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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对于“何为文明”的争论十分激烈，众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出了无数的定义。这些定义中的主流观点，是将“文明”与“未开化”作为对立概念进行阐述。“文明”指的是拥有高水平文化的光明的世界；“未开化”指的是文明之光无法到达的野蛮、黑暗的世界。
受大卫
进化论影响的社会进化论，以及从“未开化”向高水平文化发展的“历史的进步史观”，为这些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对于文明的探讨，逐渐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点演变成强者理论，甚至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国的正当理由。这些观点进而被殖民主义者所利用，成为他们侵略的保护伞，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使“未开化”的社会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是基督教徒的职责。
纳粹主义结合社会进化论提出了优生学
的观点，大量屠杀犹太人。各国开始实行绝育法、隔离法
等优生学的政策，美国的卡内基财团及洛克菲勒财团甚至还支持优生学的研究。
进入20世纪，美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人们开始探讨文化的对等性。社会进化论由于成了人种差别和人种歧视的“保护伞”，遭到了世人的强烈批判。20世纪中期，遭到列强侵略的殖民地相继实现独立，取得了国家自治的权力，“文明”与“未开化”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西方文明在失去政治性支持之后，优越地位的神话也随之幻灭。
从“文明”与“未开化”的观点来审视环境问题，那么自然环境就属于“未开化”领域，而“城市化”才符合西方文明中“文明”的深层含义。他们认为，通过人为改变自然环境，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正确行为。
例如，16世纪移居到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一味砍伐树木，将许多森林变成了秃山。虽说西班牙人过度放牧也是森林消失的原因之一，但是过度砍伐对森林的影响更大。
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来自西班牙的中部和北部的高原地带——卡斯蒂利亚地区，卡斯蒂利亚是“鸟儿都无栖息地”的荒凉之地。他们相信，上帝的旨意是将墨西哥也开化成和故乡一样的光景，因此大力改造墨西哥的自然环境。实际上，有记录显示，他们还将此“成功之举”沾沾自喜地告知故乡的主教。
当然，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反对破坏、主张保护自然环境的运动。19世纪中期，英国爆发了环境保护运动；1843年，由曼彻斯特当地牧师自发组织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反公害团体——“曼彻斯特煤烟防止协会”；1867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这些初期运动爆发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危害意识及慈悲心。他们认为，附近工厂排放的废气危害身体健康，遭受虐杀的海鸟十分可怜。人们产生现代意义的环境问题意识，应该是之后10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