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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意识和思想之中，它对人们的交际方式、话语表达和行为实施有着直接影响。
文化是与自然对立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与天成的自然相比，文化是通过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创造出来的结果。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集合体。
（1）文化的组成。文化的组成很复杂，包括民族的个性、感知认识、时间和空间观念、思维方式、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价值观、行为规范、社会群体及其相互关系，等等。
（2）文化的分类。人类学家爱德华·迪·霍尔（Edward T.Hall）将文化分为“高环境文化”和“低环境文化”。所谓“高环境文化”是指主要依赖于微妙的暗示，通常是非语言暗示，来维系社会和谐关系的文化环境。“低环境文化”是指通过语言的方式尽可能直接表达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的文化环境。
另外，人们根据社会的认可和评价原则，将文化分为“成就文化”（社会关注的是社会成员在物质层面的成就，如男性文化）和“扶持文化”（社会以社会成员对社会家庭关系的支持程度作为重要目标，如女性文化）；社会以社会成员接受权势的不平等分配程度作为衡量标准的“权势文化”和“平等文化”；社会以社会成员的群体意识作为衡量标准的“个性文化”和“群体文化”，等等。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括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东西，大致有两个大的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但无论文化有多复杂，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以各种物质形式呈现的物质文化和理论体系中的规制文化，以及以行为观念呈现的思想文化。
语言与文化可以说血肉相连。语言是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标志，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没有依托于语言进行的抽象思维，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和创造，自然也就不会有文化。
反过来说，有了人类有意识的创造就有了文化，任何语言都生存在一定文化的土壤之上。这就是语言与文化的共生关系。
但语言和文化作为两个不同的实体，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呢？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已有的共识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
第二，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
之所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因为除了语言，文化的载体还有绘画、舞蹈、音乐、建筑等多种，但其他种类的载体只能承载文化的一个部分，只有语言才全面地储存着文化的整体信息。正如美国人类学家E.萨丕尔（Edward Sapir）所说，“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
，负载文化的任务主要由词汇，特别是实词词汇承担，我们的举例也主要集中在词汇上。
1.语言反映文化
语言的词汇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文化的方方面面。
（1）新词新语反映社会生活的现状及变化。
看看下面这些汉语词语，再和三十几年前公众生活中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做个比较，中国社会生活的当前状况和三十几年来的巨大变化就可见一斑：
下岗工人、民营企业、单亲家庭、丁克家庭、留守儿童、三公消费、钉子户、人性化、农民工、私家车、AA制、反腐、扫黄、缉毒、拆迁、网络、微信、微博、网购、高铁、春运、休闲……新词新语的涌现使语言词汇面貌发生显著改变。但大量新词新语的存在是暂时的，它们是否能够融入中华民族生活的底层，经受住历史的选择和淘汰，进入汉语的基本词汇，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2）基本词汇反映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与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方面，这个方面的状况和特点会在语言的基本词汇中得到反映。
2.语言记录历史、传承文化
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创造的很多物质财富都没能留存下来，只能通过语言去寻觅它们的踪影，精神财富更是通过语言才得以流传。例如，我们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可以窥见先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们的信仰和迷信、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战争，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许多属于文化范畴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已经成为历史，这些成为历史的东西是由语言来记录和传诸后世的，如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它们都是通过史诗的形式口耳相传保留至今的
。
下面就通过举例来对语言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做一些具体的说明。
（1）语言记录历史。
先看几个汉字的例子。
记录汉语的汉字具有表意性质，字形负载着造字时期的社会观念、生产生活方式、民俗等信息。像“财”“货”等一批意义与钱币有关的字从“贝”，表明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充任交易媒介；“奸（姦）”“妄”等字从“女”，反映了古代的女性歧视观念，这些都已经是常识。但普通的“安”字，《说文》解释为“静也，从女在下”。会意，意思是把女子关在家里就安静了，也是女性歧视观念的记录，这就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又如“斩”字从“车”，是古代酷刑车裂的记录，后世废止车裂，乃改为用刀斧（“斤”）执行的斩刑；“家”字按罗常培先生的分析推想，乃是中国初民时代的“家”大概是上层住人、下层养猪（如同现今藏族农舍通常设计为中、上层住人，底下一层养猪羊）这种格局的记录
。
（2）语言传承文化。
记录是传承的前提。没有语言的记录，任何文化事件时过境迁就不复存在。正是得益于语言的记录、储存和信息传递功能，各民族的认识成果和文化得以代代相传。俗话说：言传身教。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文化传递，身教当然十分必要，但主要的方式还是言传，包括书面文献的传习和人与人之间的口耳授受。不难想见，离开了家庭、学校、社会借助于汉语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进行的教育，中国自古以来形成和发展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道德伦理、价值取向、民族精神、行为模式、传统习俗都不可能历数千年而不衰地留传下来。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媒介是语言，造成障碍的也主要是文化影响语言引起的后果。因此，这个部分着重讨论文化影响语言的情况，附带谈到语言对文化的反作用。
1.文化影响语言
文化影响语言和语言反映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语言是表现，背后的文化是原因。前面就语言反映文化这个方面做了一些介绍，现在反过来，介绍文化影响语言这个方面。
从宏观上说，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导致语言词汇面貌不同甚至迥异，是文化影响语言的一种重要表现。例如，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处于基本停滞状态，传统文化开始衰落，而在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日本也在明治维新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时期中西语言词汇面貌的差异，突出地表现为英语等欧洲语言中有关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自由民主的词语如泉涌井喷般出现，日本也利用汉字组词将它们翻译引进，而在汉语中，这一块那时还是一片空白。
下面简要介绍文化影响语言的各方面表现。
（1）不同社会制度导致亲属称谓体系的繁简大相径庭。
这是说到语言文化差异的时候常常提起的话题。亲属关系对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来说是一致的，但亲属称谓，却以汉语最为复杂细密。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古代中国是在单一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长期延续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宗法关系及宗法等级社会制度。
（2）社会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对语言的影响。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曾经长期延续的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由于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语言中显示尊卑上下关系的称谓词语和称谓方式如各种头衔等特别发达，而且使用普遍。
在这个方面，不能不提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避讳制度造成的词语替换或汉字读音、写法扭曲这一现象。例如，嫦娥原名“姮娥”，因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被改名。楚汉相争时期劝韩信背汉自立的蒯彻，后来因为避汉武帝刘彻的讳而在史书上被改名为蒯通。东汉光武帝的同学，著名隐士庄光，死后因为避汉明帝刘庄的讳被改了姓，因而后世知道的不是庄光，而是严光。《捕蛇者说》是唐代柳宗元的名篇，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文中把“民风”改为“人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为母亲名叫贾敏，所以总是把“敏”念成“密”，写到“敏”字也总要故意缺笔。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3）社会生产生活与语言特有词语。
汉语的“三伏”“三九”和二十四节气中除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外的节气名称，世界上的绝大多数语言里没有对应的词，怎样翻译也是令人挠头的事。之所以如此，得由中国人特殊的生产生活背景来解释。
以二十四节气为例。中国传统的农历既不是纯粹的“阳历”，也不是纯粹的“阴历”，而是一种“阴阳合历”，因此，不能完全反映地球绕太阳公转所造成的季节、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情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社会，需要准确了解这个情况，据以安排农事活动。于是，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对二十四节气的认识完全形成的基础上，公元前104年，标志一年中二十四个时点上季节、气候特征的二十四节气被正式补充进了历法（《太初历》）。
（4）语言变体及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
语言的变体指语言的各种表现形式。有文字的语言具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表现形式，口语和书面语就是这类语言的两个基本变体。书面语又包含普通、文艺、公文、法律、商贸、科技等文体。口语和书面语都有正式语体、非正式语体之分。口语非正式到极点，就是俚语、脏话的滥用。
其他语言变体可以统称为方言，一类是地域方言，另一类是社会方言。关于前者，最著名的例子是中国的七大方言。具有一定规模的语言都有不同的地域方言。关于后者，通常提到的有行业语（行话）、隐语和黑话、性别变体（日语是一个典型）、年龄变体、社会阶层变体、由于某个特殊人群而形成的变体（如美国的黑人英语），以及网络语言等。地域方言的形成可能涉及一种语言的集中和分化，总的来说是居民不同地域分布的结果。
事实上，语言和语言变体随时随地起着透露群体和个人的某种身份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要说上一番话，他的口音、用词、语言风格和习惯等就会告诉别人他是本国（族）人还是外国（族）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以及大概从事什么职业，年龄、收入和教育状况如何。这些方面的信息会引起交际对象或明或暗的某种反应，影响交际的效果，因此有必要自觉地加以注意。这个问题在其他章节还会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2.语言影响文化表现
（1）语言（文字）崇拜和语言（语言）禁忌。
在人们依靠语言进行交际、思维、认识活动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没能清醒认识语言的符号性质而分不清语言和它所指的现象，尤其是精神现象，经常误把语言与所指的现象混同，是产生语言崇拜和语言禁忌的认识根源。语言崇拜是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用来呼风唤雨、除妖降魔、祈福禳祸等，以为凭借语言就能对现实产生或好或坏的作用。这是语言影响文化的一种突出表现。
语言禁忌是语言崇拜的一个方面，又是整个社会禁忌的一部分。社会禁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尊敬的神物不许随便使用，另一方面是受鄙视的贱物不能随便接触。每个语言社会都有一些语言禁忌，前面说到过的避讳制度在性质上属于前一个方面。属于后一个方面的有：死亡、被认为不祥的事物和不洁、不雅的生理现象等不能直接提及，必须换用迂回、委婉的说法，某些场合不能使用某些词语，等等。了解禁忌情况，不犯忌是跨文化交际必须遵守的规则。
（2）语言（文字）与社会语言心理、审美观念等的相互影响。
上古汉语的词汇基本上由单音节词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语音逐渐简化，同音词大量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语采取了增加词的长度的办法，结果是词汇的双音节化。与此相应，数以万计的成语绝大部分由四字组成，日常语言（尤其是书面语）也表现出对“四字格”的偏好。选择双音节化，先民们很早就形成的对称美观念起了重要作用，词汇的双音节化反过来又强化了对称美的观念。
语言反映并影响人们的世界观这一思想已得到很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论证。德裔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在研究爱斯基摩和印第安人文化时，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如果不直接接触相应的语言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个文化，语言学研究是文化研究的基础。
他根据自己对爱斯基摩和印第安人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相对论和语言相对论的观点。每个文化都是其社会生活发展的产物，满足该文化群体的生活和精神需要，因此不能用好坏的标准来加以评判。
同样，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划分世界、区别体验的词汇和方法。一方面这种语言特点的形成是由其地理、历史、社会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个语言体系又反过来影响该语言群体的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
不同语言反映不同的社会现实。他们的语言相对论的思想其实在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已经有所论述了。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von Humboldt）在1836年就撰文揭示语言对世界观的影响，他认为语言通过代代相传，为我们提供思维范畴，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强有力的工具他的思想影响了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de Saussure）和哲学家卡西尔（E.Cassirer），从而促进了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由此看来，语言相对论的思想是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得以发展和完善的。目前，对于语言和思维及文化之间关系的一个共识就是，语言是理解世界的向导，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语言使用和分析离不开对社会因素的分析，具体的社会情景、说话者的社会背景和身份以及语言本身所包含的社会意义都会影响语言的使用。语言群体、语言活动以及交际能力等概念的提出不仅丰富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而且为外语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综合各家学说，我们可以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
（1）语言和文化具有很多相同点，它们都是一个民族或群体区别其他民族或群体的主要标志，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是后天通过社会交际习得的，通常是同时进行的，因此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2）语言是一个符号意义系统，是反映和传播文化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帮助人们联系自己的环境，对自然和文化的物品进行辨别、归类，并组织、协调人们的社会活动
。
（3）文化是指人们为了与其文化群体成员和平友好相处所应该知道和相信的一切。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团结社会成员的纽带，为他们的行为举止提供参考框架，是他们信仰和评价的基础。文化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从群体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是语言反映的内容，文化的发展变化是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就个人而言，文化因素决定语言的具体使用，语音、词汇、句法等的选用都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总之，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们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没有语言的人类文化不可思议。”
同样，我们可以说，离开了文化，语言也不可能存在。
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人类交际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实际上，文化—语言—交际组成一个庞大的人类活动系统。语言是一种主要的交际模式，文化构成交际的环境，交际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它不仅传递思想内容，而且传递有关交际双方之间关系的信息。前者主要是通过语言传递，而后者往往通过非语言手段传递的。在整个交际过程中，语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语境包括两个方面：地理位置和周围布置等客观环境以及场合特点和人际关系等社会文化环境。这些环境因素不仅直接影响语言的使用和非语言行为，而且对所传递信息的感知和理解也产生影响。人类学家爱德华·迪·霍尔（Edward T.Hall）对于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区别充分说明环境对语言和交际行为的作用。由于环境本身蕴含丰富的文化内容，不同文化对相同的客观和社会文化环境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与其说是环境在影响语言和交际行为，不如说是文化在决定语言和交际。
反过来，交际推动语言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人们都是通过参加社会交际活动才习得语言和文化能力的。狼孩的故事说明缺少了必要的社交活动，即使具备语言习得机制，也不可能掌握语言知识，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另外，正是因为交际活动才使文化得以通过语言为人们共享，才使文化的纽带作用得以体现。文化和交际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被人类学家爱德华·迪·霍尔总结为“交际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交际”
。
综合以上对文化、语言和交际之间关系的论述，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交际是一个动态的、以语言和非语言为途径、以文化为环境的信息传递过程。它依赖于语言和文化，又促进语言和文化的习得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