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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壮美”，在今天的美学译著里通常译作“崇高”，后者不是描述精神修养的日常语汇，而是一个西方美学体系里的专业术语。作为美学概念，“崇高”是个纯西方的事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从没诞生过。
“崇高”的根源是痛苦，但仅有痛苦不足以“崇高”。西方世界，自古希腊时代起就不断有哲人思考这个问题——柏拉图发现了一种非常令人反感的社会现象：听到诗人们栩栩如生、声泪俱下地吟诵英雄的灾祸时，即便是社会上最好的那些人也会获得快感，乐此不疲地欣赏这些表演。柏拉图认为，诗人就是这样不断逢迎着人性中最低劣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该在理想国里给他们留下立锥之地。柏拉图甚至还把听众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称为“哀怜癖”而痛加嘲讽，要知道在我们凡夫俗子的心里，“哀怜癖”分明属于高尚的同情心。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承认荷马是首屈一指的悲剧诗人，但我们心里得有杆秤：除了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之外，不准一切诗歌进入国境。如果我们让那些甜言蜜语的抒情诗和史诗进来的话，统治我们的就将是快感和痛感，而不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这段影响深远的文字正是西方文艺作品审查制度在哲学思想上最古老的渊源之一，人们若尊奉柏拉图，便自然应该支持文艺审查制度。
柏拉图也许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论断，但确实发起了一个很好的话题（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吸引了更多智者来思考这个问题。很快，亚里士多德便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哀怜癖”并不是幸灾乐祸，人通过观看悲剧可以宣泄自己的哀怜和恐惧之情，使这些负面的情绪得到净化。艺术和现实是两回事，在现实中引发痛感的东西，在艺术中却会给人快感（我们可以想想恐怖片和鬼故事的忠实受众们）。基于这层考虑，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给出了悲剧的标准模式：好人以无辜受难为开始，以悲惨灭亡为终结。
不难想象，耶稣受难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崇高感正由苦难而生，由此奠定了西方宗教美学的基调。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美学体系的一大源头，我们至此已经接触到的康德、叔本华、席勒等人的美学思想或多或少都有亚氏《诗学》的影子，后文将会谈到的尼采，他那著名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划分就是承自《诗学》的。
从书名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仿佛类似于中国传统的《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这些诗词评论作品，但实际上《诗学》的主要探讨对象是悲剧和史诗，这是东西方诗歌概念的一大差异，是我们在阅读当中需要留心的。《人间词话》每每奉行拿来主义，有时候难免因为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发生一点方凿圆枘、水土不服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