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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之境”例证之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出自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首《踏莎行》是词人对一生漂泊身世的感伤，所有的情绪都紧紧扣合着词人一生的遭际。对于这样的作品，解读的途径总要循着知人论世的路标，理解创作者一切身世浮沉的或明或暗的背景。

宋代的科举改革给了天下读书人以公平竞争的机会以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宏大梦想，但文学才华毕竟不是登科与仕进的唯一依凭，于是才名满天下的秦观一再坎坷蹭蹬，即便得到了苏轼的鼎力荐举，好运气也总是才一露面便飘然远飏，仿佛要借秦观来向世人彰显何谓命运的捉弄。

终于有一次小小的职官改革为秦观提供了一个机会：秘书省的一些书籍属于皇帝的特供读本，以黄纸抄写，称为黄本书；有抄写便难免有错讹，故而秘书省增设校对职务，秦观的大材这才寻到了小用的场所。翌年，秦观升迁为秘书省正字，而所谓“正字”，顾名思义，所负责的仍然只是文字校订而已。我们似乎很难将这位惊才羡艳、风流倜傥的词人和谨小慎微、一丝不苟的校对工作者联系起来，但好歹算是升迁了，好歹是谋了个中央政府里的文化类的职务，秦观竟然也会因此而扬扬自得。

那时候他写过这样一首绝句：“金雀觚稜转夕晖，飘飘宫叶堕秋衣。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大意是傍晚下班出宫，看秋风吹过，尘土飞扬如同黄色的雾气，自己置身其中，感觉像是从天上归来一般。正所谓境由心生，当心绪好时，以我观物，竟然连沙尘暴也可以是美丽的。这正是秦观的性格缺陷，所以当时就有人觉得秦观不过任了个小小的皇家校对就如此炫耀招摇，恐怕不会有太好的政治前途，尤其在那样一个党争激烈、动辄得咎的年代。

结党立派始终是官场生态的一大特色，等而上者以政治追求为旨归，等而下者以人情与利益为分野。既然王安石变法成为朝廷中最大的事件，人们便以此自然而然地分出阵营，新党与旧党此消彼长，以滔天的浪潮将无数不由自主的小人物裹挟进来，或推在浪尖，或压在浪底。

以秦观的位卑言轻，本不会在党争中受到任何人的认真对待，而高明的政治斗争手段偏偏与高明的填词技艺异曲同工，都讲求意内言外，言在此而意在彼。反对派之所以盯住秦观，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太好的切入点，言在秦观而意在苏轼。

秦观是所谓“苏门四学士”之一，苏轼于他有亦师亦友的关系。不难想象苏轼对秦观会生出天然的亲近感，毕竟他们都是聪慧过人而又倜傥不羁的人。而他们与政敌的龃龉，在相当程度上与其说是由政见分歧而起，倒不如说是性格差异使然：一方性情自任，一方道貌岸然；后者视前者为轻浮，前者视后者为迂腐。秦观的“轻薄行径”就是流连于歌楼酒肆，在歌女的传唱中享受着填词国手的名声。这名声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令人尊崇的，而在当时士大夫世界的共识里，填词只是“小道”，如同斗鸡走狗，在正事之余不妨偶一为之，却切切不可耽于这样的轻薄嗜好。

秦观偏偏耽于填词小道，耽于歌楼酒肆的放浪生涯，士大夫如此的行径怎可以表率万民呢？于是，苏轼的死敌贾易对苏派人物发起猛攻，一一指摘他们的轻薄无行。而雪上加霜的是，当初对秦观有荐举之功的赵君锡竟然也“幡然悔悟”，向皇帝上书，检讨自己荐人失察。

洞悉先机从来都是生存竞争中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保密亦是危机四伏的人际关系中最难做到的事情。在贾易正式发起弹劾之前，苏辙竟然探知了奏章的内容。信息于是由苏辙传至苏轼，再由苏轼传至秦观，诗人的政治幼稚病终于在秦观身上爆发出来：秦观径自向赵君锡申辩无辜，甚至拜托后者转而弹劾贾易。秦观的逻辑是：既然赵君锡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总该顾念几分鱼水之情，而自己将被弹劾的那些罪名，在贾易身上又何尝没有呢？

秦观这一番所作所为完美解释了何谓弄巧成拙。赵君锡迅疾向皇帝奏报，说贾易奏章的内容竟然会一路泄露到秦观那里，可见苏轼一党是何等的阴险狡诈、机关算尽。

苏轼外放，秦观免职，没有哪位正人君子还会同情他们的遭遇，而苏轼的朋友们更将秦观视为罪魁祸首，疏远了与他的关系。此时的秦观正如寓言故事里的那只蝙蝠，既不被鸟类所容，亦不被兽类接纳，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中被排挤到政治生活边缘处的边缘。

年复一年，浮沉荣辱相伴，秦观又随着新一度的党争被削去一切官秩，逐至偏远的郴州。这算是他人生低谷的最低处了，而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在郴州的某一间旅舍里，诞生了这一首传为经典的《踏莎行》。

这首词写尽了栖栖遑遑、无所依归的苦闷。那一场淹没了楼台与津渡的大雾既是郴州的实景，亦是秦观迷茫人生的虚像：进亦不可得，退亦不可得，甚至已看不清何处是进路，何处是归途；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将自己困在郴州旅舍的一隅，困在心灵的没有围墙的监狱里，而往日的好友更以一封封的书信作为投向这所监狱的瓦砾，让他一遍遍为犯下的过错而自责。

是的，这首词是秦观向朋友们表达心迹之作。在经历了赵君锡那件事之后，秦观与苏轼的关系开始微妙起来，旧友们多站在苏轼一边，对秦观颇有微词。于是朋友间的通信一封封叠加着怨气，所谓“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便是指此而言的。而秦观的全部剖白，只是“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句。

这样的收束，在诗词技法上是为“以景结情”，或许苏轼便是郴山，自己便是郴江，而郴江终于流向潇湘，究竟是因为怎样的缘故呢？

当此词流传，“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一语大受苏轼激赏，似乎这里边藏有一些只有当事人才能读懂的私语。王国维挑选出来的句子却是上阕的结尾：“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孤馆之馆即秦观当时留宿的郴州旅舍，初春的寒意于失意之人感受最敏，因为他分明从切肤的淡淡春寒里感受到世道人心那冰砭入骨的酷寒。树梢或许有百鸟交鸣，他却只听到杜鹃啼血的哀鸣；窗外或许有朝阳经过，他却只看到斜阳与暮色。这便是“以我观物”的佳例，一切无悲无喜的自然风光皆成为词人悲苦心境的外化。 lxZSE3b3unUSIgxUp8cgH4NCoxn6l39/HvWnkCgKikSfTyplRihu5qWYmf2v6K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