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宗教的进化的大体的过程上,划分着祭祖的三个时期,各期一一在日本社会的历史中说明着。第一期是在一定的文化未成立前,尚未有国家的统治者,社会的单位,是以大族长为主的一族,以其长老或武将为主君的时期。这个时候,只有一族的袓先之灵被祭祀着,各族单祭该族的死者,其他一切礼拜的形式,此时尚未成立。后来以族长为主的几个家族并在一齐,形成部族的氏族,这时候就有了部族祭祀氏族的统治者之灵的习惯。这个祭祀加在家族的祭祀上面,于是划出了祭祖先的第二期。最后,所有氏族或部族在一个最高主长之下统一了,于是有了祭祀一国的统治者之灵的习惯。这第三个礼拜的形式,是国家当然要保护的宗教。但这个形式并不是将以前的两个形式取而代之的,这三种形式是并存着的。
上述三期的发展,以我们现在的知识,未能明白追溯其迹,但根据种种记录,可以推断礼拜的永继不绝的形式,是由古葬礼发达而来。日本葬礼的旧习惯,和欧洲大相差异。这差异在日本方面,表示其在更原始的社会状态存在的。希腊与意大利的旧习惯,一族的死人是埋葬在该族的领地内的。因此希腊罗马的关于财产的法律,亦由这个习惯发生。有时,死人就埋葬在家的近旁。《古代都市》的著者,从关于这个问题的旧记录中,即由优利庇底斯写的海沦的悲剧里,引用颇有兴趣的祈愿如下:“我来拜诣父亲的坟墓了,我为想常常来访问父亲,将你普罗蒂乌斯葬在往来频繁的地方,那末你的儿子塞俄克利梅奴斯,每次外出都可以来看你了……”但是在古代日本,人们从死的近旁逃开了。即暂时或永久放弃死人住过的屋子,这是很久远的习惯。我们可以这样想: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将死人葬在一家还活着的人的住宅近旁,不会认为这是好的。据日本的可信赖的话,极古的时代并没有埋葬这回事情。尸体被搬到寂寞的地方,任鸟兽啄食。这倒不必去说,不过关于埋葬的习惯已经成立的时代,这个时候的古葬礼,倒有确实的文献。这种仪式是稀奇古怪,和一定的文化习惯毫无共通之点。我们有可以相信的理由这样说:家族的住宅,最初不是暂时,而是永久为了死人放弃的。他们的住宅是极简单的木造小屋,由这事实想来,上述的想象未必不是事实。总之,尸体在叫做丧期的一定期间内,被放在因这人之死而被放弃的家,或特为这个目的而造的小屋内。在这丧期内,有饮食物供在死人面前,屋外则举行仪式。仪式之一为朗诵赞美死人的诗,这诗叫做诔辞。笛、鼓的音乐及舞蹈也有。夜里,在家前焚篝火。这些事情,在一定的丧期——据典;或作八日,或作十四日——举行之后,尸体就被埋葬了。这被弃的家,后来有变成祭祖先的社或灵屋的可能——即神道的宫的原型。
古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一种习惯,即有人死亡时,给他造丧屋;埋葬前,先在这丧屋举行祭祀。埋葬的方法极简单,既没有坟墓这文字所表示的东西,也没有墓石。只在墓穴上面堆个土墩子,其大小视死人的身份而不同。
离开死过人的家,这风俗和日本民族的祖先为游牧民之说是一致的。这种风俗,和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那样固定的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希腊及罗马的风俗,埋葬虽小,总是承认那块地方的永久所有权的。不过虽在极古的时代,大概也有异于这普通风俗的例外一因必要而生的例外。即甚至于今日,在日本各处,特别是远离寺院的地方,也有农家将死人葬在自己的土地的习惯。
埋葬后,隔一定的时间,在墓边举行仪式,供饮食物给灵。从中国传入灵牌,真正的家族礼拜成立后,在埋葬的地方供食物的风习,还是没有消灭。这种风习现在依旧存留在神道和佛教的仪式中。例如每春由敕使将鸟、鱼、海草、米、酒等自古一样的东西,供在神武天皇的御陵。这是献给那在二千五百六十年前开国的大君的灵的。但是未受中国的感化的时代以前,一族大概是只在丧屋或墓边祭祀死人的。当时人们以为死人的灵已入不可思议的地下世界,而它所住的地方,只是那个坟墓。人们又以为死人的灵除了食物以外,别的东西也是需要的。因此亡灵用的种种物品,例如武士的剑,妇女的镜子等,生前特别珍爱的物品,如贵金属、宝玉等,和这些东西一齐埋在墓里。人们想象死人的灵,活着的时候要什么东西,死了后到那一个世界,也是需要那些东西的。在这个祭祖的时期,除了动物的牺牲外,又有人的牺牲,这可以认为是当然的。贵人死后,举行葬礼的时候,这种牺牲是普通的事情。为了某种信仰,——关于这种信仰,我们现在一点知识也没有——这种牺牲比希腊罗马时代的牺牲更残忍。做牺牲的人们(马及其他动物有没有做牺牲,倒不明了),在墓的周围作环形埋在土中,埋到颈边,受鸟类野兽的啄食而圬掉。形容这种牺牲的两个字——人篱——告诉我们一次牺牲的人类是很多的。这种风俗约在千九百年前,为垂仁天皇所废止,但据《日本纪》说,这是上古的风俗。垂仁天皇之弟大和彦命死后,其墓上土墩子内照例埋了牺牲者,天皇听见他们的哭声,生怜悯之心,便宣告道:“生存时宠爱过的人,现在强迫殉死,太可怜了。即使这是古来的风俗,假使这是不好的,为什么要照着做呢?今后须商量废止殉死!”当时宫廷的贵绅野见宿祢——现在被祀为相扑(即日本的摔角)的恩人——就提议用泥做的人与马,以代生物。这个提议蒙皇帝嘉纳了。人篱就此废止了,但是自愿或被迫跟着死人而去的事情,继续到数百年之后。公元六百四十年,孝德天皇曾为这个问题,下了诏书,可为明证:
凡人死亡之时,若经自殉,或绞人殉,或强殉亡人之马,或为亡人藏宝于墓,或为亡人断发刺股而诛:如此旧俗,一皆悉断。
这个诏书对于强迫的牺牲和世间的风俗,大概立刻发生了所希望的效果,但是自愿的牺牲,并没有绝对禁止。跟着武权的抬头,发生了另外一种殉死,跟死了的主君而去的风俗——就是用刀自杀。这种殉死,始于公元一三三三年左右,当北条执权的最后一个人高时自杀之后,其多数臣下跟着主人切腹的那个时候。这个事件是否真的造成了这种习惯,倒有疑问的余地,但是十六世纪时,殉死在武士之间已成为一种有名誉的习惯。忠义的家臣,认为主君死后,自杀而随主人入冥界,是自己的本分。佛教在一千年间的教化,也没有能力将这把牺牲当做本分的原始的思想消灭掉。这种习惯继续到德川将军的时代,将军家康便制定了禁止的法律。这法律是严厉执行了。自杀者的全家族,殉死时要负其责任。但是这种习惯到明治时代后经过很长的时期,还是不能够完全消灭掉。我在日本的时候,余风未坠,发生过极令人感动的事情;他们为了希望自己能够服事主人、丈夫、双亲在那看不见的世界的灵,而去自杀。最奇怪的,是十四岁的少年,为了想服伺主人的幼子之灵而自杀的事情。
在墓旁殉死的特别事实,葬礼的特征,及放弃死人住过的家,这些都是证明这祖先礼拜是原始的。神道认为死是不净而特别畏惧,这事也可以拿来做证明。在今日,去参加葬礼一事——假使葬体不是依照神道的仪式举行的——便是宗教上的污点。上古的伊邪那岐命,为寻觅他的死了的配偶(伊邪那美命)而下黄泉的事情 ,足以说明那关于支配着死的魔神的从来的可怕的信仰。把死当作腐蚀而恐惧,这和祭祀亡灵之间,并无任何不调和的地方。吾人应将祭祀解释为赎罪。这最古的神的道,是永久的恐怖的宗教。职是之故,普通人的家,死人之后,即予放弃,连天皇在最初几世纪之间,先帝崩后,亦以迁都为常。但从这原始的葬礼,慢慢发达了高等的祭祀。悲哀之家,即丧家,变成神道的社,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小屋子的形。后来受了中国的感化,祭祖在一家之内坚守不失,再后来佛教更使它继续下去。家族的这个宗教,慢慢变成教人懂得哀愁的宗教,又变成以义务本分为主的宗教,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人的观念,并使这种观念和缓起来。远在第八世纪的时候,祭祖发展了现在还保存着的三种主要形式。尔来家族的祭祀便开始具有了和古代欧洲文化的家族宗教在许多点上非常相似的性质。
现在来看现存的家族祭祀的形式吧。我们要看的是日本的一般的宗教形式。日本的每一个家庭,一定有为此而设的神坛。假使那个家庭只有神道的信仰的话,则神坛即御灵屋 (尊严的灵的住处),放在里面的房间的壁上的架上。神坛的形,可以说是小规模的神道的社。安置神坛的地方,约在离地板六尺之高处。安置神坛的架子,叫做みれすき囗囗の棚即“き严的灵的住处之义。这神坛有白木做的小板牌,上书一家的死人的名字。那家族若是以佛教的形式礼拜祖先的话,死人的板牌便安置在佛教的神坛即佛坛里面。佛坛占有里面房间的地铺的上部。佛教的这死人的板牌(有若干例外),叫做位牌,其义为,上书一家的死人的名字。那家族若是以佛教的形式礼拜祖先的话,死人的板牌便安置在佛教的神坛即戒名。
在这里重要的,是无论哪一种礼拜,这板牌(即灵牌)事实上表示小形的墓石。这是进化上有兴趣的事实。不过这进化与其说是日本的,不如说是中国的。神道的墓地的简单的墓标,是亡灵形的木头,或者是神木,但是老式的佛教墓地的墓石,其形如灵牌。大凡灵牌为要表示男女的性别和年龄,形状各自略有差异,墓石亦然,其形亦略有差异。
一家的神坛内的灵牌数,通常不超过五个至六个。因此家中只有祖父母,父母以及最近死的人的灵牌。但是远祖的名字,则记在卷轴里,藏在佛坛或神坛中。
不论家族的礼拜仪式如何,祖先的灵牌前,是要天天祈祷,天天供食物的。食物的种类及祈祷的性质,视一家所信仰的宗教而定,但是祭祀的主要义务,则是家家一样。无论有什么事情,这义务是不能漠视的。因此当时通常由年长者或一家的妇女来执行。 祈祷既无冗长的仪式,也没有命令式的规则,也没有什么严肃的地方。祭品是从家庭的食物里选出来的。在口中低念的祈词,是简单的。这仪式看上去虽很无聊,但这实行决不是可以轻视的。恐怕做梦也不会忘记供祭品给死者之灵,只要家族存在,这事是一定要做的。
要详细叙述家庭的礼拜仪式,需要许多篇幅——并非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和西洋人的经验大相差异,视一家的宗派如何而异的缘故。细目可不必去研究吧,要在考察那是哪一派的宗教,同时考察那信仰的时候,要和人的性格及行为关联起来。不过除了这家族的礼拜外,别无更真的宗教,也没有更使人感动的信仰,这一点是深深铭记的。因为这信仰认为死人依旧是一家的一分子,因此他还是需要子女近亲的爱情及尊敬的。在那恐怖强于爱情的黑暗时代——在那想使死者的阴灵喜悦的欲望,主要由畏惧死人发怒的心发生的时代——开始的这个祭祀,终于发达为爱情的宗教,至今不变。死者在要求着爱情,冷淡死人的残酷的,死者的幸福视生者如何履行义务而定,这样的信仰,是将那最初畏惧死人动怒的恐怖心完全抛弃了的信仰。他们并不认为死人是已经死了的,他在曾经爱过他的人们间,仍旧存在的。人的眼睛虽然看不见,死者还是守护着家,注意着住者的安宁。又每晚在神坛的油灯的光内飘浮着,那油灯的火焰的摇晃,就是死人在那里动着。死人大抵住在写有文字的灵牌里面——有时给与灵牌以生命——使它变成人的肉体,为帮助生者,安慰生者而回到现世。死者就从神坛见闻一家发生的事情,和一家共喜爱,听周围人们的声音,得到温情,便会快乐。他们虽然要求爱情,但是一家朝夕的行礼,也足够使他们欢喜。他们又需要食物,但只要食物的精气就够了。他们只对于每天向他们行礼这回事情是严格的。他们是给与生命,给与财富的。一家之有今日,是靠了他们;指导今日者,也是他们。他们又代表着民族的过去,和民族的一切牺牲;生者现在所有的,都是他们所赐。然而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倒非常的少。只要把他们当做一家的建立者,保护者,而以这样简单的话表示谢意就行了:“尊贵的灵呀!对你不分昼夜给予我们的帮助,接受我们恭敬的感谢吧。”忘记他们,冷淡他们,就是邪心的证据。又以行为侮辱他们,以恶事玷污他们的名字,这是最大的罪恶。他们是代表着这民族的道德行为的,否定道德行为者,就是否定他们,这种人是属于野兽之列,或者堕落到更低的地方。他们死人代表着无文的法律,社会的传统,以及人们对于人们的本分,犯这些事的人,就是对死者犯罪。最后,他们又代表着眼睛看不见的神秘的世界,从神道的信仰来说,至少他们是神。
适当于英语Gods的日本语“神”,和古拉丁语Dii-manes—样,并没有含有神性(Divinity)这个与近代的概念一致的观念:这是必须记住的。日本的“神”这个字,用“尊长”(The Superiors)“高贵的人们”(The Higher Ones)等语来表现,也许更恰当。事实上,这字过去既用来代表鬼神,但同样也用来代表现实的统治者。不过,这字含有的意义,远在“离开了肉体的灵”这个观念以上,因为根据古神道的教,人死则变成世界的统治者。所有死人都是自然界的事件的原因。风,雨,潮流,发芽,成熟,发育,衰灭,使人快乐的事情,可怕的事情,以及其他一切原因,都在于死人。他们死人成为一种精妙的元素——从祖先传得的精气——遍存于宇宙之中,不断的活动着。他们的力量,假使为某种目的而结合起来,便会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因此,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就祈求他们帮助,以抵抗敌人,把他们做为全体而祈祷。所以从信仰的眼睛看来,各家族的亡灵的背后,有着无数神们的不可测度的力量。因此,对于祖先的义务感,为了这个左右世界的力量——为了畏敬这不可视的广大无边的力量之念——加倍深刻化。据原始神道的思想,宇宙是充满着阴灵的。据后代的神道的思想,阴灵的存在,是不受场所与时间所限制的,每一个灵也一样。平田笃胤说:“灵的居处是神坛之内,但同时灵被祭着的地方,灵是到处存在的——因为是神,故无往而不在。”
佛教信徒的死者,不叫做神,而叫佛(Hotoke)。这个字与其说是表现着信仰,不如说是表现着由信心而来的希望。据这信仰,死人是单在走向更高的生命状态的途中;所以既不像神道的神一样被祭祀,也不受人祈祷。即祈祷是为死人而作,故通常(佛教的仪式内亦有例外)不是向死者而作的。不过日本的佛教信徒,大多数是神道的憧憬者;这乍看似乎不合理,但这两种信仰在世人的思想里已经调和了许久了。因此佛教的教理,对于祭祀祖先所附带的思想,并没有给与怎样深刻的影响。
在有一定的文化的族长政治的社会里,产生着尊崇孝道的宗教。在有祭祖文化的人民间,孝道今日还是最高的道德。但孝道这两个字,和普通以英语所传者不同。英语的解释是:子女对于双亲的尊敬。这是不对的。所谓孝,宁可以古义,即罗马人的Pietas(此字含有义务,爱情,感情,爱国心,对于亲族之忠实等意)来解释。详言之,应将一家的本分在宗教的意义上加以解释。即在这文字之中,包含着这一切东西,如对于死者的敬意,对于生者的义务感,子女对于双亲的爱情,双亲对于子女的爱情,夫妇相互的义务,养子养女对于作为一体的家族的义务,仆婢对于主人的义务,主人对于从者的义务等等。家族本身就是宗教;由祖先传来的家,就是寺庙。我们在日本可以看见一族和家,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所谓孝道,在日本不仅是子女对父母及祖父母的义务之意,它含有更高的意义,如对于祖先的祭祀,对于死人的敬虔的服务,现在对于过去的感谢,个人对于一家全体的行为等。所以平田氏说,一切德义,均出于祖先之礼拜。沙多爵士翻译的平田氏的话,尤其值得注意:“把自己当做祖先的仆人,精勤礼拜祖先,这是臣民的本分。收养子养女的习惯,是由于祭祀袓先,不使之断绝的自然的愿望。这个愿望,是决不可闲视不顾的。献一身于祖先的回忆,这是一切道德的源泉。能够对祖先完全尽其义务的人,对于诸神及在世的双亲,也决不会做不敬的事情。这样的人,对于王侯则忠实,对于朋友则真实,对于妻子则亲热温柔。因为献身这事的来源,实在就是孝的心。”
由社会学者的见地来说,平田的思想是对的。东亚的伦理的整个系统,出自家族的宗教,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因祭祀之助,发生了对于生者及死者的一切义务感;如畏敬之念,忠实之感,献身的精神,爱国的精神等。在东洋,生命是可以购买的。由这事实最易想象孝道会发挥怎样的宗教上的力量。这种宗教是中国及其诸邻国的宗教。在中国,生命是可以出卖的。因有中国的孝道,巴拿马铁道才得完成。在巴拿马,开拓土地是让死神跋扈的事情。几千个工人给大地吃掉了,白种人及黑种人的数,终于不够来完成这个事业了。但这劳工从中国得到了,以生命的代价得到了,要多少就有多少。这生命的代价,是真的付出了;无数人从东洋而来,服劳役而死了。这是为了这些人们的生命的代价,可以送到他们的家族跟前。我不怀疑,假使这样的牺牲,以命令形式要求的话,生命在日本也是立刻可以买得到的——即使价钱大概没有那样便宜。这种宗教所行之处,个人为了家族,为了家庭,为了祖先,随时可以贡献他的生命。能够使人这样牺牲的孝道,推而进之,会成为了主君不惜牺牲家族的忠义之念。再推而进之,则如楠正成一样,会变成希望七度投生以报主君的忠义的心。从孝的心发达了守护国家的一切道德上的力量——当压制政治危及世间的安宁时,对于官厅的暴政,也往往不辞加以正当的限制的力量。
在古代西洋,以家族的神坛为中心而存在的孝道,和现在远东依旧发挥着力量的孝道,本来并没有多大差异。不过我们在日本,看不到阿利安民族特有的炉边,即屋内放着燃烧不熄的火的家族的神坛。日本的家庭的宗教,其发生时期,远较希腊人及罗马人间在有史时代有的为古。古代日本的所谓母屋,并不像希腊或罗马的家庭一样,有确定的组织。将家族的死人埋葬在该家族的所有地的习惯,一般是没有的,住宅本身就没有确定的永久性。罗马的武士可以说Proaris et focis“为我们的圣坛及炉边”,但这句话用在日本的武士就不妥了。日本的家没有圣坛,也没有神圣的火,它有的是夜夜点着小小的神灯的灵架神坛。古时,日本并没有众神的影像。它没有雷利斯和皮内提斯(Laresaud Penates在冥界护家的罗马诸神),有的是祖先的灵牌,另外有小板牌,上面只有其他诸神——守护神的名字。因为有这样脆薄的木制的东西,家庭才更像个家庭。又因此,这些东西当然到处可以搬走。
现在西洋人要理解这个一家的宗教,礼拜祖先(这是现在活着的信仰)的完全的意义,已经不容易了。我们阿利安民族的祖先,究竟对于死者怎样感想,关于这,我们只能漠然想象而已。不过我们在日本的活的信仰中,可以得到许多东西,暗示古希腊的敬神之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们认为一家的各分子,都无时不受着灵的监视,灵的眼睛注视着各人的每一个行为,灵的耳朵又听着他的话。和行为一样,思想在死者的注视前,也无法逃开。因此,灵所在的地方,人的心必须至纯,精神也必须受抑制。这种信仰的感化,一定在数十年之间,不断的加在人们的行为之上,结果,造成了日本人的性格的美的方面。不过在这家庭的宗教里面,现在并没有任何严肃得令人蹙眉的地方——佛斯特·德·克兰治认为特别是过去罗马的特征的严峻性,在日本的家庭宗教中,丝毫也没有。日本的家庭宗教,可以说是感谢与温情的宗教,死了的人,活像真有身体而与一家人一同起居一样,受着家族的服伺。我这样想,我们暂时也好,假使能够置身于希腊某都会的过去的生活里面,一定可以发现他们的家族的宗教,和今日日本家族的祭祀一样,都是快活的。我又这样想象,三千年前的希腊的儿童,正像现在的日本孩子一样,看见祖先灵前供着什么甜东西,就想伺机偷吃,而希腊的双亲,也像日本的双亲在明治时代申叱孩子一样,申叱中加以教训 ,暗示这样偷吃是不吉的,总之,温和地申叱了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