何我们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情境的词），因此它宁愿放弃任何其他的外部快乐，包括食物、性等。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类似的依据来推论人的情况，说明人也有一些主观意义上的快乐体验能以这种方式产生。这一类研究虽然处在开始阶段，却已经将此类中枢区分开来，如睡眠中枢、饱足中枢、性刺激中枢、性满足中枢等。
假如我们把这类实验和另一类实验（如卡米亚的实验）结合起来，新的前景便展现出来。卡米亚用脑电图和操作条件反射进行研究，当α波的频率在被试的脑电图中达到一个特定的点时，便给被试一个可见的反馈。用这种方法让人类被试能把一个外部的事件或信号和主观感受联系起来，便有可能使被试建立对他们自己脑电图的随意控制。那就是说，他证明一个人有可能使他自己的α波频率达到某一理想的水平。
有意义并令人兴奋的是，卡米亚十分幸运地发现，使α波稳定在一定水平能让被试处于一种宁静、沉思，甚或幸福的状态。某些跟进的研究以学会东方坐禅和冥想技术的人为被试，证明他们能自发地出现这种“宁静”脑电波，和卡米亚的被试做到的一样。这就是说，教会人怎样去感受幸福和宁静是有可能的。这些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革命意义，对人类的福祉，以及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都非常有价值。这里有很多研究计划足以使下个世纪的科学家们为之奔忙了。心身关系问题，被认为是一个不能解决，但终于可以研究的问题了。
这些数据对于常规生物学的问题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现在显然已有了这样的可能性：健康的有机体自身能发出明确、充足的信号，来说明这个有机体的偏爱、选择，或认为合乎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称之为“价值”是否合适？可以认为这是生物学内在的价值，或类似本能的价值吗？我们做出这样的表述——“实验室白鼠，让它在按压两种自我刺激按钮之间做选择时，它们几乎100%都会按压快乐中枢按钮而不是任何其他引起刺激或引起自我刺激的按钮”——难道和做出“这个白鼠宁愿选择快乐中枢的自我刺激”这样的表述之间有任何明显的区别吗？
我想说的是，是否用“价值”一词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当然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也可能根本用不到这个词。或许作为一个科学策略问题，或至少作为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沟通策略问题，为避免论点的混淆而不说“价值”可能是更婉转的方法。我想，确实没有关系。然而，重点是我们需要十分认真地分析心理学和生物学中这些有关选择、偏爱、强化、奖赏等问题的研究进展。
我同时应该指出，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定程度的循环论证困境，那是这一类研究工作和理论探讨固有的特征。这一特征在人类的研究中最为明显，但我猜测在动物研究中也会遇到类似问题。这种循环论证隐含在这样的说法中：“良好的样品或健康的物种选择或偏爱某事物。”我们应该怎样解释施虐狂、变态者、受虐狂、同性恋、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自杀者做出的选择和“健康人”的不同呢？把这种困境和肾上腺切除的动物在实验室中做出的和“正常动物”不同的选择相类比是合理的吗？我应该明确地说，我认为这是一个能解决的问题，并且是一个我们应该正视并解决而非回避或忽视的问题。对于人类被试来说，很容易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技术选出“健康人”然后指出，得到如此这般分数的人（如在罗夏测验中，或在智力测验中）也就是那些将在自选（食物）实验中成为善择者的人。但这里的选择标准完全不同于行为标准。也完全有可能，在我看来事实上很有可能，我们通过神经系统的自我刺激技术说明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性变态、杀人犯、施虐狂或恋物癖的所谓“快乐”和在奥尔兹或卡米亚的实验中的“快乐”不同。当然，这是我们借助精神病学技术主观得知的。任何有经验的心理医师迟早都会懂得，潜伏在神经症的或反常状态下的“快乐”实际上是大量的烦恼、痛苦和畏惧。在主观领域中，我们从那些健康和不健康都体验过的人那里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几乎经常称自己宁愿选择前者而惧怕后者。柯林·威尔逊清晰地证明，性犯罪只有微弱的性反应，而不是强烈的性反应。克尔肯达尔也证明，相爱的性活动比不相爱的性活动在主观上更优越。
我目前正在研究上文所勾勒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系列含义。它可以证明对于生物学来说人本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激进后果和含义。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论据是支持有机体的自我调节、自我管理和自我选择的。有机体更倾向于选择健康、成熟和生物学上的成功，它已不是我们一个世纪前所设想的那样了。一般来说这是反专制、反控制的。这使我回过头来全面、认真地思考道家的观点。像在当代生态学和习性学研究中所表明的，我们已经学会不去干扰和控制，而且对于人类来说，这意味着更信赖孩子自身趋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能力。这意味着更强调自发性和自律性而不是预测和外部控制。这里引述我的《科学心理学》来解释一个主要的论题：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能认真地继续把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你几乎能做出恰恰相反的断言——无论如何，对于人类是如此。我们自己想让人类预测或成为可预测的吗？成为被控制的和可控制的吗？我不愿走得太远，说这里必然涉及古老的和传统哲学形式的自由意志问题。但我愿说，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并督促着要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具有的某些性质和我们主观上的自由感而不是被决定感有关，和为自己进行选择而不是受外界控制有关，等等。无论如何，我能肯定地说，我们描述为健康的人并不喜欢被控制。他们宁愿感到自由并成为自由的人。
这一整套思路的另一非常普遍的“气氛”后果是，它不可避免地会改变科学家的形象，不仅在他们自己眼中，而且在普通人眼中的形象都将被改变。已经有一些论据表明，举例来说，高中女生设想科学家是怪人和恶魔，她们怕科学家。例如，她们不认为科学家是可供选择的终身伴侣。我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这不只是好莱坞电影“疯狂的科学家”造成的结果，在这一画面中有某种真实的东西，是经过生活验证的，尽管是极端夸张的。传统的科学概念是由这样的人制定的：他控制着、掌管着一切，他对人、动物发号施令，对很多问题进行拣选。他是自己所调查对象的主人。这一情形在对“医师形象”的调查中更加突显。从半意识或无意识水平上观察，他一般被视为一位主人、一个控制者、一个决断者和没有痛苦的商人，等等。他显然是老板、权威、专家，是一个管理者，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我想，这个“形象”现在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最坏不过了。大学生现在普遍认为心理学家是操纵者、说谎者、真相隐藏者和控制者。
假如有机体被看作具有“生物智慧”又如何呢？假如我们学会给予它更大的信赖，认为它是自主的、自我管理的和自我选择的，那么很明显，我们作为科学家，且不说作为医师、教师甚至父母，就必须把我们的形象转变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象。道家形象，这是一个我能想到的简洁的词，它代表着人本主义科学家形象的多种因素。“道家的”意味着提问而不是告诉。它意味着不干扰、不控制。它强调非干预的观察而不是控制的操纵。它是承受的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强制的。它好像在说，假如你想了解鸭子，你最好是向鸭子提问，而不是告诉鸭子什么，对于人类也同理。在谈到“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时，似乎最好是找出一些办法，能使之告诉我们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
事实上，我们在优秀的心理医师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榜样。这就是他的工作方法的大致情况。他的有意识的努力不是把他的意愿强加于患者，而是帮助患者——不明确的、无意识的、半意识的——发现他（患者）内部的东西。心理医师帮助他发现他自己想要的或希望的是什么，发现什么对于患者来说而非对于医师来说是有益的。这是旧意义上的控制、宣传、塑造、教导的对立面。它不容置疑地以我上文提及的意义和设想为基础，虽然我必须说，这些想法很少有人能做到，如大多数人对健康运动意义的信赖，即期待健康而非疾病，相信主观幸福状态是达到“人之最佳状态”的最好向导。这种态度意味着宁愿选择自发而不是控制，对有机体的信赖而不是怀疑。它设想，人总是想成为完满人性的，而不是想成为有病的、痛苦的，或想死。在作为心理医师的我们确实发现死亡愿望、受虐狂、自我挫败行为、自寻痛苦存在时，我们已学会把这种状态设想为“疾病”，也就是说，这个人假如曾体验过另一种较健康的状态，就会宁愿选取较为健康的状态而抛弃他的痛苦。事实上，我们某些人已进一步认识到，受虐狂、自杀冲动、自我惩罚等是愚蠢的、无效的，是朝向健康的笨拙摸索。
有些非常类似的情况也同样适合道家风格的教师、父母、朋友、爱侣的新模式，最后也更加符合道家风格的科学家。
传统的“客观”概念来自早期科学对物体、对无生命研究对象的处理。我们是客观的，这时我们自己的愿望、畏惧和期望已从观察中排除，这时超自然的上帝的意愿和安排也已排除。这自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并使近代科学成为可能。当然，我们不应忽视，在和非人的对象或事物打交道时，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在这里，这一类的客观和超脱有很好的作用。甚至在与低等生物打交道时这一点也是有利的。在这里我们也很超脱、无牵连，足以使我们能成为相对无干扰的观察家。一只阿米巴向哪里移动或者一条水螅喜欢摄取什么东西，与我们不会有太大关系。但当我们沿着种系阶梯上升时，这种超脱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都知道，假如在研究狗或猫时，我们要拟人化，要把观察者的人类愿望、畏惧、期望、偏见投射到动物身上是非常容易的，如果我们研究的是猴子或类人猿就更容易这样了。当我们进而研究人时，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冷漠的、平静的、超脱的、无牵连的、不干预的观察者。心理学的论据已经堆积如山，难以想象有什么人还能捍卫这一立场。
任何稍有阅历的社会科学家都知道，他在研究任何社会或亚文化群体之前必须审查自己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概念。这是一种规避预先判断——研究前的先入之见——的方法。
但我建议走另一条通向客观的道路，即通过对我们自己身外、观察者身外的现实更清楚、更准确地感知而达到客观。这种方法是从观察爱的领悟而来的。爱的领悟，是不论在相爱者之间或在父母与子女之间都能产生的某种类型的知识，那是非相爱者所不能达到的。在我看来，某些这一类的情况也适用于习性学文献。我对猴子的研究，使我确信是较“真实”、较“确切”的，在一定意义上，在客观上也是更真实的。假如我不喜欢猴子就不会有这样真实的了解。事实是我已经被它们迷住了，我变得非常喜爱我的个别猴子，对于我的白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喜爱。我相信，劳伦兹、廷伯根、古达尔和沙勒尔报告的那一类研究工作之所以那样精彩，那样有意义、有启发性、真实，就是因为这些研究者“喜爱”他们所研究的动物。最起码这一类爱能引起兴趣，甚至引人入迷，因而研究者能有极大的耐心进行长时的观察。妈妈迷恋她的婴儿，能最专心地反复察看他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当然能比并不关心他的某一外人（就最真实的意义说）更了解她的宝贝。我发现，在爱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彼此之间是如此迷恋，以至细查、注视、倾听和探索本身便成为一种迷人的活动，并促使他们无尽无休地这样做。而非相爱的人之间，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因为腻烦很快就会出现。
但“爱的知识”，如果我能这样称呼的话，还有其他有利因素。对一个人的爱能使他开放，愿意表达，放弃防御，让他自己不仅在躯体层面而且在心灵和精神上袒露出来。一句话，他让自己全面开放而不是躲躲闪闪。在通常的人际关系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彼此是难以理解的。在爱的关系上，我们变得“可以理解”了。
但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假如我们对某人或某物喜爱或迷恋或深感兴趣，我们就很少会有干预、控制、改变、改善他们的想法。我发现，对于所爱，我们是准备放任不管的。在浪漫爱情以及祖父母亲情的极端例子中，被爱者甚至被视为是完美无缺的，因此，任何改变都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虔诚的，更不要说改善了。
换句话说，我们满足于放任不管。我们对被爱不提任何要求。我们不希望被爱成为另一种样子。在他们面前，我们可以是被动的、承受的。所有这些都是说，只有他们作为其本来面目并出于本性状态时我们才能更真切地看到他们，而不是作为我们喜欢他们成为的或恐怕他们成为的或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去看他们。赞许他们的存在，欣赏他们的本来面目，能使我们成为不干扰、不操纵、不抽象、不干预的观察者。我们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不干扰、不要求、不希望、不改善的观察者，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达到这一特殊类型的客观。
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种方法，一条通向某些类型的真理的特殊道路。我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道路，也不认为所有的真理都能用这种方法得到。我们也正是从同样的情境中很清醒地认识到，喜爱、兴趣、迷恋、专注也有可能歪曲有关对象的另一些真相。我要坚持的仅仅是，在科学方法的整个体系中，爱的知识或“道家的客观”在特定情境中对于特定目的有其特殊的优点。假如我们能现实地意识到，对于研究对象的爱既能产生某些类型的领悟又能造成某些类型的盲目，那么我们便有了足够的警惕。
更进一步讲，关于“有问题的爱”也应该这样看。一方面，很明显，你必须迷恋上精神分裂症或至少对它感兴趣才能粘上它，才能学习有关它的知识并进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对精神分裂问题完全着迷的人在涉及其他问题时也会形成某种不平衡状态。
我在这里用了阿尔文·魏因贝格的精彩著作《大科学沉思录》中的一个小标题，这本书包含许多我想进一步阐明的论点。利用他的词汇，我能以更醒目的形式说明我这本备忘录的含义。我想提请各位注意，曼哈顿方案正在对我所认为的我们时代真正的大问题
发动进攻，这种问题不仅对于心理学而且对于一切具有历史紧迫感的人来说都极为重要（这也是一项研究的“重要性”的一个标准，现在我愿把它添加到传统的标准中）。
第一个且冠盖一切的大问题是造就好人。我们必须造就出好的人，否则我们很可能会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即使不被扫除，肯定也只能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像一般动物那样。这里的先决条件自然是给“好的人”下定义，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中已做出种种说明。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论据、某些标志，或许已经多到如曼哈顿方案中的一样了。我自己觉得有信心，相信这一伟大的、轰动一时的计划是可行的，而且我确信，我能列出一百个或二百个，或上千个局部问题或附属问题，它足够使巨大数量的人忙个不停。好的人能同等地被称为自我演化的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演化负责的人，是充分启蒙的或觉醒的或醒悟的人，是充满人性的、自我实现的人，等等。无论如何，目前十分清楚的是，任何社会改革，任何美好宪法或完美计划或法律都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人很健康、很进步、很坚强、很善良，足以理解这些计划和法典，并想以正确的方式把它们纳入实施的轨道。
同等重大的问题，像我刚刚提到的大问题一样迫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造就良好社会这一问题。在良好社会和好的人之间有一种反馈。它们是互相需要的，它们互为双方绝对必需的条件。我撇开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很明显，它们同时发展，协同动作，串联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没有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的情况下实现另一个目标。我所说的良好社会是指根本上的全人种的社会，一个全人类的世界。我们也有初步的资料（参看第十四章）讨论自律性社会的安排，即非心理安排的可能性。说得更明白些，现在已经清楚，人的善良程度保持不变，有可能做出的某些社会安排迫使这些人趋向恶性或者趋向善性。要点在于社会制度必须作为不同于内心健康的问题来看待，而且一个人的好或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制度。
社会协同作用的关键概念是，在某些原始文化中，在某些大的、工业主导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社会潮流，它超越了自私和不自私之间的对立。那就是说，某些社会制度使人有必要相互对立；另一些社会制度使一个人在寻求个人私利时有必要帮助他人，不论他是否希望如此。反过来说，追求利他主义并帮助他人的人又必然会赢得私利。一个例证是我们的所得税一类的经济措施，它从任何单个人的好运中吸取利益给予全社会。这和营业税恰成对照，按比例看，营业税从穷人那里要比从富人那里提取得更多，它起的不是吸取作用，而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漏斗作用。
我应尽我所能地严肃认真地强调，这些是终极的大问题，应先于任何其他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魏因贝格在他那本书中所说的大多数工业技术上的利益和进步与其他人所说的这一类利益，在实质上只能认为是达到以上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表明，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工业技术和生物学的改良交付在好人手里，否则这些改良就是无用的或危险的。在这里，我甚至包括了对疾病的征服，寿命的延长，痛苦、悲伤和一般苦难的减轻等内容。问题的焦点在于：谁想使恶人活得更长，或更强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原子能的利用。若原子能被掌握在某一“希特勒”手中——今天有许多“希特勒”掌握国家大权——当然不是好事，而是很大的危险。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任何其他技术改良。我们可以经常提出一个标准问题：这对于某一“希特勒”是好还是坏？
技术进步的一个副产品是：今天恶人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成为更危险的、更有威胁的、比人类有史以来曾经造成的威胁更大的人，因为先进的技术给予他们更大的力量。很有可能某一极端残酷的人在某一残酷的社会支持下不会被打败。我想，假如希特勒赢得了战争，反叛成为不可能，实际上他的帝国也许会延续一千年或更久。
因此，我劝所有的生物学家以及一切有善良意愿的人，运用他们的天才来为这两个大问题服务。
以上考虑曾强有力地支持了我的想法，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道德上中立、价值上中立、脱离价值的哲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不仅是非道德的，也可能是反道德的。它可能把我们置于极危险的境地。因此，我要再一次强调，科学本身来自人和人的激情与利益，如波兰尼英明指出的那样。如布罗诺夫斯基所说，科学本身应该是一部伦理学法规，因为，假如你承认真理的内在价值，那么，所有后果都由我们为这一内在价值的服务而产生。我要再附加一条作为第三个论点：科学能寻求价值，并能从人性本身中揭示这些价值。实际上，我要宣布，科学已经这样做了，至少已达到一定水平，使这一说法似乎有了一些道理，尽管还没有适当的和最后的证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技术找出什么是对人种有益的，即什么是人的内在价值。几种不同的操作曾被用来指明这些在人性内部建成的价值是什么。我再重复一次，这既是就生存价值的意义说的，也是就成长价值的意义说的。成长价值是能使人更健康、更聪明、更有德行、更幸福、更圆满实现自身潜能的那些价值。
我或许可以称之为生物学家未来研究的战略方案。其中之一是指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之间有一种协同作用的反馈。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许多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现在已经开始设想几乎所有疾病，甚至无一例外，都能成为心身疾病或机体疾病。那就是说，假如一个人探索任何躯体病的起因达到足够的深度和远度，他将不可避免地发现心理内部的、个人内部的和社会的变量会成为有关的决定因素。这绝不是要把肺结核或骨折弄得神乎其神。它不过是表明了，在研究肺结核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贫困也是一个因素。至于骨折，邓巴尔曾用骨折案例作为控制组进行研究，她设想在这方面肯定没有心理因素的影响，但使她吃惊的是，她竟发现骨折确实也有心理成因。这项研究的一个结果是，我们现在对于易出事故的个性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我或许还可以说，我们对于“事故促成的环境”研究也一样。于是，甚至骨折也是心身的和“社会—躯体的”（sociosomatic，我所创造的一个词）。所有这些都是说，传统的生物学家或医师或医学研究者，在力求减轻人类痛苦、苦难、疾病时，最好也能对他所研究的疾患采取更多的整体论看法，比以前更关注心理的和社会的决定因素。比如，今天已有足够的论据指出，攻克癌症的富有成效的大体系也应该包括上文所说的“心身因素”。
换一种方式说，有迹象表明（大多是推断，而不是充分的论据），通过精神病学疗法等造就好的人、增进心理健康，也有可能同时使他的寿命延长并不易受疾病侵袭。
对于低级需要的剥夺可能引起疾病——在传统意义上称为“缺失病”的疾病，对于我在第二十三章中称为“超越性病态”（metapathologies）的那些问题来说也同样适用，这里指的是被称为精神的、哲学的、存在主义的那些不适或失调，也可能不得不成为缺失病。
简言之，安全和保障、从属关系、爱、尊敬、自尊、同一性和自我实现等基本需要的不满足会引起人们的某些疾患和缺失病。总体来说，可以称之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然而，基本需要获得满足的人和自我实现的人，具有真、善、美、公正、秩序、法律观念、统一性等超越性动机的人，也可能在超越性动机的水平上受到剥夺。缺乏超越性动机的满足，或缺乏这些价值，能引起我描述为一般的和特殊的超越性病态。我坚持，这些是和坏血症、糙皮病、爱的缺失等处在同一个连续系统中的缺失病。我应附加说，传统中证明需要的方式，如对维生素、矿物质、基本氨基酸等需要的证明，均为首先正视某一不知起因的疾病，然后再寻找病因。那就是说，假如某物被剥夺后能引起疾病，它就被认为是一种需要。正是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我坚持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我所说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也是生物性需要，即它们被剥夺后也会引起疾病或不适。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利用一个新造的词“类本能的”（instinctoiol）来表明我的坚定信念——这些论据已经充分证明，这些需要是和人类机体自己的基本结构有关联的，有某种遗传基础蕴含在内，虽然这可能是很微弱的。它也使我坚信不疑，终有一天生物化学的、神经学的、内分泌学的基质或躯体组织的发现能在生物学水平上说明这些需要和这些不适。
近几年来曾有大量的会议、书籍、专题座谈——更不用说报纸文章和星期天杂志专栏了，它们都突然讨论起我们的世界在2000年或在下一个世纪将成为什么样子的问题。我曾浏览这些“文献”（如果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更多的是深感惊恐而不是受到启发。足有95%的文章在讨论纯技术的变化，完全撇开了善与恶、正确与错误的问题。甚至有的事业似乎完全是非道义的。有大量关于新机器、假体器官、新型汽车、火车或飞机——以及更大、更好的冰箱、冷库、洗衣机之类的讨论。自然，这些文献也偶尔谈到大规模杀伤能力的不断升级，甚至整个人类被扫除的可能性，以此来恐吓读者。
这本身就是忽视真正问题所在的盲目性的表现，几乎所有参与这些会议的人都不是研究人的科学家。很大比例的与会者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地质学家，在生物学家中很大比例是研究分子生物学的，与其说他们是描述型的不如说是还原型的生物学工作者。偶尔应邀谈论这一问题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的特长也在于专业技术方面，信奉一种无价值观的科学。
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很明显，所谓的“改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与目的无关的改进手段的问题，且不涉及这样一个显然的真理：更强大的武器在愚蠢或邪恶的人手中只能造成更大的愚蠢或更大的邪恶，即这些技术的“改进”事实上可能是危险的而不是有益的。
另一令我感到不安的事情是，这些有关2000年的讨论大都限于物质方面的问题，例如，工业化、现代化、增进富裕水平、占有更多的物资、靠开发海洋增强国家食品供应能力、建立更有效的城市管理来控制人口爆炸，等等。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说明许多预测的浅薄的本质：它的很大部分仅仅是基于今天存在的事实而做出的无用推断，是从我们的现状出发简单投射出曲线。如按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计算，据说到2000年会有多得多的人；按现在的城市增长速度计算，到2000年会有如此这般的都市环境，等等。好像我们在掌握或计划我们自己的未来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好像我们不能扭转现在的趋向，即使我们不赞成这些趋向。例如，我坚持认为，对未来的计划是必须减少现在的世界人口。假如人类愿意这样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理由，或至少没有生物学的理由，做不到这一点。对于城市的结构问题也是如此，还有汽车的结构，以及空中交通工具等问题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一类基于目前情况进行的预测本身就是没有价值观念的、纯描述性的科学概念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