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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时，胡适曾应万国学生会之请演讲中国婚姻制度。当时西方人讽刺中国人的婚姻为“盲婚”，胡适却说：“贵国人结婚，男女事先恋爱，恋爱热度达到极点乃共缔姻缘。敝国人结婚，从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谋面，结为夫妻后，始乃恋爱，热度逐渐增加。是故贵国人之婚姻是爱情之终也，敝国人之婚姻则爱情之始也。”胡适的演讲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生在中国，胡适的立身处世，确然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尤其是他的婚姻一事。
胡适十三岁时，母亲就为他定下一门亲事，未婚妻叫江冬秀，比他大一岁，是徽州望族之女。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从不曾挑剔为难，博母欢喜是为孝道。接受了母亲的安排，胡适对夫人也切实做到了终生敬爱，到老不变。
1916年1月，胡适偶患小病，身居异乡，躺在床上，颇为清冷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胡适却莫名地感动。
胡适回国后，提出要在婚前见江冬秀一面，江冬秀勉强答应了。胡适到江家后，由其哥哥陪同前往闺房。胡适刚跨进绣阁，江冬秀便掩进床帐内，张目望去，隐隐约约。舅母上前要去撩床帐，胡适感到愧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胡适虽未见到未婚妻，江冬秀却见到了未婚夫，心中煞是欢喜。回到家里，大家问胡适见到新人没有，胡适笑着说：“见了，很好。”
1917年冬，二十六岁的胡适终于奉母命完婚。婚礼那天，江冬秀穿花袄、花裙，胡适穿西装礼服、戴礼帽、穿黑皮鞋，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胡适为自己的婚礼写过一首诗：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办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
越陈便越响。
新旧交错的婚姻中，“好好先生”自有他的宽慰可愉之处。胡适常说，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他“惧内”的趣谈，不胫而走。
许多人都认为这桩婚姻中，江冬秀占了大便宜。李敖曾说：你看到了江冬秀女士以后，你才知道胡适的伟大。像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把原来那个乡下婆子丢掉了；像傅斯年把原来老婆丢掉了，可是胡适没有把他这个缠小脚的乡下老婆丢掉，乡下老婆就反客为主，欺负起胡适来。欺负到什么程度啊？胡适跟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老婆可以进来，当众骂街，讲脏话，讲粗话，讲撒泼的话。
但是，江冬秀虽没有文化，却是个称职的妻子。她懂得如何与出版社交涉，催要稿费；她支持胡适的事业，理解胡适的宽容与慷慨；她包办了家中大小事务，知道如何照顾胡适，不让胡适太过拼命工作。1918年，江冬秀到北京照顾胡适的生活起居，胡适的生活从此规律了，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冬秀来后，不曾有一夜在半夜后就寝。冬秀说，她奉了母命，不许我晚睡。我要坐迟了，她就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很！”胡适的父兄子侄寿命都不长，胡适却享年七十一岁，不能不说有江冬秀的功劳。
江冬秀从不逼迫丈夫做官，甚至不愿意丈夫做官，胡适曾在家书中说：“你总劝我不要走到政治的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江冬秀写信“痛斥”胡适。胡适复函安慰说：“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她在报纸上看到胡适在美国心脏病发的消息后，未征得胡适同意，直接托张慰慈拍电报，请之向国民党政府汇报，准许胡适辞去大使职务。此后对于胡适任北大校长，江冬秀虽未阻拦，但亦表示不赞成。
胡适的领带下端总会有一个小拉链，拉开是个暗袋，内藏五美元，这是江冬秀为他藏的，因为即使出门被人抢劫了，旧领带也不会丢失，他可以用五美元搭车回家。
细节之处，皆是明证。在时间的相待相携中，江冬秀受了胡适的感染，对青年怀以友助，保持施恩予惠。这或者也是何以胡适与之感情深长吧。
罗尔纲就曾断言：“假如适之夫人是个留学美国的女博士，我断不能在胡适处五年。”他在上海多年过冬都是穿一条秋裤。随胡适到了北京，这条秋裤怎能抵得住北方的寒冬，江冬秀立刻给他缝了一条厚棉裤，还把胡适的皮袄给他穿。
吴晗去云南大学任教前，曾向江冬秀借三百元，一百元自用，两百元留给在北京的妻子。江冬秀听后二话不说，取出三百元交给吴晗，说：“我送给你。”
抗战时期，胡适赴美后，江冬秀依旧给胡适家乡的学堂捐款，救济家乡生活困难的人。胡适写信给妻子表示十分感激。
唐德刚更道，江冬秀有与胡适一样的率性底色。第一次见面，她对他直呼其名。几次访问之后，他在她的厨房内烧咖啡、找饼干……就自由行动起来。唐德刚直言，江冬秀是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而胡适则是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
对于质疑的声音，胡适的回答是：只有自己的脚才知道鞋子合不合适。他还有心得：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如此，胡适也不觉深谙了婚姻之道。
高梦旦曾邀胡适到消闲别墅聚餐。席间二人谈及胡适的婚事，高梦旦赞扬道：
“许多旧人都称赞你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我敬重你，这也是一个原因。”
胡适反问：“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
高梦旦回答：“这是一件大牺牲。”
胡适坦陈：“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讨便宜的了。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诚然，在胡适的婚姻之外，也有过一些美丽的小插曲。但是，所有与女朋友相关的内容在胡适本人的日记里都十分隐晦，而他的自述和晚年谈话录则压根儿不谈情感。可见，胡适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且每次都从罗曼史中全身而退。
胡适是自有见地的，因他和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的家庭都被那些爱他的人好好地呵护着。这何尝不能够满足呢？
——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时下，胡适的“新三从四德”仍为人所熟稔称道。
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