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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强调炼字之工，那么《人间词话》这一章便谈不上有任何新见了。事实上，传统诗论里关于炼字的见解仅仅停留在修辞层面，王国维的见解则深入到了美学层面，强调的是炼字对于营造境界的意义。
传统诗论关于炼字，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推敲”：贾岛骑驴行走在长安街市上，心不在焉地冲撞了韩愈长官的仪仗；贾岛解释说，方才自己的心思全在一句新诗上，斟酌究竟是“僧敲月下门”更好还是“僧推月下门”更好；韩愈长官幸而也是一位风雅的诗人，非但不加怪罪，反而和贾岛一同斟酌起来，终于选定了“敲”字。
倘若请王国维评审，或许会说“著一‘敲’字而境界全出”，因为这个字确实盘活了全局，一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确实活灵活现地为我们营造出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艺术空间，让我们在不经意间身陷其中。但是，在传统诗论的评判标准里，“推敲”毕竟流于下乘。
譬如王夫之有批评说，似“推敲”这般写诗，只是妄想揣测罢了，倘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哪还用得着反复斟酌呢！
所以炼字的最高境界是不炼而炼，自然天成。试举一例，唐人李憕有一首《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别馆春还淑气催，三宫路转凤凰台。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
御柳遥随天仗发，林花不待晓风开。已知圣泽深无限，更喜年芳入睿才。
这是一首标准的应制诗，意思无非是为皇帝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这类诗既是官场中人必须要写的，又是历代文士最加鄙薄的。平心而论，在所有的诗歌类型里，应制诗最是难写，因为这要求一个饱读诗书的人扮出小人嘴脸，忍住一切的厌恶感，还一定要写得像模像样，要写到“动情处”。所以像郭沫若、臧克家那种写法，在文化缺失的时代里，在面对文化缺失的群众时，倒可以轻易过关，倘若放在古代，放在士大夫的阵营里，一定会被打上“存心反讽”的罪名，至少也会受到“敷衍”的弹劾。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应制诗还能写出多高的艺术水平，但李憕居然做到了，尤其是诗的尾联：“已知圣泽深无限，更喜年芳入睿才”，“年芳”指当时的春景，“睿才”指皇帝非凡的诗才，两者绝难以一字关合，而李憕以一“入”字胜任愉快，在修辞手法上真有巧夺天工之妙。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有过一番议论，说“更喜年芳入睿才”与“诗成珠玉在挥毫”可称双绝，不知者以“入”字、“在”字为用字之巧，殊不知诗人当时只是偶然凑手罢了。
所谓偶然凑手，正是自然天成，妙就妙在毫无刻意、用力的痕迹。王夫之以律诗的对偶为例，说对偶有极其工巧者，如“金吾”对“玉漏”，“寻常”对“七十”，诗人并非刻意求巧，只是偶然凑手；一旦刻意为之，立即流于下乘，如贾岛有诗“高人烧药罢，下马此林间”，以“下马”对“高人”，实在荒唐。
就是这样，传统诗论关于炼字的议论，大体不出修辞的范畴，而《人间词话》在美学的视野里重审炼字的意义，显然已将步子迈入现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