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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的内容，今天并不觉得如何振聋发聩，在当时却有很强的针对性。
一首词或一首诗，乃至任何形式的艺术创作，究竟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历来有太多争论：婉约派鄙薄豪放派，坚称自己一派才是填词正统；豪放派轻蔑婉约派，嫌他们娇柔孱弱，缺乏风骨与气格；忧国忧民的诗人看不惯避世隐居的诗人，说他们没有担当；吟啸山林的隐士也看不惯忧国忧民的人总以铁肩担道义的姿态妙手著文章，说他们明知不可而为之，分明在自讨没趣。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几句诗一经涵泳，便觉得胸中油然而生沛然之气；读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自然又生出一种悠远的思念和淡淡的愁绪。但是，这些作品到底谁高谁低、谁优谁劣呢？
王国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无论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无论是愤青派还是隐逸派，只要写出了境界就是好的，至于境界是大是小、是刚是柔，都不是区分优劣的标准。这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一幅画的幅面大，就说它高过一幅山水小品，不会断言米开朗琪罗的教堂穹顶画必然胜过莫奈笔下的一小朵睡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