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习惯和直觉：平衡大脑

人的头脑是直觉多于逻辑，理解多于协调。

——吕克·德·克拉皮耶尔，沃韦纳格侯爵，《反思与格言》（Reflections and Maxims，1746）

习惯成就你的性格；性格铸就你的命运。

——艾比·摩根，《铁娘子》（The Iron Lady，2011）

对于神经科学领域，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在我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们对大脑的了解比有史以来都要多。它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器官，是身体和环境之间的传感器，具有平衡性、灵活性和强大的适应能力。例如，我们知道，它含有超过1000亿个神经细胞，与银河系中存在的恒星的数量级相当，而每一个细胞都有成千上万的突触连接——与它的邻居进行化学交流的入口。从解剖学角度来看，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了构成大脑的不同的功能中心，以及这些功能中心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执行职责、如何进化。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大脑和其他哺乳动物的大脑一样，是一种混合结构，本质上是一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层次结构，其独特的进化史决定了其生物特性（见图2-1）。 它有一个可与现代蜥蜴的大脑相媲美的原始爬行类动物脑核心结构——与我之前描述的“恣意妄为”的野鸡亨利的大脑并无不同。在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中，大脑生长出一种强大的皮质层，其性能大大增强。在人类身上，这种被科学家称为新皮层的结构大约有一个小蜜瓜那么大，被分成两个互为镜像的部分，这两部分加在一起约占大脑总质量的80%。在我们的大脑中，大脑皮层的额叶区域（大脑中负责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部分）大得不成比例， 支持着我们的智慧和更复杂的社会行为，而这就是我们和其他物种的区别。

数百万年前，在大脑的这两个皮质部分成长的早期，它们通过将海马体（记忆形成的地方）推向大脑的中心，以及将杏仁核（大脑的情感哨兵）推向大脑的外部边界，迫使古老大脑的核心结构分裂。后来，随着人类前脑的进一步发育，杏仁核和海马体这两个结构又一次被挤在一起——仿佛被限制在瓜瓤掏空的部分，与爬行动物脑核心的其他元素共同形成了边缘系统，负责监督身体的生理调节，服务于我们的情感意识。

大脑的高速公路——主要是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化学信使通道，维持着这些不同结构的重要中心之间的通信，其通路也已经被绘制出来。我们也掌握了很多关于物理和化学过程的相关知识，这些过程维持着信息在大脑的许多网络和旁路中的传输。正如我将在第四章中解释的那样，通过记忆，我们经历着过去，想象着未来，我们开始理解，记忆是如何依赖于神经网络间连接的强度的，而这种连接形成于脑细胞与周围世界的持续的相互作用。甚至在公共论坛上被普遍接受，即正是大脑的活动产生了主观意识的“思维”，以及赋予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特的人思考、选择和行动的能力。

人脑的任务是不断地处理信息：在大脑这个器官里，来自更大世界的万花筒般的刺激流被有意识地与本能和内在身体经验融合在一起，不断地为生存服务。因此，如果我们真正要理解大脑是如何协调来适应它的任务的，以及大脑是如何被召唤的，我们必然对大脑的许多部分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信息是如何在细胞、中心和构成大脑的网络之间传递的。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动是如何维持生命的平衡，并塑造我们每个人的？同样，鉴于我们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大脑生理机能和个人行为，信息是如何在个体之间传递，从而创建我们称之为人类文化的这个复杂的社会网络的？

强大的文化力量塑造着我们每个人。动态的社会规范——基于依恋、学习、共同经历和共同意图形成的如何生活的公认惯例，在婴儿期持续影响大脑发育，并在整个生命中持续塑造性格。乍一看，这些迫不得已的做法——分娩仪式、婚姻誓言、物物交换，往往在文化层面是独特的，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它们会在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群体中以类似的形式出现。这表明，进化的生理机制（大脑功能的共性）可能有助于塑造我们的社会行为，就像它们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一样。

顺便说一句，我们必须注意到，今天关于生理机制和大脑细胞功能的知识是建立在还原分析的基础上的。还原分析是科学探究的一个标志，在还原分析中，整体被分成它的多个组成部分。现代神经科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剖析方法，它已被证明是理解神经元功能的分子机制的有力工具。技术已经成为这种创造性理解的帮手。例如，如果没有计算机技术给信息处理带来的革命，大脑的基因指令组就无法被分析。那样的话，我们只能对细胞代谢的动力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而对活体大脑成像的能力将不复存在。

正是我们不断进化的生理机能、个人经验和从文化习得的社会实践的不断融合——市场就是最好的例子，通过我们做出的选择塑造了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在这些复杂、涌动的内在和外在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自我；从这些元素中，通过选择，整个自我被创造了出来。此外，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假设所有的选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主动控制自己的行为方式，要么是出于意愿，要么是通过我们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简而言之，我们为自己作为一个人在意识上的独特性感到自豪：我们的好恶、我们的优点和我们自身的局限。

通过一种人类独有的能力，我们有意识地将这些自我认识的片段串在一起，构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故事，讲述我们认为自己是谁：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母亲、一个糟糕的网球运动员、一个正在戒酒的酒鬼、一个敬业的父亲，等等。只需花一点时间，我们就会意识到，在这个独特的故事的基础上，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凡的能力来回答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一天，当我们面对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时，我们使用这种反思性的、基于证据的自我理解来表达意见并与他人协商。这就是有意识的思维在起作用：大脑系统的活动既服务于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更实际地说，也服务于当下任务，如我们必须记住一个电话号码，或在某个城市迷路时找到路。

然而，正如我在本章对心理习惯的自我调节特性的解释，能够根据需要回忆自传性信息中的细节、有意识地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只是我们与世界保持健康互动的心理机制中最明显的一种。尽管在日常生活的主观经验中，我们似乎依赖于有意识的自我认识，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大脑中一个基于反射性感知和行动的补充性系统是强大的。这个反射性感知系统，主要在前意识和无意识的领域中运行。它不仅对我们有效地完成日常生活中的任务至关重要，而且通过后天养成的习惯，它还以微妙而深刻的方式影响我们的信仰、我们如何感知他人的动机、我们遵循的道德准则以及我们所做的决定，这些影响有时对我们有利，有时对我们不利。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中负责日常社会行为的神经网络，一个基本的操作系统，它不仅对我们如何“书写”我们的人生至关重要，而且对通过人际交往将公民社会维系在一起的“基础结构”也至关重要。这种反射性的自我认识的前意识神经网络通常被称为直觉。

当然，精神生活受制于先验的或无意识的力量并不是一个新观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通过对精神分析的探索，以及他较易理解的写作风格，比近代历史上的任何人都能使公众注意到潜意识在塑造我们世界观方面的力量。 这些想法作为当代在理解无意识精神生活方面的第一次突破，是在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在充满智慧活力的背景下发生的。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神经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在他的著作《洞见时代》（The Age of Insight）中所描述的，这一由艺术家和科学家在一场激烈的对话中掀起的自我反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对启蒙思想的反思推动的。 启蒙思想认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取得进步。

19世纪的工业社会把纪律、节俭、组织和信仰视为人类进步的阶梯，并在这一过程中贬低了人类的情感和本能，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这些是“卑鄙的”和“不道德的”。弗洛伊德的革命性著作强调了生活在一个压抑人类本能，尤其是性欲的社会中，对心理造成的后果。为了支持弗洛伊德的主张，我们最好记住，当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由尼金斯基1913年首次在巴黎排演时，观众哗然。因此，通过使用精神分析努力寻求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智理论，弗洛伊德成为提出“我们在行为中同样受文化、社会和情欲影响”这一理念的先驱，正如我们受意识觉知和运用理性的能力的影响一样。

但是，在确定可能维持意识和无意识精神生活的神经传导机制和活体大脑的解剖结构时，精神分析的内省探究是有局限的。尽管在19世纪晚期的动物实验中首次观察到大脑表现出有节奏的脑电活动，但直到现代人脑成像技术的出现， 我们才有能力对人脑的实时工作进行研究。首先是脑电图仪（EEG），通过它，大脑的自发放电可以通过放置在头皮上的电极来测量。尽管这项技术简单，但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早年我在伦敦的神经精神病学生涯中，我就了解到一种特殊类型的电极在诊断儿童复杂癫痫发作方面的作用，这种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几乎没有改变。

接着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T），这是一种不需要动手术就能观察大脑结构的技术。但是真正的概念上的进展来自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在应用这种技术时，一种快速衰变的放射性同位素被注射到患者的血液中，这使得测量大脑局部血液流动水平的变化成为可能。由于血液流动与神经活动密切相关，我们第一次有可能获得大脑在进行简单的脑力活动时的实时图像，显示出哪个区域在生理上变得活跃。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新技术层出不穷，核磁共振成像（MRI）方法也被开发出来了。核磁共振技术依赖于原子物理学原理，把原子暴露在一个强大的磁场中：许多原子表现得像小指南针，通过巧妙地操纵磁场，就可以让这些原子排成一行，产生详细的解剖图，而不会像PET那样存在电离辐射的潜在危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种先进的基于核磁共振成像的尖端技术被开发出来，同样通过测量血流量，追踪活体大脑活动的功能动态。

我们思考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RI，fMRI）技术时，可以做一个类比，即想象夜间在现代化城市上空的飞行体验：城市区域的相对活动反映在从飞机上看到的聚集的光模式中，连接城市中心的高速公路蜿蜒其间。你可能会抱怨说，这是一幅粗糙的画面，的确如此。但就像早期的制图者绘制大陆的轮廓一样，fMRI技术使得绘制大脑地理图，并将其与大脑的生理功能联系起来第一次成为可能。我们可以真实描绘出思维的互动过程，客观考察弗洛伊德和他的维也纳同事们所面临的难题，即确定大脑、文化体验、意识和无意识自我之间的动态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心理学教授马特·利伯曼（Matt Lieberman）是这些旨在了解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新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20世纪90年代初，马特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对社会行为研究带来的挑战产生了兴趣，他是社会认知神经科学 领域的先驱。这门新学科将脑成像技术与认知神经心理学已被证实的实验方法结合起来，来检验复杂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位于弗朗茨厅（Franz Hall），这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著名的心理学系所在地。在校园里向北走，穿过我工作的人口稠密的医疗中心，再穿过科学园，你会发现一个庄严的门廊，周围是树皮粗糙的橄榄树，被巨大的桉树和松树的树荫遮蔽着。它是组成弗朗茨厅的几栋建筑中的第一栋。这些建筑从反映早期意大利北部学院建筑浪漫风格的圆润的砖石表面建筑，发展成一座于20世纪60年代由反光玻璃制成的大型混凝土立方体建筑，这一过程记录了大学本身的发展。在我访问的傍晚，阳光洒满了这座建筑下方的花园。

马特·利伯曼的街角办公室位于这个立方体的第六层，那里有一整面墙的窗户，正对着窗外松树的树冠。我发现他正在那儿写一本新书。“这是关于大脑是如何获得它的社交网络的。”他笑着说，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是一个轻松自在的人，方下巴，有一头剪得很短的黑发，现在已经灰白。这个房间很舒适。各种书从装满书的架子上散落到地板上，堆成一堆。这些书名目繁多，从心理学家需要的书到不太常见的书，应有尽有：社会学、认知神经科学、生理学、解剖学、宗教学和进化理论，等等。是的，你会想到，应该还有哲学书，你会发现弗洛姆、萨特、尼采——尼采的书很多。在对面的墙上，在一个巨大的显示着核磁共振图像网格的电脑屏幕和正在展开的书稿的上方，挂着一幅马格利特的画作《戈尔康达》（Golconde）的大型复制品。熟悉的肖像——城市的正面被一群从天而降身着正装戴着圆顶礼帽的绅士包围着，在家里看起来很奇怪。

我很好奇，问马特是如何对社会和哲学同时产生兴趣的。“哲学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产，”马特说，“年轻时，父亲一直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但当孩子们陆续到来时，他改变了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人雇用哲学专业的毕业生，所以老利伯曼转向了法律专业。“但我们还有书，”马特继续说，“我在阅读中长大，这是我第一次在思想世界中找到真正的激情。”

后来他才对认知社会学产生了兴趣。首先，作为罗格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马特深受布鲁斯·威尔希尔（Bruce Wilshire）教授的影响，他向马特介绍了威廉·詹姆斯以及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著作。威尔希尔认为理解主观经验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关键。然后，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马特顺着这些线索，发现了大脑成像技术，并开始与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 一起学习。吉尔伯特的畅销书《撞上幸福》（Stumbling on Happiness）在社会认知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所以我被迷住了，”马特解释说，“我们醒着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社交圈子中遨游，关于社会是如何在大脑中编码的，我想知道更多。”

这是马特·利伯曼在哈佛大学时写的一篇早期论文——《直觉：一种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方法》。他在文中提出，直觉思维是一种基于内隐学习的大脑信息处理策略——一种思维习惯，而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神秘思维。 正如心理学家所使用的术语一样，内隐学习是无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日常事务来获得关于世界上存在的关系的事实和线索，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生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我们去国外生活时，我们没有真正尝试就学会了一些当地的语言、习俗和手势。另一个例子是当我们走在一个熟悉的城市中，我们似乎没有做多少有意识的努力就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向感。此外，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与某人交谈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他有点不太对劲；或者在没有立即可察觉的原因的情况下，对一种意想不到的乐观情绪或机会感到意外。也许更有趣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会认为这些反射性的感觉或“直觉”比有意识地对形势进行理性分析更有效。

很明显，大脑可以引导我们进行日常的活动， 似乎“有意识的自我”并没有特意去了解细节。那么，为什么思考是不一样的呢？为什么有些思维过程不是自动触发的？我们可以毫无不适地接受许多运动技能和人类的某些能力——诸如接球、滑雪、骑自行车、学习阅读和写字，这些技能随着实践而成为自动的行为。例如，从观察婴儿在婴儿床里玩耍的情景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也许是一种“本能”的欲望）去伸手抓一个物体。经过无数个小时的练习，这种预先编码的心理驱动程序在以后的生活中变成了一种高效的“习惯性”行为——一种反射性的、经过调整的技巧，为享受无数的球类运动提供了基础。

所以，马特·利伯曼很好奇，直觉，也就是内隐地习得的社会思维习惯的反射性自我认知，是否以类似于行为习惯的方式发展和运作，尽管这一过程比诸如“学会接球”等更为微妙和个性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大脑中支持这种反射技能的机制是什么？马特假设，如果直觉自我是基于习惯的，那么基底神经节——在大脑深处的负责协调运动项目，使我们能够骑自行车或摆动棒球棒的结构，很可能也参与我们如何获得和维持社会关系的过程，如对特定朋友的偏爱或对所喜爱的休闲活动的详细了解。

后来，为了恪守“理论只是观点，除非以某种方式得到证明”这一标准，马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以测试反思性（reflective）的自我认知（基于意识）和反射性（reflexive）的自我认知（基于直觉或潜意识）是否由不同的大脑系统来负责。 这些实验的设计很巧妙。在这项意义重大的研究中，他招募了两组有经验的人，一组是有成就的足球运动员，另一组是即兴表演的演员（毕竟这是在洛杉矶），然后比较他们获取这两类经验领域知识的方式——每个组有一个熟悉的领域，一个不熟悉的领域。马特的推理大致是这样的：相较于职业演员，那些精通足球的人将会书写一本不同的“人生经历”之书，他们在接触有关足球的内容时会比职业演员对足球有更详细的自我认识，反之亦然。

具体来说，马特猜测，那些熟悉演员的细微差别的个体能够反射性地（基于直觉）响应与职业相关的自我认知的描述（例如，一个演员是否有创造力，富有戏剧性，反应敏捷），而那些不熟悉表演的足球球员需要有意识地反思每个问题，方能做出判断。当然，对于涉及足球的描述，他认为两组的情况正好相反。那么，如果负责直觉和意识认识过程的神经元结构是不同的，这将反映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记录的区域血流的变化上。

fMRI仪器的中间是一个相当嘈杂的地方，通过连接到计算机上的一套光纤护目镜，研究人员会给参与者呈现描述性的词语，中间穿插着中性词语，然后通过让参与者按下两个按钮中的一个来记录他们的反应。从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确实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大脑系统服务于自我认知。虽然健康的年轻参与者回答这两组问题的速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但fMRI数据清楚地显示出两组截然不同但相互重叠的神经区域在起作用。

当参与研究的人对他最熟悉的主题做出判断时（直觉或反射性提取，这几乎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他激活了一个大脑中心网络，其中包括两个古老结构的核，杏仁核（情绪的哨兵）和基底核（习惯的家园），再加上一个称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新皮层区域。这一脑区组合能够使人迅速想起内隐式获得的自我认知。相比之下，当参与者必须选择一个不太熟悉的主题下的描述时，他利用了自己有意识的反思能力，来记住明确的、基于证据的信息。与此相关的是，新皮层的外侧前额叶皮层（高度进化的“执行”皮层的一部分）、海马（记忆形成的位置）以及部分内侧颞叶皮层（见图2-2）被激活。

马特·利伯曼的研究证实，在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有两种思维。他的研究并不是唯一的证据。自从1977年以来，人们普遍怀疑在自我认知和决策过程中，有两个独立但平行的大脑活动过程在起作用， 威廉·施耐德（William Schneider）和理查德·希夫弗林（Richard Shiffrin）首次假设了这两种不同的大脑机制。早些年，这两种大脑活动机制被泛泛地称为“系统1和系统2”，现在，双过程思维的概念 已经建立起来了。2011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思考，快与慢》一书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卡尼曼在大约十年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这两种机制的典型行为的描述在不断完善，但最简单的描述是，反思性的意识推理是缓慢的、可控的、努力的、有序的和基于规则的，而反射性的思维——调谐的、直觉的思维习惯，是快速的、前意识的、情感的、平行的、自动的和毫不费力的。想想需要“主动积极地思考”后做出的决定和被动地“随波逐流”进行的谈话，你就会对一不同更有感觉。

当我们意识到，在解剖学上，负责这种直觉活动的大脑结构同时也是控制我们熟悉的习惯性行为的大脑中心时，围绕着大脑对信息的反射性处理的谜团就解开了——就像马特·利伯曼预测的那样。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习惯学会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演戏、踢足球，还是体谅他人，都是由大脑中被称为基底神经节的区域来协调和维持的。这一组脑神经核结构（为了考验你最敏锐的记忆，每个核都有一个描述性的拉丁名字）位于大脑前脑的底部，作为一个连贯的单元一起发挥作用。从历史上看，这些大脑中心，被理解为身体活动的“自动驾驶仪”，其中的纹状体（corpus striatum，直译过来就是“条状体”）是最大的集合体。然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当涉及参与日常社交甚至个人习惯时，相同的自动化大脑系统以类似的方式运作。这种习得的行为模式，由熟知的线索触发，并由基底神经节与大脑其他部分的广泛联系协调，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自动地、平稳地、反射性地运作。就像可以通过练习调节大脑来掌握网球运动一样，经验也可以调节社会行为。

我们所谓的直觉，是对这一过程的突然的、有意识的体验。神秘的、近乎神圣的主观感觉，即对某事“有感觉”或“知道什么是对的”，实际上反映了对很久以前学过的、前意识持有的思维模式的觉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像任何自动控制系统一样，很少有人注意到大脑“自动驾驶仪”的存在，直到它们失灵。这种失灵最容易被了解，就像描述习惯性协调的运动功能丧失时一样，如帕金森病，社会习惯的原理是一样的。基底神经节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身体在空间中的潜意识定位，这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和练习的东西，决定了我们走路、跑步、跳跃和其他体育活动的能力。当支持这些能力的神经细胞受损或退化时，就像在帕金森病中那样， 往常无意识的、优美的四肢和身体运动被僵硬和迟钝所取代。这种运动编程能力的丧失，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自动启动平稳运转的神经习惯，与黑质（黑色物质）神经节的退化有关，特别是与产生多巴胺的细胞的丧失有关。

在这里，大脑的特殊化学物质对于理解习惯是如何养成的非常重要。对于多巴胺分泌不足的帕金森病，给予多巴胺前体左旋多巴（L-dopa）的治疗方法显著改善了许多患者的迟钝和僵硬，并常常能改善情绪。你应当记得是多巴胺系统（早前在亨利的故事中介绍过）驱动着奖赏方式。事实上，多巴胺是一种动机分子，它通过强化奖励和惩罚来促进学习和习惯的形成。当我们有意识地或前意识地察觉到，并且体验过某件事是有益的和愉快的，我们就会试图重复这一经历，此时，纹状体中的多巴胺神经元会增加它们的放电速度。相反，当行为受到惩罚或让我们感到痛苦，甚至感到熟悉或者厌倦时，纹状体多巴胺的活动减少。这是大脑的调节系统在起作用。

哺乳动物都是如此。 习惯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研究所的安·格雷布耶尔（Ann Graybiel）的研究已经表明，当大鼠被训练学习跑出迷宫以获得巧克力奖励时，其脑部基底神经节的神经元在开始训练和训练结束，即奖励即将出现时放电特别强。这种通过重复实验对一组特定神经元进行的训练，使大脑能够以有用的、习惯性的模式存储信息，当遇到适当的环境提示时，这些信息可以很快被激活。一旦被触发，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就会自动运行。

因此，基底神经节是大脑习惯性运动行为和直觉性、反射性的认知网络的核心，它们在一个连续的信息处理循环中连接新进化的额叶皮层和较古老的边缘系统。发展和调节这样的反射性行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生物学优势，促进高效的“自动化”行为，从而为有意识地评估那些需要仔细思考的机遇和挑战腾出时间。这些习惯模式是相当强大的，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下来——比如，间断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具备滑雪或骑自行车的能力；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阶段，尽管短期记忆恶化，患者仍然保留着优雅的社交风度。但是，大脑这些固定的习惯模式思维也会困扰我们，比如，即便是我们在开车时，我们也忍不住想随时随地发短信，或者当一种成瘾行为（不管是对可卡因、美味的加工食品、赌博、性行为，还是互联网成瘾）一旦被既定的线索触发，这些行为都会变得理所当然。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是，大脑调节后形成的习惯和直觉思维模式，无论是好是坏，都是通过反复试错形成的，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更难根除。

与愤怒、恐惧、惊讶和厌恶等基本情绪不同，直觉模式不是预先形成的思维习惯，不是大脑“生存工具包”的一部分。相反，它们是一种反射性的心理能力——一种通常是在熟悉的环境下创造出来的、可用于互动的、经过练习的捷径的总汇，是在与主要情绪相关的经验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这种功能联系在支持反射性自我认知的解剖结构网络（信息流网络连接了古老结构中的杏仁核和基底神经节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中很明显，腹内侧前额叶这一区域（正如我将在第四章所描述的那样）负责管理并制定奖励偏好。

那么，在日常生活复杂的社会互动和情感交流中，反射性的、直觉的大脑调节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我们怎么能在与他人第一次见面时，甚至还没有交谈，就对他提出异议，说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对树林里的一根棍子感到害怕，以为它是一条蛇，就像我的一个乡下朋友在华盛顿国会大厦附近的树林里散步时碰到的那样？为什么我们会对某种食物的味道感到恶心，就像多年前我对熏肉和煮熟的肝产生反感时一样？这些都是大脑在面对感知到的威胁时如何做出自主和前意识判断的例子。

以我自己对熟肝的厌恶为例。当我有意识地、特意地思考这段经历时，我能够把它与我生命中的一段时期联系起来，那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医生，一直在相当大的压力下工作。按照当时英国的传统，我每隔一晚都要随叫随到，住在宿舍管理员的房间里。我们得到了食宿供应，包括早餐和晚餐。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我只是感染了一种胃部病毒，和往常一样恶心和呕吐。在我生病的前一天晚上，主菜是肝、培根和土豆泥，这是英国的主食。尽管我主观上可能认为这些事件毫无关联，但我大脑的杏仁核中心，作为安全的哨兵，从身体的各个部位接收感官信息，包括嗅觉系统，将急性肠胃炎与食物的气味联系起来。在我的先入之见（前意识）中，这两者成了一对，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铃声的条件刺激与被喂食形成了联系。每当空气中弥漫着肝和培根的味道时，我就会从超前意识里得到一种情绪上的警觉，有意识地表现为一种恶心的感觉。

基于有害的经验，为了自我保护起见，我的大脑“重新调整”自我。直到后来，回想起我的病情，即我在发病前喜欢吃肝，我的恶心信号才消失。当然，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关联的例子。但问题来了：社交“直觉”——对我们遇到的人形成意见的反射性能力，比如对陌生人莫名的厌恶，是否建立在相似的、关联调谐的大脑模板上？这些联系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的呢？

智人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 几千年来一直如此。事实上，英国人类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人类的大脑并非像我们曾经认为的那样是通过改善营养而进化的，而是因对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竞争挑战做出反应才得以进化。推动人类大脑成长的不是在自然界中生存的需要，而是在社会环境中生存的需要。因此，既然进化是一种适应性俭省（adaptive parsimony）的练习，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问，直觉性的社会理解能力是否与其他前意识习惯的形成共享一个神经平台。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孩子逐渐成熟，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内，他们开始理解他人的感情并能与他人心意相通。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他们掌握了自我控制和延迟满足的能力，这是在大群体中合作所必需的。

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进化心理学中心的勒达·考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约翰·图比（John Tooby）的研究早已表明，我们形成这些社会习惯的基础是心理“启发式”方法 ——最初源自试错学习的内部规则，这些规则能促进快速高效（用他们的话说，“快速、简约”）的决策。考斯米德斯和图比认为，在我们祖先的过去，当我们为了安全和生存而严重依赖彼此时，这些心理规则会通过不断的试错进化而来。他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行为是古老和本能的，就像哺乳婴儿的行为一样。更确切地说，促进快速相互理解或警告潜在人际冲突的社会互动模板是近来通过自然选择获得的——考斯米德斯和图比认为它们本质上是行为原型，随后由个人经验加以完善。

在这里，我们再次瞥见大脑的前意识操作系统的工作机制。基于不断发展的心智模式，社会直觉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前意识的、动态的自我认知和对社会行为准则的实际领悟，这些行为准则通过持续的文化和个人互动不断升级。通过这种反射性的前意识整合，直觉思维通过促进对社会错位、机会和风险的快速有效评估，补充了反思性的意识自我的深度思考。有时，在这种深思熟虑的整合过程中，会产生“直觉”——不管基本判断是对是错，这种“直觉”在当时似乎比任何有意识的推理都更有效。这有助于解释“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这类反射性的对陌生人的反应。后来，经过反思性的有意识判断，我们才意识到，这个人触发了一种直觉的思维模式——比方说，他声音洪亮，举止粗俗，这让我们痛苦地想起那个在感恩节晚餐上总是取笑我们的远方叔叔。在这个例子中，反射性的意识给了我们一个警告——就像当我是一个年轻的医生时，肝脏的气味会让我反胃。

更广泛的猜测随之出现。也许在人类文化中，这种综合原型超越了直接的个人经验的叙述，成为对伦理和道德信念定性判断的基础，并代代相传，从而定义了何为社会美德。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对不同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道德差异进行了广泛研究， 他的研究为此类猜测提供了参考。

乔纳森·海特的比较研究涉及全球范围内约30 000个个体，从美国和欧洲到南美和东亚。对这一数量庞大形形色色的人群所做的行为分析表明，有五种普遍的思维模式，包括关怀、公平、忠诚、尊重和不洁，每一种文化都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美德。根据这些数据，海特认为，正是通过直觉的社会理解，我们相互关怀，自愿坚持公平的理念，建构了人类的社会结构，即使是在当今世界的复杂社会中也是如此。忠于家庭、社区和国家，尊重传统和权威也成为基本心理模式，对不洁之物（他人令人厌恶的行为、受污染的食物和环境退化）的憎恶则构成了所有文化群体共有的第五种直觉情感。海特认为这些基本思维系统是进化思维的本能的“学习模块”，在发展过程中，就像语言习得一样，帮助孩子们迅速认识到特定文化中的善与恶。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思维模式或许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人类行为和制度经久不衰，在许多不同的种族和文化群体中以类似的形式存在，而其他社会制度却在几代人之内崩溃或被抛弃。例如，市场中的易货和交换，这是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人类机制，与这一讨论关系密切。当我们与美国人对消费主义的迷恋做斗争时，理解市场诱惑对我们的吸引力变得至关重要。那么，这种迷恋是不是一个例子，能说明有意识的头脑是如何成为我们反射性习惯的傀儡的呢？

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强调，大脑的直觉学习的前意识系统与它所观察到的东西相互作用，有时这些观察是不准确的，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熟悉的环境下会做出非理性和冲动的行为。因此，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中显而易见的那样（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被诱使承担起他们负担不起的债务），对好运的直觉并不是准确判断的自动指标。卡尼曼断言，只有所经历的环境是规律、可预测和稳定的，基于直觉的判断才是可信的。他说，在没有这种稳定环境的情况下，直觉思维是不可靠的。

认识自己是不容易的。但这对形成平衡的大脑思维至关重要。在寻求这种自我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驱动我们行动的大部分因素不是我们的有意识选择——在成熟、健康的个体中，是直觉思维在潜意识中决定我们的人生，并决定我们的大部分行为。正如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自我认知研究专家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对自己来说都是“陌生人”。 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大脑形成了一种反射性的、直觉性的能力，作为反思性、意识性思维的补充，这是确保稳定和方向的必要手段——类似于帆船的龙骨和罗盘，我们与之一起，以自信、安全和高效的方式在世界上航行。理想的情况是，在承担起日常工作的责任时，如保持警觉和每天的互动，直觉思维会节约时间和专注力，这是注意力和有意识思考的关键，同时也会给自我意识增加质感和记忆。因此，在理想世界中，习惯塑造了人格，而人格反过来又塑造了我们作为一个独特个体的个人叙事。

但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我们仍然是由进化塑造的生物。我们所理解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文化背景。为了维护和享受某些个人的自由，我们努力在某种和谐的表象下共同生活。我们称之为民主，一种基于平等和理性的社会秩序。在这个范围的一端，在私人领域，我们都有自由做出自己的决定，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预我们做的事情。在另一端，在法律领域，我们都要严格遵守法律，以确保他人的自由。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公共和社会领域的中间地带，在这里，我们所做的选择和采取的行动并不具有约束力，而是与那些理性的规范和公认的价值观相联系，而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对文化结构的维护至关重要。正是在这片广阔的中间地带，反射性的、直觉的头脑占据了主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有意识地控制着我们做出的决定，而实际上，我们的许多选择都是前意识和预先调整的，依赖于反射性习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那么它的社会含义是什么呢？正如卡尼曼所观察到的，一个隐藏的结果是，与任何行为一样，有时反射性（或“有些”）思维习惯也会变得扭曲和不适应。正如美国的肥胖症流行所表明的那样，我们的习惯会反馈并强化自身，形成一种病态循环。这应该不足为奇。直觉受到经验和我们成长其中的文化的强有力的磨炼。反过来，正是我们对他人动机和目的的直觉性理解，在维持文化凝聚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文化和直觉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相互制约的整体，它是把人类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无论是好是坏。

那么，当我们努力去理解我们对消费主义的热爱时，这种自我认知的后果是什么呢？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消费市场被视为个人自由和有意识选择的避风港，在这里，我们做出的决定是理性的、有意识的，旨在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但是价格和需求并不是唯一影响我们的因素。正如我所概述的，个人努力、文化和习惯也深刻影响着我们在市场上的决策。当我们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消费社会，一个致力于持续经济增长、竞争和名人效应的社会中面对不断变化的文化思潮时，我们怎么能继续相信在经济事务中我们大多数人还是理性的生物呢？什么时候我们第一次把自己视作具有理性天赋的人类？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马特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我向他提出了这些问题。“是的，在现代，自我的概念一直在改变，” 马特表示赞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自我的概念已经从本质上与中世纪的人们所持有的观点不同。关于我们认为自己是谁的问题，不再能从继承的社会地位和教会的指令中得到清晰明了的答案。尽管有许多缺陷，但是中世纪的自我身份是简单而稳定的。从启蒙时代开始，自我定义就变得复杂，甚至有问题。”

正如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所强调的，与中世纪相比，今天人们对个人身份的认识是由自我决定和选择驱动的。 但是这种认识的前提是，选择是通过一种有意识的方式来决定的。我们往往低估了社会调节的力量。马特曾大张旗鼓地质疑，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这是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乐于以“过去那些当我们面临障碍……而习惯……不能保证安全通行”的时刻来定义我们人类自身。我发现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在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转型中，在社会压力和无止境的产品营销的背景下，这就是我们推崇有意识的市场选择是通往自我满足的捷径的原因吗？这是我们唯一能感知到的控制点吗？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直觉思维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但我们坚定地认为反思性的意识自我才是理性之王。在理性时代，这个概念最初是如何演变的，后来又如何成为市场社会哲学基础的核心，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9rHdN/E6AS4YnFYGzGm5EHY/QupVRiMKPA3ZR705MNsTrM38zZPH3oGZjhQgt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