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北大。
北大后来的面目就是经过蔡元培点化后而得以根本改变的。它显赫的传奇也被人这样描述：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还能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
而这一切得从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对蔡元培发出的一份急电说起：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
手握着用词极其殷切的电文，面对着当下的时局国情，蔡元培一度犹豫，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与吴稚晖商量此事，友人说了一句：“中国事，云不可办，则几无一事可办；云可办，则其实亦无不可办。”
他又想到，要使中国转危为安，只有从教育入手。
他忆起，当年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哲学家、教育家费希特改良大学教育，对于挽救普鲁士贡献很大。普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人们都归功于小学教师，之所以有那一代小学教师，得力于高等教育。
他自己很清楚：我的兴趣就在大学。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他就和时任次长的范源濂谈及此：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最后，孙中山的意见是：如果你去北大做校长，有利于革命思想向北方传播。
1916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蔡元培将开启他生命中伟大的新篇章。
眼前的北大有两大弊端：学科凌杂，风纪败坏。
蔡元培的解法是：救第一弊，在于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于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于是，一个蔡元培的时代开始了。
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入主北大后，他立即大力进行改革，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不在乎你的资历，不在乎你的年龄。
于是，短时间内，北大教员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校面貌为之一新。
据1918年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九十人，从其中七十六人来看，三十五岁以下的四十三人，占57%，五十岁以上仅六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二十五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都是二十七八岁。1917年以后，北大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教员相当多，其中许多是蔡元培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而请来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而同时期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
这样一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京大学的陈腐之气，使之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初到北大时，北大国文课只有经史子集，外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派学者。他增加了戏曲和小说等科目，聘请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新派学人，增开了法文、德文和俄文等外文学科。
至此，北大新旧学者济济一堂：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尊王复辟的辜鸿铭、刘师培等，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先行者李大钊、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延聘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原有教员，聘用了梁漱溟等一批只有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学者，请来刚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女教授陈衡哲，聘请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以及画家徐悲鸿等。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学问的兴会，这正是蔡元培整顿北大的第一步。并且，他也为此付出了充满无限诚意的努力，尤其是陈独秀的任事，周折颇多。
蔡元培经汤尔和介绍而知陈独秀与《新青年》，考虑他是新思想的代表，并且传统学术根底深厚，便希望把他请到北大来。
蔡元培为此几乎天天登门拜访。有时去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将其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就好。陈独秀原本看不上名声糟糕的北大，但架不住蔡元培三番五次登门的诚意，同意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为了得到教育部的顺利批准，蔡元培公函中的陈独秀履历是其代为填写的，其中确多有不实之处。
之所以如此殷切与冒险，是因为在蔡元培眼里，当时的陈独秀正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极大，也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事实证明，蔡元培这步棋走得很对。
后来，黄侃、马裕藻对此颇为不满，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做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陈独秀的字）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一争高下。
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所以，当时的北大常有如此情形：黄侃在教室大骂钱玄同，而钱玄同在对面教室如同未闻，照讲不误；梁漱溟和胡适打哲学对台，同时开讲哲学。
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一时在北大成为一种风气。
而随着改革的一步步扩大，北大里旧学派的声音渐成势力。
北大请吴梅开设元曲课程，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戏；因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又有谣传说北大把《金瓶梅》当作教科书。守旧学者更是直接在课堂中开骂。周作人就曾写到当时的情形：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作“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会“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浴藻、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
而在校外，研究系、安福系等旧派文人也对蔡元培发起了猛攻。
林纾一面通过写小说的方式影射攻击蔡元培等人，一面给其写公开信，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独秀、胡适诸人。蔡元培回复道，《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不在大学里宣传，也无法干涉。
同时，令蔡元培看到希望的是，他的兼收并包亦获得了很多旧派学者的拥护——在这场纷争中，辜鸿铭直接撰文予以支持，称其“实为我孔孟旧学大功臣也”。
起起伏伏，跌宕人心，终于北大还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北大建校二十周年时，吴梅撰写了一首纪念歌：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
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蔡元培，这个执着的教育斗士，带着他的新力量继续前行。
他请国外知名学者到北大讲学。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数学家班乐卫，印度诗人泰戈尔等，连同德、法、日、苏等国的学者均有过北大之行。
杜威评：“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梁漱溟说：“所有陈（独秀）、胡（适）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行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
按照蔡元培最初预想的步骤，在教授治校的同时，便是要将北大变作一个学习的自由王国。
于是，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起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
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无前例的。
而这样全开放的局面，源于北大正在招收一批旁听生。
1917年，萧禀原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一位杜姓同学想去旁听，他便去北大教务处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
“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萧禀原如此承言，但教务处的先生丝毫不予理睬。他便气呼呼地去见蔡元培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他一进门，蔡元培看他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
萧禀原坐了一会儿，便和蔡校长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他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
蔡元培听后，马上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萧禀原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
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这是思想的驱动力，是知识的洗礼，更是北大这样宏大的学堂才能给予的机会。可想而知，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北大的旁听生、“偷听生”越来越多。
一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晚饭后在沙滩附近散步，不经意间走到“偷听生”们居住的“拉丁区”。他们好奇地走进一间屋子，只见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正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身旁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
陈独秀性急，上前劈头就问，青年惊惶不已，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穷学生，没钱办旁听证，但很想听鲁迅讲课，所以……
蔡元培打断了他的话，让他不要紧张，看了看那两个馒头说：“旁听证，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
接着，三人便带着这个叫许钦文的青年到一个小饭馆吃饭。许钦文像饿疯了似的大吃特吃，并对三人说：
“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的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生，一种是旁听生，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些‘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我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
许多年后，许钦文深情地回忆道：“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
当然，借此“取暖”的大有人在。
沈从文是北大庞大的旁听生队伍中的一员，学期结束时，他还冒充北大学生参加了考试，竟然还获得了三角五分钱的奖学金。这个浩浩荡荡的旁听生队伍中还有毛泽东、柔石、胡也频、李伟森等。
而曹靖华则是考上北大学生中的旁听生。因为交不起学费，便在北大旁听，学习俄语，后来得到李大钊的帮助，才正式成为北大学生。
看着沐浴在学海中如饥似渴的莘莘青年，蔡元培的心中时常升起更多更重的力量。校园的自由、开放、兼容并包，让人不免以为他亦是个有求必应的好好先生，其实，他对学生从来是有要求的。
当时北大有一种“自绝生”，他们对蔡元培提出，要求废除考试。蔡元培答复道：“你要文凭，就得考试；你如果不要文凭，就不要考试；上课你随便上，你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不上，但是你对外不能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同时你也不能有北京大学毕业的资格。”
他希望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他说：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时局动荡，“五四”浪潮激烈，学生运动的发展亦出乎他的意料……
他的立场与学生不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校长会情愿自己的学生罢课。
蔡元培讲：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核心是读书。一个“文化救国论”者，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职业革命家”。
就这样，蔡元培离京南下。
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一个大学校长如何端平政治和书桌，这个难题并不只是摆在蔡元培一个人的面前。
犹记抵京时，《中华新报》发出北京专电：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蔡元培自己写道：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后来的继任者蒋梦麟这样评价：维新的浪潮已经从这千年的古城，削减成为历史，叛逆的石子投入死水中，正是1916年执掌北大的校长蔡元培。
到1927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成就也最为世人所景仰的辉煌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