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敢之反对为畏葸;而卤莽之反对为谨慎。知果敢之不同于卤莽,则谨慎之不同于畏葸,盖可知矣。今再以事实证明之。
孔子,吾国至谨慎之人也,尝曰:“谨而信。”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然而孔子欲行其道,历聘诸侯。其至匡也,匡人误以为阳虎,带甲围之数匝,而孔子弦歌不辍。既去匡,又适卫,适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适郑、陈诸国而适蔡。陈、蔡大夫,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绝粮,七日不火食。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围既解,乃适楚,适卫,应鲁哀公之聘而始返鲁。初不以匡、宋、陈、蔡之厄而辍其行也。其作《春秋》也,以传指口授弟子,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是其谨慎也。然而笔则笔,削则削。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晋侯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初无所畏也。故曰:“慎而无礼则葸。”言谨慎与畏葸之别也。人有恒言曰:“诸葛一生惟谨慎。”
盖诸葛亮亦吾国至谨慎之人也。其《出师表》有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然而亮南征诸郡,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伐魏也,六出祁山,患粮不继,则分兵屯田以济之。初不因谨慎而怯战。惟敌军之司马懿,一则于上邦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再则于卤城之前,又登山掘营不肯战,斯贾诩、魏平所谓畏蜀如虎者耳。
且危险之机,何地蔑有。试验化电,有爆烈之虞;运动机械,有轧轹之虑;车行或遇倾覆;舟行或值风涛;救火则涉于焦烂,侍疫则防其传染。若一切畏缩而不前,不将与木偶等乎?要在谙其理性,预为防范。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汉谚曰:“前车覆,后车戒。”斯为谨慎之道,而初非畏葸者之所得而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