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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省城不像现在这样有大都市气派。虽说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但也大不了多少。出了南北四门外不远，就是所谓乡下了。从大西门外出发，顺江而下十多里的地方有一条河，叫捞刀河。传说三国时关羽路过此地，为他扛刀的周仓不小心把刀掉到河里。后来，士兵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刀捞起来。因此，这条河就有了现在这个威风而响亮的称呼。
从省城的客船码头坐小火轮进入捞刀河，再上行三十多里水路，可以看到一个沿河建着吊脚楼的小镇。这是小火轮的终点站，客人们都在这里起坡上岸，各奔目的地。这个小镇人们称它为水渡河。为什么叫水渡河呢？我当时就不明白，现在也没弄清楚。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母亲的老家，就在离这儿十多里路的山冲里。
每当我随母亲从小火轮下来，登几十级青石板砌的码头，踩在小镇吱吱叫的楼面上时，看着宽宽窄窄的破旧厚木板缝下流淌的河水，心里总是感到很恐惧。我害怕木板断裂自己会掉到河里淹死。但楼面两侧小饭铺里飘出的菜香，以及大蒸笼冒出的肉包子气味，常常能战胜恐惧，使我的脚步不至犹豫。
水渡河只是小火轮的终点，那些挂着白帆的木船，装着从城市里运的各式货物，还会绕过小镇不远一面壁立的花岗岩山包，继续溯河而上，到达另一个唤作竹筒港的地方。那里虽说沿河只有十几栋平房，但是作为离老家最近的集市，也是我曾经十分向往的所在。当我在水渡河吊脚楼上看着水手们张着帆，操着舵，悠闲地唱着哥呀妹呀在清亮的河湾拐角消失时，心中十分失落，也十分羡慕。要是我也能坐到船上，岂不是又可少走十来里路。除能早点听到竹筒港铁匠铺传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外，说不定还能在弥漫着化肥、农药味的供销社里，得到一个发饼或一颗糖的犒劳。
即使没有风，水手也不沮丧。他们会优雅地摇起撸或很神气地撑着长长的竹篙在船舷来回走动，使船儿划开平静的河水缓缓地前行。总之，他们是不用走路的。在我心中，他们真是无比幸福的人，我从来没有享受过那样惬意的生活。如果表哥们不来接，又遇不到推着独轮车来镇上送公粮、买东西的乡亲，我就只能拖着疲惫的双脚，跟在母亲后面泪眼巴巴地穿过小镇，无精打采地踏在坚硬而又灰尘噗噗的田间小路上。
越过一个叫金线吊葫芦的小山坳，终于可以看到群山环抱的冲口了。南方丘陵地带被山环绕的平地叫冲，是难得的好稻田。这在云贵川一带叫垻或坝子，总之都是产粮的富裕地。它有着一个饱含柔情而有富有诗意的名字，叫“梅园”冲。进冲三四里后，左边山腰茂密青翠的樟树林里，错落的农家隐约可见。屋场对面有一座较高的山岭，名字土得掉渣，毫不修饰地称为黄土岭。我母亲的少女时代曾在这里渡过。
我无法解释百多年前，一位声振朝野，官拜长江水师提督，诏署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号称清代中兴名臣之一的人，为何留下一脉在这片荒村野地。但我知道，大约在他逝世四分之一世纪后，这位大人物的后人中有了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兄弟。关于我母亲这位声名显赫的重祖父，因为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所以无论《清史稿》将他描述得如何功勋卓巨、品德高尚、清正廉洁，民间如何将他演绎成不畏权势、扬善惩恶、柔情似水、诗画双绝的奇男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的长辈如同惊弓之鸟。对这样的历史罪人唯恐避之不及，是绝对不敢提的。只到一切发生改变，我才从几个幸存的老表姐口中得知一些零零散散的传闻，加上我的考证，这才有了此人无疑是我先人的结论。哪怕他从来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
最有说服力的是我大舅的经历。据说他在旧政府里曾担任过省政府秘书长、盐务局长之类职务，后来当然成了丧家之犬。可是他很聪明，在我将要出生的那年冬天，他坐上小火轮匆匆来到水渡河，趁乡下还未土改时溜回老家，将祖上留下的诗画、文献和珍贵史料通通拿到省城，无偿献给新政府。于是，他被安排到省文史馆，当了一名馆员，工资足足可以养活一大家子。可见，他拿出来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父亲曾无意中说过，大舅献出的东西中有曾国藩给老外公的亲笔信。
此外，我的这位老外祖父业余以画梅花和诗文传世，他的基因也遗传给了我的舅舅和他的孙子。记得老姨六十大寿时，大舅就用一笔漂亮的毛笔字，写了一首七律贺寿，赢得我的长辈们啧啧称赞。六十年代他孙子生病住院时，也曾画过一幅梅画送给我的一位老表姨。画上还题诗两句：身居病室无他物，摘枝梅花赠娭毑。画是我转交的，梅花和字都很漂亮，虽然他应当叫我叔叔，但我仍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今不忘。
在传说中，老外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对方是一位称梅仙的美女。因种种原因，有情人未成眷属。因此，他抱恨终身。不但写下“生平最薄封侯愿，愿与梅仙过一生”等无数咏梅诗，还画梅花万余幅以寄托情思。由此观之，我母亲生在“梅园”冲一地，众姐妹名字中都有一个“仙”字，绝非偶然。至少，也隐含着我外祖父对老外祖父的一片孝心。
我没有见过外祖父。依稀记得母亲曾说过他是一位郎中先生，也就是一名中医师。他祖上留给他丰厚的产业，我的老表姐在不以穷为荣后，曾毫无顾忌地说：那时煮狗食都是用这大的铁锅。她张开两臂用手掌围成一个直径近米大的半圆比画着。看来这是一个钟鸣鼎食的大家族，外祖父和他的兄弟应该说在当地是不小的地主。外祖父把土地租给佃户，家里另外雇有长工和女佣，自己又兼行医。我母亲说外祖父是郎中，显然是害怕我知道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因为在我稍懂事之后，就清楚地了解到，这都是十分不光彩的事。
其实，我的外祖母出身贫苦，她是外祖父家的一个丫鬟。外祖父的夫人生下七个女儿后，就没有再生育。无嗣在当时是大不孝的事。我的外祖母虽然是丫鬟，但一定相貌不俗。她不久就成了外祖父的如夫人，并接二连三为外祖家生下两男四女。如此的大家庭一定使那个叫梁家湾的地方热闹了一阵子，母亲和大姨后来偶尔聊起童年的趣事，总是在嘴角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
外祖父和他的第一夫人死后，在省城求学就业的大舅自然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娶了一位大小姐为妻，这位大小姐脾气大、傲气十足，显然看不起我出身低微的外祖母。在家中，她经常欺侮这个低声下气的婆婆。幸好，我的大姨和小姨不是好惹的，她们不怕这个刁钻的大嫂。为了母亲的尊严，常常与她作对、争吵。大舅一回到家中就陷入妹妹们和妻子的指责之中，不得安宁。于是，他便在离梁家湾老屋场四五里地的蔬菜基地砌了一幢高大的宅子，来安置母亲和弟妹们。从此，这个叫黄土岭的地方就成了我母亲有归属感的故乡。梁家湾那个庞大的故居渐渐疏远了。随后的变迁和时势的更替，使它在母亲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以至在她逝世前，我从来没有听她提起过。
黄土岭虽然是单家独屋但很不错，它有高大的黑漆大门，大小三个天井、一个大佛堂、十几间住房和一个果园，至于轿工、佣人的住地、厨房、柴房、谷仓、加工粮食的碓屋、猪栏，一应俱全。房子对面是一片竹山，左侧两山脚下狭长的稻田通向垅中和外面的世界。出门还可看到不远处青青的茶园，卧在水塘边的山坡上，与门前修长的翠竹遥遥相望。毕竟是自己生身的母亲，大舅对外婆的安置还是尽心的。
外祖母在黄土岭富足、悠闲的生活中平静地度过了一生，她的四个女儿后来都走出乡村来到省城，分别嫁了人。特别有趣的是当母亲出嫁后来到父亲在湘南的老家时，才知道父亲的曾祖李辉武，这位同治十一年任甘肃提督的湘军将领，竟是彭玉麟在湘军的部下和战友。他们大概不会想到，两个老湘军的后人竟在他们离世半个世纪后走到了一起。大姨因特别的身世最后又孤身回到了黄土岭，因为她的缘故，母亲和故乡才没有割断最后的联系，我们兄妹也因此在童年留下了田园生活的美好回忆。
八十年代中，我们不忍母亲的灵魂在异乡漂泊，最终将她的坟墓迁回黄土岭，让她安心地躺在故乡的土地上，躺在她母亲和姐姐的身旁。在母亲的回迁和后来的祭祀活动中，我遇到了一些健在的佃户和他们的后人。在乡村寂静的夜晚，他们酒足饭饱后，吸着我递的香烟，饶有兴趣地谈起了我的母亲、姨妈、舅舅们的往事和他们觉得了不起的经历。有些是他们亲眼见到的，有些是他们的父辈道听途说的。各种传闻不尽相同，以至在求证的过程中他们都会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唯一大家没有争议的就是关于我的老老外公。因为他们的知识和年龄有限，谁都知道他是清朝的大官，至于是什么官谁都说不清，为什么会把一脉子孙留在这里，那更是一头雾水，就像人人都说对门竹山里埋了很多元宝，可是埋在哪里，哪个埋的，没人能说清楚一样。
我不会傻到在一个明月之夜，扛一柄锄头和表哥一起到竹山上去挖元宝，但对历史的兴趣足以使我放弃一些娱乐活动，埋头于我能搜集到的书籍中，寻找先人的足迹。这无关功利，是一种原始的、血缘的冲动。
当我最终将所搜集到的书籍、史料读完之后，我感觉在穿越中遇到了一位奇人。他骨子里是一个文人，却以武业成名，人称“雪帅”，并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他无意功名，多次辞官不就，却屡被朝廷授以高官，位列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他一生节俭，布衣芒鞋，粗茶淡饭，却扶贫济困，捐资办学，不惜万金；他宅心仁厚，同情羸弱，仗义扶危，却刚直不阿，扬善惩恶，不畏权贵；他戎马倥偬，腥风血雨，尽逞英雄本色，却痴心不改，专注一人，万福梅花成就“天下第一情种”。
不管传说是否确实，也不管我的考证是否严谨，即使这个人与我毫无血缘关系，他也是值得我敬仰的人。我很想沿着他走过的道路，默默地观察他的一生，用我这支笨拙的笔，来展现他异乎常人的心灵。于是，我不顾身衰体弱，以每天几百上千字的速度这样做了。于是，有了你看到的下面这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