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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政的尤拔世上书奏报，指责当地盐商挥霍成性，引发奢靡之风，请求乾隆皇帝对他们加以惩处，并力荐安养民生应当倡导节俭。乾隆看此奏章后，不以为意，遂批示“此可不必，商人奢用，亦养无数游手好闲之人。皆令其敦俭，彼徒自封耳。此见甚鄙迂”。这几句话是说，富商们奢侈消费能够增加就业，供养更多闲散之人。若让他们节俭，反倒对百姓没有好处。如此看来，富商的消费有什么不对？又有什么理由要加以禁止？
乾隆的一番说辞，让大臣们茅塞顿开，从此不再提禁奢之事。
从历史上看，乾隆皇帝的这一主张的确是明智之举。富人的积极消费极大地刺激了清朝的经济发展，并促生了有名的“康乾盛世”。也是从这个案例中，后人提出了这样的主张——鼓励富人消费。
很多人对此仍不理解，为什么要鼓励富人消费呢？历史上，富人消费的例子，最后不都是丧家败国么？像史书中，就描写丢掉夏朝的桀，残暴奢靡。他曾倾空国库，建筑自己的豪华寝宫——倾宫；曾大费人力在王宫内设计酒池肉林；曾用整块的玉石雕建宫门，并用象牙修饰蜿蜒的长廊。而败光商朝的纣王也毫不逊色，穷奢极欲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吃饭要吃旄象豹胎；穿衣要锦衣九重；住房要广厦高台；观景要摘星之阁，高筑鹿台。
此类说法，难免有些偏激和片面。要知道，夏桀、商纣是富人消费的极端例子，他们不惜动用全国人民的财富来任由自己挥洒，引起民怨民愤，才导致了自己的灭亡。但历史上大多数富人的消费花的都是自己的收入，并不对其他人造成危害，为什么不鼓励呢？更何况，在现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对富人奢靡消费还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社会中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在于，两者的收入有差别。收入又直接决定了个人的消费能力。同穷人相比，富人的消费能力强是不可争议的事实。因此，富人们的支出在社会消费的总支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推动。
例如，一个富人在投资中获利2 000万。他先利用645万购买了一辆劳斯莱斯幻影系列软顶帐篷跑车，又用1 000万购买了一个私人庄园，剩下的钱用于购买布置庄园的高端设备等。那么，购买劳斯莱斯的645万就推动了汽车和相关物品与劳务市场的发展，用于购买私人庄园的钱则带动了建筑、园林设计等行业的进展，而用于布置庄园高度设备的钱不仅创造了新的职业岗位需求，还刺激了高科技产品的繁荣。最后，汽车业、房产业、高科技产业又带动了钢材、水泥、高尖端技术等行业。如此，在水波般的影响下，整个国家的经济都被带动，于是，经济的整体增长必然会超过当初富人花费的2 000万。而在各个环节上被涉及的人员，无论是汽车设计师、私人庄园雇员，甚至清洁庄园的工人，都将得到薪酬上的回报。相反，我们绝不可能在一个穷人的消费上，看到这么大的影响。
可见，富人的消费对增加消费和总需求意义重大，对经济的发展也更为重要。但是，往往政府的决策却并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对富人的高消费造成了阻碍。
2007年，德国政府为了解决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高居不下、财政赤字屡屡超标等财政问题，提出一项向富人加征税收的决议，将增值税率从16%提高到19%，并将年收入25万欧元的单身个人和年收入超过50万欧元的夫妇，税率由42%提高到45%。结果这一措施不但没能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压抑了富人消费，严重地打击了零售业的发展，并让更多人因减少的消费需求而失业。由此，引发了产业界和民众的诸多不满。
德国的案例告诉我们，消费刺激经济的思想是值得认同的。就如凯恩斯说的那样，经济状况在长期中取决于生产能力，即供给。在短期中当生产能力不确定时，则取决于需求。也就是说，当富人的消费增加时，需求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发展，国计民生的状况自然会良性发展。
如今，中国经济常年以高速度稳定增长，良好的经济形势促生大量百万、亿万富翁。据统计，目前内地的富人俱乐部约有30万〜40万人（所谓的“富人”，是指净资产在5亿欧元以上——约合7.19亿美元的个人）。另外，根据胡润富豪榜的统计，2007年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富豪人数已经达到106名，是2006年的7倍之多。而美国美林公司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估计，中国资产净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数仅次于日本，位居亚太地区第二名。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的富人有着强大的潜在消费能力。事实上，他们也正在运用自己的财富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
看到中国富人的消费能力，我们为什么不深度地挖掘一下富人的需求呢？政府扩大内需，主要一部分不就是要扩大富人的消费么？因为，除了上面提到的奢侈品，富人的高消费还可以延伸到文化、娱乐等消费领域，并积极地创造市场上的新需求，从而进一步刺激市场的发展。另外，富人的资产也可以用来投资，增加社会生产能力。
一个富人奢靡消费的过程，减少了他自己的资产，却增加社会的财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更多的穷人脱贫致富，这样的高消费对整个社会有什么不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