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失衡：富足的意外之殇

一个具有高贵品质的人……

在他的身体内仍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出身卑微的印记。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1871）

在写这本书的初期，我和牛津大学的同事们一起工作了一年。我们在伍德斯托克找到了住处。伍德斯托克是位于牛津城外几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初春的时候，我在那里遇到了亨利——一只野鸡，它后来成了当地的“名人”。

在英国乡村庄园里当野鸡一点也不好玩。那一年尤其如此。那个冬天漫长又寒冷，地上覆盖着冰雪，猎人们为此已经付出了代价。有几天，有六七百只鸟落到了猎人和他们的狗的手里。但亨利没有，因为它被亲切地称为“不容易上当受骗的公鸡”。亨利很精明，腿上长有闪亮的长刺，这表明它很精悍、很精明，尽管条件恶劣，也能熬过一两年。它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铜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斑驳的七彩光芒；它的羽冠闪烁着森林般的绿色。它昂首阔步，威风凛凛，显出一副武士的样子。这只鸟是幸存者。

来年春天它失败了：亨利出乎意料地陷入了物质富足、选择过剩的困境中。它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湖边的一个牧场，靠近一个旧水坝的入口，那里的水汇入下面的河里。整个冬天，人们都在维修大坝，为了更好地控制春季径流期间的水量，人们还修建了新的排水管道。在项目的后期，在不用挖土机和卡车作业后，场地管理人员重新在草地上播种。到了三月初，一切都完成了。太阳越升越高，水仙花沿着河岸茁壮生长，新种的草冒出来了，三叶草发芽了，昆虫也开始繁殖了。对于一只从匮乏的冬天幸存下来的野鸡来说，这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盛宴。

说到生存，野鸡是有它们的一套的。它们跑得很快，飞得也很低，它们断断续续的警报，确保了大多数野鸡在你看到它们之前就会躲藏起来。它们对自己的饮食习惯很谨慎，每天清晨进食，下午晚些时候进食，那时阳光开始变弱。在白天最热的时候，大多数野鸡会躲到被猎人称为“闲荡”保护地的地方——隐蔽的疏灌木丛或高高的草丛中，这样既能保护自己不受捕食者的伤害，又能有一点放松的时间。然而，亨利沉浸在发现“财富天堂”的喜悦中，开始忽略这些生存原则。它把新播种的土地里的食物据为己有。人们发现它每天都在那里，即使是在中午时分，它也完全暴露在外，低着头，不停地进食，从来没有人看见亨利跑过；相反，它昂首阔步地走着，颔下的皮囊在它紫色的喉咙上颤动着，发出红光。

亨利越长越大，它不再精壮，而是以匹克威克式的体形而闻名，它是许多人见过的最大的野鸡。游客们聚在一起看它吃饭。它对游客的吸引力可以与水上乐园相媲美。小男孩们扔石子激怒它，它几乎毫不留意，一心要放纵自己。对亨利而言，尖叫着冲进灌木丛是懦夫之举。这就好像它在重新播种的土地上写下了那些警告竞争者远离的标语——“新播种的领地，非请莫入”。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人类猎食者已转移至海湾附近，亨利变得自满起来，尽享自己的私人领地和丰足的生活。一天下午，我们和一群观赏的游客站在一起时，一位当地村民说：“那只鸟已经失去了理智，不是吗？如果它不自杀，那么狐狸也会杀死它。”他是对的。四月中旬，亨利不见了。几天后，我爬到可以俯瞰湖面的小山上，发现了一具血迹斑斑的尸体和一对翅膀，这是亨利留下的东西。那些又长又亮的鸟腿上的长刺，毫无疑问，是亨利的。

亨利的传奇——这只“高贵的”野鸡是如何因陷入富足而失去理智的——这则具有寓言特质的故事，完全值得写进鲁迪亚德·吉卜林的《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 So Stories）中。但是，就像许多寓言一样，它也提供了一个警示故事。肥胖症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流行，这一挑战在美国尤为明显。它表明，当我们面临富足时，我们人类可能与亨利一样有着永不满足的胃口。

那么是单纯的暴食杀死了亨利吗？我不这么认为，相反，亨利对这种突然的食物丰足也感到吃惊。它之所以惨败，主要是因为原始本能冲动与那片刚播种的丰饶的草地不协调。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亨利失去了平衡，它忽视了一直以来的自我保护；本质上，它只是一只胖得飞不起来的鸟。

在人类的层面上，当前，对于那些生活在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富裕国家的人来说，类似的挑战显而易见。起初我们也对过于富足的生活感到惊讶。我们被一种不可抗拒的、资源丰富的文化所诱惑——一种由我们自己的物质成功所设计的、能提供一切所需的令人麻痹的、过剩的文化，我们正在与我们人类自己的生物学规律发生冲突，我们对我们当前行为的长期后果缺乏远见。我们人类进化而来的生理机能与快速变化、竞争激烈、商业化的社会诱发的挑战性行为不匹配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我们日益增长的肥胖问题。Ⅱ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焦虑和抑郁的盛行与肥胖交织在一起，这并非偶然，因为它们都是高压力社会带来的后果。这些以代谢问题为主的疾病是“功能性疾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种种原因，自身缺乏安全感并不断受到挑战而患上的疾病。

富裕被定义为在代价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拥有极丰富的选择， 因此具有无处不在的“魅力”。当我们接触到当今消费文化带来的愉悦刺激和不断的回报时，我们在日常活动的许多方面都容易产生过度的行为，乃至上瘾。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瘾君子”可以对可卡因、海洛因或酒精上瘾，就像亨利对它在草地上的恣意妄为“上瘾”一样。但令人费解的是，相同的神经结构，不仅让一个“正常”的人习惯于购买双层芝士汉堡，也让他们习惯于信用卡购物、视频游戏、智能手机、电子社交网络、网上冲浪、股票期权冒险、色情内容和无数其他的新奇的“乐趣”，这些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比比皆是。在这样一个拥有无数选择的世界里，选择会直接作用于我们对快乐和回报的本能驱动力，自我控制已经变得难以发挥和维持。

市场文化进一步侵蚀我们的自控力，强化了我们这种贪婪的消费行为，然而，经济发展却依赖于这种市场文化。随着贸易的全球化，持续的物质增长模式已经成为人类“进步”的公认模式。商业上的成功不是靠质量，而是靠销售的产品数量。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在必然集中在诱导和鼓励消费者的成瘾行为上——在美国，消费支出约占经济活动的70%。消费量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活力的标准。在当今社会，商业增长有两大驱动力：一个是商人们发现，当面对物质充裕时，人类大脑无法有效地自我调节欲望；另一个是传统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人们可以做到自我调节。正如媒体所描绘的，这就是美国梦——建立一个充满选择、物质丰富、充满兴奋、充满活力和自我实现的世界。但是，正如我将在这一以美国肥胖现象为例的开篇章节中所探讨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生理和文化因素的不匹配会导致不安全感、坏习惯，以及压力带来的代谢紊乱等健康问题。

美国人在物质财富、生活水平、选择自由和非凡的技术发展方面领先于世界，在世界上最肥胖的人群中也同样令人难于置信地表现出众。2008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估计，68%的美国人超重，其中33%的人体重指数（body-mass index，BMI）在30以上， 属于肥胖。从某种角度来看，美国的肥胖率是日本的10倍。 ^[1] 这种过度的体重增加不仅会导致生理失衡，使数百万美国人患上Ⅱ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进而导致慢性疾病的悲剧，而且还会使美国面临巨大的公共卫生和经济负担。

对数据做进一步认真分析后我们发现，几十年来美国人的体重一直在缓慢增长， 但毫无疑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一曲线开始呈指数级上升。这个时间尺度对应的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从家常菜转变为更多地食用预处理和高热量的食物。 这些食物含有较高含量的精制糖和饱和脂肪，最重要的是，这些食物很容易买到，既美味又便宜。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个困境中呢？毕竟，在地球的生物群落中，我们人类难道不是智慧物种吗？我们不仅能有意识思考、选择和行动，而且以自己能从经验中学习而自豪。在美国，我们往往认为肥胖是个人问题。那么，作为聪明的生物，为什么我们在面对新到手的物质富足时，会表现得贪得无厌，就像亨利在新播种的草地上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的自控力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说“不”，控制自己的饮食习惯呢？

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痛苦地意识到，在今天的美国，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并非易事，其原因涉及多方面，从遗传、生理因素到人际关系、文化因素。

肥胖现在是美国公共健康的头号问题。要了解它的根源，一个好的起点是了解我们人类的进化史。简单地说，对于人类动物而言，生活在丰富、廉价、美味的食物比比皆是的社会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与传说中的野鸡亨利完全一样，无论是在新陈代谢还是在本能上，我们人类是为生存而进化的，人类早期生存的时代物质是匮乏的，而不是富足的。

从生理学上讲，体重增加背后的“方程式”是直截了当的：它是身体储存多余能量的直接结果，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从食物中获得的热量超过了满足新陈代谢所需的热量。多种基因会参与平衡身体的能量需求， 这些基因不仅相互作用，还会对环境条件的变化做出反应。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的经历：想想那些我们从感恩节和其他冬季盛宴中获得的额外体重吧。但是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他们会不断地与不稳定的食物供应做斗争，这种通过体重增加来储存能量供应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在饥荒期间，这种能量储存可以迅速成为一种可拯救生命的身体机能。因此，非洲人或南美土著后裔进化出一种比其他人种（如欧洲血统的人）更强大的代谢系统来保存和储存能量。在欧洲，早期农业使食物供应极为稳定，相应地，也为基因组适应这种环境提供了条件。然而，人体的新陈代谢程序并不容易改变。因此，当个体，尤其是那些有存储卡路里的代谢倾向的人持续地摄入高热量的饮食时，再加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体重明显增加和肥胖就司空见惯了，也会对长期健康构成威胁。

对于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一个经典且研究充分的例子：亚利桑那州的皮马印第安人因食用高能量的“西方”饮食而出现了严重的肥胖。 在他们祖先的栖息地，这些基因与美洲土著相同的“河边民族”通过打猎、钓鱼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存下来。在生理和文化上，他们都能很好地适应饥荒时期。然而，在19世纪晚期，当美国定居者沿着河流逆流而上，使皮马人的供水改道时，皮马人两千多年的传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大范围的饥荒。在短短几十年内，美国政府给这些“河边民族”提供替代饮食，其主要成分是动物脂肪、精制糖、白面，再加上外来文化的发展以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导致当地人不仅体重增加，而且引发了Ⅱ型糖尿病，今天仍然使约32%的人口备受折磨。

亚利桑那州皮马人的困境与生活在几百英里以南墨西哥马德雷山脉的部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部落居民与皮马人有类似的遗传基因。在这里，皮马人保留了他们祖先的传统——以玉米和南瓜为主食，辅以猎食和捕鱼，该部落居民的体重保持正常，糖尿病患病率较低。

虽然皮马人的经历在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它凸显了环境与代谢的错位发展产生的强大而显而易见的后果。随着文化和饮食的突然转变，在食物匮乏条件下进化而来的保存卡路里和防止体重减轻的生理机能，不仅在稳定新陈代谢方面无效，而且当摄入的卡路里超过需要时，还会导致病态的体重增加。

我们的本能行为在适应衣食富足的条件时也表现出类似的复杂性。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不仅控制了新陈代谢的基因密码，连同我们的本能都被设定为适应物质匮乏的环境。在物质匮乏的社会里，人们一致认可的生存之道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用的东西，就去收集和消费，因为这样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来。但是，正如我稍后将探讨的那样，每天指挥我们的大脑是一种只会使用权宜之计的器官， 它的核心运行依赖于很久以前进化出来的一系列机制。因此，衣食富足时，问题就产生了。生物进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保守的，通过选择不同的适应模式来选择最优的环境适配以获得成功和生存。那些被证明有价值的适应机制被一代一代地保留下来，并且是被跨物种保存下来。因此，当涉及本能行为时，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仍然潜藏着一点亨利的“机智”。

在生存的本能游戏中，痛苦和快乐是改变我们行为、指导大脑快速反应策略的红绿灯。恐惧和痛苦是对危险的警告，会使人撤退；而快乐是对成功的奖赏，会促进好奇心和不断的探索。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痛苦是司空见惯的，而回报来之不易。在寻找食物时，很少需要自我克制。我们的祖先在撒哈拉以南的家园几乎一无所获，而其他人也想从这仅有的收获中分一杯羹。因此，是贫困和竞争控制了我们的能量摄入。当好运让我们惊喜时——如我们偶然发现一棵硕果累累的树，或者是一头巨兽的遗骸时，好运就印在了我们的大脑情感记忆中，这种兴奋就像播下了种子，让我们渴望重复这种经历。但这样的欢乐时刻很少，充其量也只是短暂的。为了自身的利益，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任何出现的机会。因此，多巴胺驱动的、产生愉悦感的奖赏系统被调整为以短期利益为目标：当你在狩猎中获得成功时，你会以最快的速度吞下猎物，并囤积剩下的猎物，最好是在竞争对手出现之前。

在当今物质富裕的世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低成本的预加工高盐、高脂食物，连同含有咖啡因和玉米糖浆的软饮料，在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都唾手可得。这种情况使我们易受伤害。我们一直难以抗拒这种廉价、方便、新颖和高热量的饮食。猎奇、及时满足的机会扭曲了我们每个人的理性选择。因此，当受到这些美味佳肴的诱惑时，大脑古老的奖励机制就会迅速发挥作用，占据主导地位，有时甚至会被强行控制演变成一种上瘾的恶性循环。当我们不断地对这种诱惑做出反应时，多余的热量就会随之而来，离体重的增加也就不远了。更糟糕的是，在短期内，这种行为没有生理上的惩罚，只有奖励。所以今天和古代一样，当血糖水平下降，威胁到大脑的能量供应时，警钟就响了——我们感到虚弱和饥饿；但是过多的卡路里被摄入时，身体并没有发出什么理性的警告，只是有一种饱腹感。这与把车开到加油站加油不同，我们没有生理上的卡路里切断阀。因此，随着肥胖的出现，伴随体重增加而来的高血糖水平（糖尿病的先兆）有时会持续数年后才被发现。

总而言之，在今天的美国，谈到食物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选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本能行为没有进化。理性的选择可能会使我们竭尽全力保持合理的体重，但当我们“惊喜”于快餐的便利性，理性的思维就会被远古大脑对即时回报的偏好所淹没。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和体力劳动的减少，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经济停滞，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双重危险，促使人们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多的热量。市中心社区普遍缺乏健康食品的选择，这一因素与另外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肥胖症在美国成为穷人而非富人的一种疾病。这与过去的经验形成了反差，当时最常见的肥胖人群是富人和特权阶层，这显示了他们的地位和获得食物的特殊途径。

易感基因、原始欲望和选择过剩只是这个复杂过程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因素的贡献意义重大，但仅凭这些因素不足以充分解释美国为何位列全球肥胖排行榜榜首。在美国多样化的移民人口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有非洲血统，还有许多人拥有南美土著少数民族混合血统，这两种人群的基因都倾向于储存热量，易于肥胖，然而欧洲血统的高加索（白人）男性，也已明显超重。根据1999年至2010年期间以BMI为测量指标的报告，肥胖在男性中普遍存在：白人美国男性肥胖率为36.2%，非裔美国男性为38.8%，拉丁裔美国男性为37.0%。这表明，除了遗传因素，还有一个共同的文化驱动力在影响着所有群体。

统计数据显示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体重都有所增加，但这一增幅并不一致，而且与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没有关联。这凸显了文化是促进肥胖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美式快餐文化已经深入世界各地——《经济学人》杂志使用麦当劳巨无霸的价格作为不同国家购买力的比较指数就是明证， 但在大多数调查中，来自一组富裕的、说英语的国家的人体重增加最多，而其中美国人体重增加又是最多的。21世纪初，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些国家的肥胖流行程度高于其他富裕国家，其中包括人均收入相当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

那么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呢？一种可能是市场原理。我的同事，牛津大学经济史荣誉教授阿夫纳·奥弗（Avner Offer）提出了这个观点。在对肥胖的研究过程中，奥弗注意到，全球肥胖指数增加，在时间上不仅与高热量预处理食物的流行重合，而且也与全球化缺乏管制的市场系统同步。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其他讲英语的国家是这一市场系统早期的热情支持者。随后，奥弗与牛津大学的同事雷切尔·佩奇和斯坦利·乌里贾斯泽克一起，对1994年至2004年间11个国家的96项测量体重的调查进行了仔细分析。调查显示，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相近，但收入分配差距较小、社会基础设施较强的国家相比，信奉自由主义的“英美”经济体集群与肥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来自美国发展史的证据为这一假设提供了可能的支持。延长工作时间、增加竞争，以及更大的经济不安全感（经常与自由经济联系在一起），可能会导致普遍的代谢压力， 进而成为促进体重增加的一个中介因素。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时间长而度假时间短。此外，在今天这个技术驱动的社会，许多曾经限制工作日的物理因素已经消失。因特网的便利、即时电子通信和交通运输的革命意味着时间和距离不再是全球化商业活动的障碍。以增长为中心的经济孕育了一个需求驱动、永不停歇的“快速新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24小时的时钟越来越左右我们的工作生活，挤占了家庭、体育活动、休闲时间和睡眠时间。

什么是代谢压力？压力反应的基本生物学原理（大脑和身体对不确定性和威胁的协调反应）是我们与祖先共享的一种重要的适应机制，就像我们共享奖赏的大脑系统一样。这是另一种从我们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可靠机制。一旦被触发，人类的反应与野鸡发现鹰的影子落在巢上时的反应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是野鸡。不同之处在于，鉴于我们人类学习、计划和想象的智慧和能力，我们感知压力的方式相对我们的经历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包括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生活的特定社会环境，以及我们个人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掌控程度的感知。主观上的控制感对人的心理来说是最重要的。 因此，高度竞争的工作环境（无处不在的时间紧迫感、常态化的反复冲突），通常会让人感到极大的压力。对于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在工作中经常缺乏个人控制感。

长期的压力是要付出代价的。从生理学上讲，当大脑通过激活自主神经系统，使身体处于即时的警觉状态时，应激反应旨在保护我们。当我们感到惊讶的时候，我们都体验过脖子后面的刺痛感。接下来，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肾上腺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到血液中，主观上我们感到意识增强、紧张，甚至焦虑。身体的二级防御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同样被激活，为身体在未来的战斗中可能遭受的创伤做好准备。但是，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系统在进化过程中，都被调整为一旦危险过去就可以立刻快速关闭的系统。它们不是一直保持活跃和警惕的系统。当需要这样做时，它们会慢慢破坏身体的重要平衡，使我们更容易被炎症和疾病所侵扰。

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我曾经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叫随到，我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现象。但是在当今全球范围内，许多人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通过电子设备被工作束缚，这种让人筋疲力尽的日程安排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常态。面对一连串的最后期限，大脑的警钟不断地响起，压力反应也在不断地发挥作用。作为回应而被慢性激活的免疫系统使身体充满细胞因子，这是重要的信号分子。当细胞因子产生过量时，它们会增加慢性代谢疾病（包括肥胖）的易感性。

细胞因子是一种与荷尔蒙类似的蛋白质小分子，在脂肪细胞的代谢中起作用。在肥胖者体内，它们是由不断积累的脂肪刺激产生的，并可激活体内的其他炎症。因此，细胞因子被怀疑是压力和肥胖之间的潜在媒介。事实上，肥胖被认为可能是一种营养过剩的紊乱的代谢状态，它会产生自己的炎症过程，使体内的适应性机制（“代谢陀螺仪”）失去平衡。一旦这种恶性循环形成，大脑和身体的调节功能就会丧失，扭转这种恶性循环的任务就会变得异常困难，任何超重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

在美国，受慢性工作压力 影响最大的人群（该人群中肥胖最为普遍）是那些技术熟练和半熟练的、长期工作的中产阶级，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工作时间长，财政安全又得不到保障，往往会忽视家庭和自身健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普通工人已经承担了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年收入的波动变得更大，以固定美元计算的最低工资已经下降，那些有终身职位和接受以就业为基础的医疗保险的人也是如此。在美国，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 人们越来越感到压力重重，不安全感倍增，这同样使中产阶级群体落在了后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中值基本保持不变，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正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11年报告的那样，自1980年以来，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拥有的国民财富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与此同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的推动下，失业率上升。因此，对许多中产阶级公民来说，工作场所的竞争加剧了，而工作保障却降低了，导致代谢压力不断上升，这种压力常常表现为焦虑和体重增加。

睡眠不足 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压力驱动的代谢负担。大多数美国人报告说，他们每个工作日晚上都会从自然睡眠时间中偷取一到两个小时，等到周末再补上，这只会导致情绪低落和长期压力的循环。一项大型人口调查（包括100多万参与者）发现，睡眠不足7小时与体重指数增加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虽然人们很容易认为睡眠只是日常活动的一种暂停，但事实上，正如莎士比亚富有诗意地描述的那样，睡眠在整理“忧虑的乱丝”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恢复性功能。然而，许多美国人现在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短时间的睡眠是一种必要的罪恶。

这是一种有害身心健康的做法。越来越多的实验室证据表明，睡眠不足会进一步刺激身体对炎性细胞因子生成的反应， 就像失去控制和慢性压力一样，会导致启动细胞因子生成的基因信使增加三倍。即使剥夺一个小时短暂的睡眠，其对炎性细胞因子的生成和食欲的激素调节也有显著的影响，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睡眠中断后，人会在醒来时感到饿，感觉自己感冒了。在一项对身体健康、体重正常的年轻男性的研究中，睡眠减少与身体代谢功能的改变显著相关。当身体健康时，荷尔蒙的产生是与睡眠和清醒的周期同步的。然而，在被剥夺睡眠的年轻男性中，这种节律被摧毁了，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升高，这表明用于身体和大脑之间交流的反馈机制受到了干扰。这些年轻人的糖代谢也受到了损害。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接受葡萄糖挑战测试的受试者血液中的葡萄糖清除速度比完全休息时慢40%，这一变化与正常衰老人群和糖尿病早期患者的情况类似。

随后，同一组实验室研究人员研究了白天血液中控制食欲的激素瘦素和胃饥饿素的含量， 以及对饥饿感和食物偏好的主观评分。参与研究的男性被限制在两天内只睡4个小时，然后被允许补觉10个小时，以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与恢复期相比，在睡眠限制时间内，抑制食欲的瘦素减少了18%，促进食欲的胃饥饿素增加了28%。有趣的是，年轻男性的饥饿感也增加了24%，食欲也同样增加，尤其是对于高碳水化合物含量的高热量食物的食欲。这表明，当睡眠不足时，人们对快餐的渴望会增加（我在紧急电话中度过了一个晚上后也有过这种经历），这可能是新陈代谢的原因。要想理解睡眠不足的压力在肥胖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也许更重要的研究发现是，食欲激素（胃饥饿素和瘦素）之间的重要平衡在慢性失眠症患者身上持续受损。

这些研究强调了从肥胖故事中得出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肥胖仅仅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压力诱导、需求驱动和时间紧迫的经济环境带来的一系列健康后果中最明显的一个。通过将我确定的证据线索结合在一起，并在图1-1中加以说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肥胖症在美国的流行及其相关身体问题的起源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进化、生物和文化元素交织在一起。从公共卫生规划的角度来看，这种综合性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从生理学上讲，这些由压力引起的身体不良反应反映了对与健康生活休戚相关的机体内环境平衡的严重破坏。因此，美国的肥胖大流行是一个警告。在困扰美国的健康问题中，许多是由我们所做的选择和随之而来的不良行为导致的。 因此，如果我们重新审视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和需要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忠于工作的职场战略，我们就不如现在做得好吗？

这似乎很合乎逻辑。那么，为什么我们继续成为自残的受害者呢？我认为答案在于我们经历了深刻的文化转变。在“进步”的名义下，我们几代人一直以来在抛弃鼓励经济责任和自我控制的社会习俗，而代之以消费主义带来的即时满足。让人上瘾的即时满足已经侵蚀了我们谨慎的习惯和客观选择的能力。然而，更大的影响是，在我们的短视行为中，我们忽视了向后代传授这种技能的社会机构。除了在车里，家庭成员很少面对面；我们从不坐在桌边一起吃饭，在外工作的父母都是边走边带外卖，这样的家庭生活模式不美好，当然也不可能灌输给孩子自我约束的能力。在一个过度消费的文化中 （强迫性地获取和消费是常态，人们几乎唯一的选择就是消费），瞬间满足的机遇会很快击败任何自我约束的有意识努力，无论是欲望、情感还是冲动。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自己创造的这样一个新奇、光速般发展的文化（一个发展迅速以至于我们没有能力来维持其生物、生态和经济健康的社会）中繁荣发展，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智慧，不是作为满足于短期欲望的奴隶，而是作为一股深思熟虑的、创造性的社会力量，来设计规划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有能力将我们的激情与理性融合起来，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随着数字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提供令人上瘾的新奇事物（“电子可卡因”）的技术日趋完善，这一点将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必须给自己时间去思考和理解我们是谁，因为我们可以从大众市场物质主义的实验中学到很多东西。

理想情况下，我们必须回到历史悠久的德尔菲格言“认识你自己”， 不是为了研究某些抽象哲学，而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对新奇事物的偏好和缺乏远见的欲望。技术丰富、市场驱动的文化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努力应对这种文化所带来的机遇和陷阱时，“认识你自己”能够使我们了解无论是基于直觉还是主观意识上做出的选择。

尽管美国和其他讲英语的富裕国家一起，一直在这场日益严重的健康危机中扮演着潜行者的角色，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随着新兴国家放松市场管制、工业化和改变传统饮食，类似的问题正在广泛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病态肥胖现在是一个具有实质性经济负担的全球性挑战， 也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对个人健康的威胁，无论是对那些生活在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人们，还是对生活在后来居上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东国家和中国的人们来说，均是如此。

不经意中，美国和以消费为中心的英语国家偶然发现了一条新的行为准则：人类社会在提供即时补贴方面做得越好，每个公民的自我调节能力就越弱。我们现在正在重复那些轻而易举毁掉亨利的悲剧。正是美国社会的富足（我们生产得更多，消费得更多，扔掉的东西也比地球上任何其他群体都多）滋生了我们的消费欲望。在美国，以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我们正成为自己制造的诱惑的受害者。

2012年1月，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发布了最新的美国肥胖统计数据，并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他们的报告让人有些兴奋。该报告总结了2009年和2010年这两年多来收集的数据，并与十年前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表明，肥胖症的指数增长正在趋于平稳。 ^[2] 对大约6000名成年人和4000名儿童的现况调查显示，尽管男性在过去10年里略微变胖，体重指数从27.7升至28.7，但女性体重指数没有变化，维持在28.5。尽管大约有7800万人（大约占美国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一）仍然肥胖，但考虑到美国人民的腰围在过去30年里稳步增长，并在过去10年里呈指数级增长，这一增长速度的放缓是一个相对好的消息。

令人欣慰的数据还表明，美国人正慢慢承认，并开始面对自己的问题。2008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美国的肥胖成本为1470亿美元，这其中包括不断上升的运载“更肥硕的自己”消耗的汽油成本，以及本已过高、负担过重的医疗体系所承受的成本。在美国，金钱至上，不管肥胖给个人带来多大的负担，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再也负担不起超大餐盘的自我放纵和“吃到撑”的文化。

可能的补救措施 从自上而下的禁止到自下而上的技术手段各不相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推进她的学校午餐计划——《2010年健康、无饥饿儿童法案》，并在白宫草坪上种植蔬菜；时任纽约市长的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提议禁止在公共场所销售超大号含糖汽水；一项禁止在学校使用软饮料售卖机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样的，在快餐连锁店被要求公布卡路里含量后，一份报告帮助星巴克的顾客减少了25%的消费，这表明至少在喝拿铁咖啡的时候，人们稍稍倾向于自我控制。

另一方面，融合了科技和自我提升的智能手机的健康监控应用程序 正在迅速取得进展。例如，一款源自旧金山的软件，旨在追踪人们的食欲、运动、饮酒习惯和睡眠，目标是利用数据库“自我量化”并改变未来的行为。当然，多年来，收集数据来衡量进展和反映决策是相关机构的标准做法，但电子自我量化是不同的。除了根据长期目标监控短期行为外，它还提供了一种技术解决方案，来替代我们已经失去或可能永远无法获得的能力，比如对食欲或酒精消费的精神控制。在这里，一项最初被设计用来扩展人类交流的技术已经变成了一个“假肢装置”。

然而，考虑到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对于那些已经在与肥胖做斗争的美国人来说，这些努力不过是权宜之计。严酷的现实是，在所有的可能性中，这些人在中年时期将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是缩短寿命。要想长期遏制这一流行病，重点必须放在儿童和青年身上。在这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证据表明，美国年轻人的肥胖率在持续上升，尤其是男孩，在婴儿期到19岁之间，肥胖症的患病率从2000年的14%上升到10年后的18.6%。相比之下，女孩的肥胖症比例相对稳定，从2000年的13.8%上升到2010年的15%左右。

不幸的是，旨在帮助青少年健康饮食、避免成人糖尿病的干预措施， 在美国仅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果，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12个低收入学区实施了一项针对12至14岁女孩的营养强化和可选运动结合项目的研究，该项目持续长达一年但没有显示出任何作用。一开始，大约40%的儿童处于肥胖边缘，平均体重约为130磅 。然而，只有25%的参加这个项目的女孩选择参加午餐时间的锻炼课程，仅有10%的女孩在家进行体育锻炼或补充营养。也许并不奇怪，到了年底，实验组的体重增长与对照组相似，在校学生的平均肥胖率为33%。

从这些研究中得到的教训是痛苦的但也有价值。第一个教训是，改变既定的饮食习惯并不容易，因为（正如我将在第二章中解释的那样）我们是习惯的动物： 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会继续偏爱我们小时候喜欢的健康或不健康的食物。当然，食品行业早就知道这一点。这就是麦当劳开心乐园餐的宗旨：为孩子们提供他们想要的美味食物和他们不需要的高热量食物。汉堡王（Burger King）也有类似的赠品计划，为孩子们在享用汉堡的同时提供纸板皇冠。占据年轻人的思想和胃是一个强大的商业策略，因为它行之有效。虽然公众对健康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但限制向儿童销售垃圾食品的努力不仅会遭到食品行业的反对，而且也会遭到儿童本身的反对，尤其是那些在加工食品诱惑下长大的儿童。

2010年，洛杉矶学区发生了一场学生抗议活动。该学区每天供应65万份餐食，用健康食品如什锦菜、咖喱蔬菜、扁豆和糙米等取代了学校午餐中的传统快餐食品。成千上万的学生退出了午餐计划，转而投身于供应薯片、糖果和快餐汉堡的地下市场，午餐计划的参与人数下降了13%。这进一步证明，面对一种习惯快餐甚至上瘾的饮食文化，改变营养标准是困难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贫困地区的家庭，在那里食品杂货店分布零散，预处理食品占主导地位。

到了青春期，我们的饮食习惯就定型了，所以第二个教训是，形成饮食偏好必须及早开始。 因此，与上述洛杉矶学校午餐供应不当的情况相反，美泰儿童医院（Mattel Children's Hospital）的儿科医生温迪·斯劳瑟（Wendy Slusser）在洛杉矶再次实施了一项家长培训计划。这项为期7周的计划主要针对那些有超重孩子的拉丁裔低收入母亲，这些孩子的年龄在2至4岁之间，培训内容包括营养普及、体育锻炼和育儿指导。作为一项互动和参与式的训练，该项目在诊所中进行，母亲们互相学习，然后在家练习育儿技巧，结果非常成功。与澳大利亚的方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家长培训营中，这些年龄较小的孩子体重下降了9%。相比之下，在母亲没有接受培训的一组孩子中，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增加了16%。关注婴幼儿健康饮食的努力收到了回报。虽然总体肥胖率在美国保持不变，但2014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报告2到5岁之间的孩子肥胖率下降了43%，这是10年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下降。

美泰的研究说明了一些显而易见但容易遗忘的事情：在我们作为独特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家庭、文化、教育、市场、媒体、错误的观点，等等，深深地制约着我们的习惯。不那么明显的是，这种社会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直觉获得的，然而在自我意识的关注下家庭之外的朋友圈也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强大的影响。例如，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肥胖在朋友之间的传播， 就像普通感冒的传染一样。在这方面，最有趣的研究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弗雷明汉。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对弗雷明汉的一些家庭（现在有超过1.2万人）进行跟踪调查。该项目始于1948年，重点关注心血管疾病的自然发展史；1971年，最初参与研究的5000人的后代被纳入研究；2002年，第三代儿童被纳入研究，使之成为美国最全面的纵向健康评估研究之一。

除了包括身体质量指数在内的行为和身体测量指标，弗雷明汉研究还提供了30多年来邻居、朋友和亲戚之间社会关系起起落落的详细信息记录。2007年，哈佛大学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利用这一非凡的资源，发表了一篇关于1971年至2003年间弗雷明汉社区肥胖症传播情况的分析报告。这一时间段很重要，因为它几乎完全反映了美国肥胖症流行的发展期。证据进一步证实，我们与什么样的人为伍对肥胖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的习惯基本上是从我们信任的人那里学来的。

研究开始时，在这个由12 067人组成的紧密联系的社交网络中，肥胖人群的聚集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随后的30年里，肥胖在样本中的流行程度有所上升，与整个国家的情况一样。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增长并不是随机的，而是被聚集在一起的个体之间的社会纽带所决定。社会关系，尤其是亲密朋友之间的关系，在预测肥胖的发展方面比地理距离甚至血缘关系都要有力得多。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好朋友变胖了，那么他或她变胖的概率会增加57%。在成年兄弟姐妹中，如果其中一人肥胖，另一人肥胖的概率会增加40%，配偶肥胖的概率会增加37%。虽然相隔千里的距离可能会把兄弟姐妹或亲密的朋友分开，但影响犹在。相比之下，这种影响在地理位置相近但彼此之间没有特殊关系的邻居中并不存在。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肥胖会在朋友之间传染。事实上，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他的同事们随后使用传染病模型进行的分析表明，肥胖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已经成为其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1971年，弗雷明汉研究的参与者中只有14%的人肥胖，但随后这一数字与全国其他地区的肥胖人数同步上升。首席研究员艾莉森·希尔说：“我们的分析表明，尽管自1971年以来，人们的增重能力有所提高，但在减肥方面却毫无进步。”美国成年人在任何一年都有2%的概率变胖，这一比例在最近几十年里一直在上升。每有一个肥胖的亲密朋友，这个数字就会上升0.5%。因此，有四个超重的朋友会使一个人变得同样肥胖的概率增加一倍。虽然在当今的美国文化中，高压力、睡眠不足、容易吃到不健康食品以及缺乏锻炼仍是导致体重增加的主要原因，但生活在一个联系紧密的亚文化群中，人们普遍接受这些行为，这也明显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由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已经超重，这样的亚文化现在无处不在。在我们的习惯中，我们潜意识顺从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人的行为。

在美国，我们拥有丰富的食物，微妙的环境诱因会进一步导致暴饮暴食和体重增加。 康奈尔大学的消费者行为学教授布莱恩·汪辛克（Brian Wansink）已经证明，无数的诱因在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饮食习惯以及我们一整天的消费量，并让我们甘之如饴。在他的书《瞎吃》（Mindless Eating）中，汪辛克从一系列他在实验室、家、餐厅、电影院以及任何可以饮食的场所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仅是家人和朋友，包装和盘子、名称和数字、标签和灯光、颜色和蜡烛、形状和气味、干扰和距离、橱柜和容器都可能深刻地影响食欲和消费。看似无关紧要的因素，比如我们在哪里储存食物，食物是否容易获取，或者食物是如何搭配和供应的，都能相应地触发行为习惯，并对我们吃什么和什么时候吃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我在自己的饮食偏好中就看到了这样的癖好：早上一杯咖啡引发了对甜甜圈的强烈渴望，回想起我的童年，我发现对于吐司加炒蛋，马麦酱必不可少。

我们每天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决定的。我们称这种习惯性坚持的行为模式为“在我们意识之外进食”。汪辛克的研究，弗雷明汉研究对社交圈的分析，甚至是我在甜甜圈和马麦酱上所感受到的快乐——所有这些例子都反映了大脑的习惯机制在运作。正如我在前言中指出的，习惯对于有效地管理一天的活动不可或缺。但是习惯会让人变得情绪化和适应不良，尤其是当它们强化了短期的、本能的行为时。肥胖导致的灾难以及我们对丰饶的市场社会的新机遇和物质富裕的反应说明了这一点。矛盾的是，我们情感上的反应是过度消费，想象着拥有的越多越好，而不是一种愉悦和满足。

这让我想起了塞万提斯的经典小说《堂吉诃德》（Don Quixote de La Mancha），这部小说创作于西班牙社会处于经济混乱边缘的时期。堂吉诃德骑马离开他的村庄时，他试图寻找他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就像今天许多人去追求美国梦一样，他把旅馆错当成城堡，把羊群错当成军队，把风车错当成威胁他们的巨人。塞万提斯把让英雄扎根于现实世界的任务交给了桑丘·潘沙，这位好骑士的忠实侍从。桑丘是常识的代言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已逐渐理解了这个世界的世俗复杂性。

我相信塞万提斯的故事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果我们以一种能维持人类进步的方式来重新构筑美国梦，我们人类和那些与我们共享这个星球的物种的健康就会得到改善，而不是衰败——我们都必须理解并引导我们内心中代表常识的桑丘。塞万提斯的故事提醒我们，很多塑造我们的行为和赋予我们行为意义的线索，都根植在我们周围的文化习俗和信仰体系中以及形成和延续我们信仰和习俗的直觉思维习惯中。也许最重要的是，在今天的需求驱动的市场文化中，正如亨利的故事一样，塞万提斯的故事提醒我们，要想更好地调整行为来适应在富裕社会中生活和工作面临的诸多机遇和风险，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习惯和直觉是如何运作的。大脑是如何对我们所处的世界做出反应的？为什么我们看起来贪得无厌？难道我们通常认为是有意识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受本能、想象力和作为社会动物的条件制约的无意识的心理反应吗？难道是因为我们没有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做出那么多有意识的选择吗？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1] 68%的美国人超重，其中33%的人被认为是肥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网站 www.cdc.gov 上可以找到最新的数据集，以及过去20年肥胖症在各州传播情况的分布图，以上数据来自这些数据集。反映全球肥胖状况的数据可追溯到2009年，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并已发布在以下报告中：Trenton G. Smith, “Behavioural Biology and Obesity,” in Avner Offer, Rachel Pechey, and Stanley Ulijaszek, eds.， Insecurity, Inequality and Obesity in Affluent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Cynthia L. Ogden, Margaret D. Carroll, Brian K. Kit, and Katherine M. Flegal, “Prevalence of Obe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9–2010,” NHCS Data Brief no. 82, January 2012, www.cdc.gov. 有关加州的详细报告，请参阅A Patchwork of Progress: Changes in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California 5th, 7th, and 9th Graders, 2005–2010 (Los Angeles: UCLA Center for Health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California Center for Public Health Advocacy, 2011)。 2014年儿童肥胖率的下降，请参阅“Obesity Rate for Young Children Plummets 43% in a Decade,”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2014; and Cynthia Ogden et al.， “Prevalence of Childhood and Adult Obe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201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11 (2014): 806–14. 9rHdN/E6AS4YnFYGzGm5EHY/QupVRiMKPA3ZR705MNsTrM38zZPH3oGZjhQgt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