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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研究是指语言和文化的交叉性研究，它继承了人类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传统，结合语言的各种文化因素（如地区、民族、性别、年龄等）来研究语言。
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国际化趋势，语言文化的研究显得日益重要。本节拟就日本语言文化的研究情况进行追溯和探讨。
日本东京“二战”以前就成立了“语言文化研究所”。“二战”后，东京外国语大学设立了“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46年，本尼迪克特发表《菊与刀》，其努力在日语中寻找了解日本人、日本文化的关键词，并把日语作为一种标识来论述。这本书被认为是日本文化学的先驱，我们从书中的论述可以看到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
语言文化研究产生于欧洲，兴起于美国，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日本。日本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叉性研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存在。佐久间鼎早在《日语的特征》中就把语言中的句法特征和文化特征结合起来进行论述，他指出，日语中自然本位的、超越人类的语言表达形式很多，而英语中存在人类本位的倾向。
长谷川如是闲
提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他从历史、社会原因来解释语言的文化特点，论述了日本文化在日语中的体现。日本文学研究者冈崎义惠在《文艺学》中曾多次使用“文化语言学”的名称，但他所提出的“文化语言学”（言语文化学）指的是“文学”，与现在所说的“文化语言学”几乎不相干。
到了50年代中期，时枝诚记的语言过程说提出把语言与人类行为相关联进行研究。时枝认为，语言主体（人）对于语言的成立是不可缺少的，语言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心理过程，语言是说话人的主体活动。也就是说，时枝重视的是语言中的主体——人的意义，他认为语言和语言主体是密不可分的。另外，西尾实对语言与社会、文化进展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主要论述了“海”与日语、“山”与日语、“儒教”与日语的关系，并展望了日语的未来。还有金田一春彦的《日语》（岩波书店，1957），书中结合地域、职业、身份、性别的不同，来阐明日语的不同。作者还概括叙述了词汇和社会、文化的关系。
但是，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大部分仅涉及概括论述语言某一方面的特点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具体论述语言某一方面的用法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还很少。这一时期，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正处于萌芽阶段，它最早孕育于社会语言学之中。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日本的语言文化研究一度归于沉寂，这一领域的论著几乎是一片空白。
20世纪70年代，铃木孝夫第一次真正从语言角度相当全面地论述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堪称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铃木认为，文化本身就是语言，语言本身就是文化，“文化是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活动的模式”，文化不同，语言就会不同。该文还以日语的人称代词和亲属名称为例进行具体分析，通过与英语进行对照，说明语言是受文化制约的。之后，芳贺绥主要从“语言、社会、文化”“文化的构造和语言”“跨文化交际和日语”等几个专题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综观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日本语言文化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文化研究。铃木孝夫的《语言与文化》则被认为是日本语言文化研究开始的标志。因此，一般认为，20世纪70年代是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的初始阶段。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从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看，其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涉及的领域比较狭窄。其中，语言方面大多涉及词汇、表达方式，而文化方面大多涉及日本人的心理状态。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金田一春彦的《日本人的语言表达》、铃木孝夫的《日语的词汇和表达》、芳贺绥的《日本人的表达心理》等也是这类研究的力作。这一阶段，尚未有人在著作中提及“文化语言学”这一名称，人们仍将日本语言文化研究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领域。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语言学界已有人开始在著作中使用“文化语言学”的名称，并且有些大学还设立了“文化语言学”专业。
虽然，这时尚未有人明确指出“文化语言学”的概念是什么，但是日本语言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逐渐从社会语言学的领域中脱离出来，引起了广大语言学者的注意。
随着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如田中克彦的《语言与国家》一书，作者把语言的特点同民族、国家的特点相联系来论述语言。池上嘉彦则提倡日英对比的语言文化研究，他提出“语言和文化的类型论”，并分别描绘出日语、英语的句法构造的特点。
另外，还有牧野成一的关于语言和空间文化特点的研究，以及碧海纯一（日本评论社，1981）的关于语言和法律的研究。之后，又出版了以文化为目标来研究语言的《语言文化丛书》。
值得一提的是，芳贺绥的《文化语言学的构想》对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文中论述了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的各种视角和观点，并对先行研究进行了归纳分析。
芳贺绥认为，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涉及的领域主要有：
（1）语言的组成——词汇（语义）的构成；文化意义，社会性的联想，社会性的语感；构思的类型，惯用句的特点，句法构造的一部分。
（2）语言的运用（一）——语言能力，语言知识；语感，语句使用的好恶；语言作品特点。
（3）语言的运用（二）——语言行动类型，包括非语言行动；会话、文章的展开类型；语言使用的构造和倾向；话题选择的好恶。
（4）语言的价值意识——语言观，语言思维方式。
此后，还有外山滋比古的 《日语的个性》、唐须教光的《文化的语言学》、芳贺绥的 《“甘之”的语言学》等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仍没有突破先前研究涉及的领域。
综观90年代以来的语言与文化研究，从奈良毅最早提出，并和现在大体相符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概念到现在，虽然学者们对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的性质、对象、任务等仍众说纷纭，但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更加趋于理论性和系统性确是事实。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有：牧野成一的《内与外的文化语言学》主要对日语语法与日本人对空间思维方式的关系进行研究，把日本人的空间思维方式贯穿于日语语序、授受动词、指示词等具体语法现象中来解释语法，为深入理解日语具体语法现象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氏家洋子在《文化语言学的视角》一书中，通过论述语言与人的关系，语言表达方式与人的思维、意识的关系，以及语言表达方式与“不说话”式日本社会的关系等方面，来说明不仅语言受文化的制约，而且文化也受语言的影响。
90年代以后，日本语言文化研究不再仅仅停留于多角度的语言方面的论述，而且是逐渐向新的领域开拓，重点开始转向理论的构建，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如藤本和贵夫的《文化语言学概论》、铃木孝夫的《铃木孝夫文化语言学评议》、黑泽勉的《语言和心理的交际世界》等。
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语言文化研究已开始重视和探索理论方面的问题，大有紧跟国际学术界的趋势。
顺便提及，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语言文化的研究引起了我国日语研究者的注意。王秀文的《日本语言与社会文化》是较早的代表作。
现在，我国越来越多的日本语言学者和教育者开始意识到语言文化的研究对日语教学的重要性。其中，中日比较语言文化研究、日语教学与文化的研究等课题已成为热门话题。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胡振平的 《文化语言学与日语教学研究》、鲍海昌的 《语言与文化》、祝大鸣的 《强调“以心传心”的暧昧语言文化》 等。
综观日本语言文化研究，其研究视角主要有两种情况：本体论视角和关系论视角。
本体论视角，是指把语言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来进行阐述，研究者主要将语言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代表作如古田东朔的《日本的语言文化》。古田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他以语言所形成的文化为对象进行研究，论述重点放在现代日语基础的形成上，内容涉及日本古代语、近代语、上方语、江户语以及日本国语意识的形成过程等。
另外，还有山田明穗的《日本的语言文化Ⅱ》，从探讨日语的特点来理解基于语言的文化本质，内容涉及日语的历史、近代日语、汉字、假名的发明、五十音图、词汇、语法、敬语，以及日语与西欧文化的关联等，其中特别追溯了日语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过程，并展望了日语的未来。
本体论视角的特点是将语言本身看作一种文化，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即论述语言就是在论述文化，论述语言的某种特点就是在论述文化的某种特点。
关系论视角，是以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为核心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关系论视角认为，语言不属于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与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领域。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关系论可以分为以语言为中心进行研究（以下简称语言中心）和以文化为中心进行研究（以下简称文化中心）两种情况。
语言中心指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研究的重点在于语言。如前面提到的牧野成一是通过日本人的空间思维来探讨日语语法的，菊地康人则是通过分析日本人的社会心理来研究日语敬语的使用。
文化中心指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化，研究的重点在于文化。如芳贺绥的《日语的社会心理》是以论述日本人、日本文化为主的著作，其通过分析日语的特点，来阐述日本人的心理、社会行为方式的特点，同时又说明了日本人的心理是如何反映在语言上的。
前文提到的长谷川如是闲的《语言的文化》也是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除了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化，或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语言这种单向研究，日本语言文化的研究成果中还存在既从语言的角度分析文化，又从文化的角度阐述语言的双向研究的著作。如唐须教光的《文化的语言学》，其对语言和文化的构造、功能分别进行论述，并分析说明了语言和文化二者联系的必要性。
另外，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又可将关系论视角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宏观研究指结合对文化特点的分析，来对语言使用的特点进行概括性论述。例如，野元菊雄的《日本人和日本语》，从日语和日本人心理的关系出发，阐明了日本人的语言心理，从而论述了日本人对日语使用的好恶、习惯以及日语使用整体上的特点。芳贺绥的《日本人和日本语》和《日本人的表现心理》也是宏观研究的著作。
微观研究指结合对文化特点的分析，来具体论述日语某一特定的语言现象。如前面提到的牧野成一把日本文化和日语某一具体语法现象（时态等）相结合进行具体的研究。还有菊地康人的《敬语》，书中有关文化因素与日语敬语的使用特点关系的研究也属于微观研究。
纵观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的历史，我们认为，这一学科仍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定位问题涉及学科的理论基础、学科的研究范围、对象、方法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对日本语言文化研究进行定位，关系到这门学科的性质所在，更是这门学科研究方向的关键。但解决这一问题面临许多困难。
首先，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极其复杂，目前语言学界尚在争议和探讨中，这是日本文化语言学尚无统一定位的因素之一。
其次，迄今为止，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的形式、内容、方法等多种多样。语言方面既有语言概论上的宏观研究，又有语言具体用法上的微观研究。文化方面既涉及心理、信仰、价值观，又涉及政治、社会制度等。
最后，关于日本语言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由于涉及的范围繁杂，相关的学科众多，这就使解决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成为一个难点。它涉及与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国情学等学科的关系。所以，对于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的性质、对象、任务等，学者们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在理论方面，与英语、俄语相比，对日语的研究显然落后一截。然而，无论情况如何复杂困难，既然作为一个学科产生并发展了，定位问题就是所面临的首要课题，日本语言文化研究也不例外。
在跨文化交际迅速发展的今天，单纯从语言自身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因为不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只掌握语言的语法、词汇，往往不能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所以，发展日本语言文化研究已不单单是日本语言学者的任务，如何将日本语言文化研究应用于实际的语言交际，如何将日本文化应用于日语教学，如何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开展日语同日本文化相结合的教学，以适应和推动跨文化交流，这是所有进行日语教学的国家所面临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课题。
其中，对我国日语研究者和教育者来说，就要结合本国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通过与日本语言文化异同的比较，找出适应我国日语教学需要的一套方法和体系，同时也要注意积极汲取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