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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当秦牧（1919—1992）的《艺海拾贝》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的时候，我便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我读书甚多，通常把书分为精读与泛读两大类，《艺海拾贝》属于精读的范围。从这本书上那么多红道道，可以看出我是如何仔细地阅读过。
秦牧与杨朔并称为中国散文界“南秦北杨”。
《艺海拾贝》是一本随笔集，熔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很合我的阅读兴趣。诚如秦牧《艺海拾贝》一书中《知识之网》一文所说：“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常常不止包含崇高的思想，概括了辽阔的生活图景，运用了丰富、精彩的文学语言，同时，也有丰富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在闪光。”《艺海拾贝》中的《并蒂莲的美感》《数字与诗》《虾趣》《茅台、花雕瓶子》《细节》等等文章，视角特殊，令人耳目一新，而作者娓娓道来，看似闲聊，仿佛牛顿当年在大海之侧偶拾小贝，却涉猎古今中外，搏击于大海的怒涛之中。
从《艺海拾贝》开始，我关注这本书的作者秦牧。怀着“吃了鸡蛋还要看一看那只生蛋的鸡”的心理，得知秦牧是广州作家，我在1978年趁在广州拍摄电影《红绿灯下》之便，前往他家拜访。
秦牧
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普普通通的老头汗衫，秦牧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在书房里跟我聊天。他说他并不姓秦，原名林派光，又名林觉夫（东亚病夫觉醒之意），出生于香港。人如其文，秦牧的谈话跟《艺海拾贝》一样，广博而深邃。当他得知，我打算“东施效颦”，写一本《科海拾贝》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起来。
1980年，我的《科海拾贝》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把这本幼稚、浅薄的书寄给了秦牧，只是为了表明，我是一位热烈的“秦粉”。
此后我与秦牧保持通信。他的信，往往只署月、日，没有年份。这封7月18日的秦牧来信，经“考证”写于1981年——
秦牧致笔者（1981年7月18日）
永烈同志：
你好！
收到挂号惠赠的十五本尊著，谢谢。
我因出发深圳，日昨才回来，因此收到该件和复信都稍迟了。
你精力充沛，治学辛勤，因此著作甚丰，这样的写作速度，在文学界是少有的，很值得祝贺。
我将抽空阅读其中若干种，有些篇章我是读过的。
特函申谢。
秦牧
7.1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84年2月出版由我选编的《科学家诗词选》。我寄赠秦牧。没有想到，秦牧对这本书格外喜欢。
1984年6月15日，秦牧给我来信——
永烈同志：
承赠尊编《科学家诗词选》，已收到，谢谢。
这书别开生面，独具一格，饶有意义。
我正在看，如时间许可并有深感受，拟写一短文。
我的自选集不日出版，届时当寄请益。
专复，并候
文祺
秦牧
6.15
作为回赠，秦牧寄给我《秦牧选集》。
1984年底至1985年初，我在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见到代表名单上有秦牧。1985年1月2日夜，我去拜访秦牧，以下是当时的记录——
秦牧一见到我，便问：“给你寄去的选集，收到了吗？”
我说：“早收到了，谢谢。”
会议期间，我去看望他。他说：“科学和文学，要很好结合起来。这次会上，搞科学文艺的人太少了。”
我告知，科学文艺的代表，有高士其、郑文光、黎先耀和我。另外，叶至善有时也写科学文艺，算半个。总共四个半代表，仅占全体代表的百分之零点五，该算是“少数民族”。
秦牧说，很喜欢你编的那本《科学家诗词选》，要写一篇评论。
我即告知：我已编好了第二集。如果你同意，可否把你那篇评论作为第二集序言？他高兴地答应了。
他说：“科学家的诗词是很有意思的，我很有兴趣。科学家很多是从小文理兼优，所以能写出这么好的诗词。现在的青年，重理轻文，或者重文轻理。在中学的时候，就搞文理分科，这样不好，还是要提倡文理兼优。”
他还说：“科学文艺，科学界和文学界要两边扶，不要像一个球一样两边踢。科学界、文学界都要支持科学文艺。”
我们是在1月2日夜谈话的。他告知，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国，飞往新加坡。
我平常出书，大都是写一篇自序，几乎没有请人写序的习惯。因为我曾应邀为别人写序，深知“好为人序”其实是很吃力的，必须细细读毕别人的著作，然后字斟句酌地写好一篇序言。这一回是秦牧主动要写序，我当然求之不得。
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在1985年1月9日，我致函秦牧——
秦牧同志：
在京匆匆一晤。承您答应写序，十分感谢。
现寄上《科学家诗词选（续集）》的复写底稿，供参考。序言连同底稿一起寄我即可。
多谢！
祝
万事如意！
叶永烈上
1985.1.9 上海
秦牧致笔者（1985年3月17日）
秦牧在1985年3月17日给我来信，寄来了序言——
永烈同志：
稿件、两次来信都收到。
稿件收到较迟，大约在一月底二月初，因此，阅读和动笔也就相应迟了。另一原因，是工作、开会都忙，稽延甚歉。
序已写好，随函寄上，请酌处。“续集”复印稿本另以印刷邮挂寄上，估计会迟一二周才收到（现在印刷品一般寄递都很慢），序言作为信件先寄，是为了避免延误。收到后简复数行最好。
这篇序，在“新观察”或“文汇月刊”先发，以广对该书的宣传，你以为如何？
专复，并问
时绥
秦牧
3.17
秦牧洋洋洒洒写了3000多字的序言。其中写道：
《科学家诗词选》的出版，是一件别开生面，独具一格，饶有情趣，意味深长的事。
我想很多读者也和我一样，对自然科学家们的文采风流，深感兴味。因为这样的书，就我所知，国内国外，都从来没有出版过。它之受到欢迎，只要看它第一集的印数，竟超过国内一般诗集，续集很快又编成付印这一点，就可以体会到了。本书第一集搜辑了64位科学家的147首诗词，续集收入78位科学家的274首诗词……这就说明，出版这样的诗集，不但为读者所欢迎，科学家们也受到了激励；好些人“偶有吟咏，秘不示人”的态度，逐渐有了改变，对这项工作，更多地加以支持了。
科普作家叶永烈同志从接触苏步青、华罗庚诸老的诗作中获得了启示，发下宏愿，要编这么一本自然科学家的诗词集。他费了三年工夫，辑成初集刊行后，接着很快又编出了这本续集。我觉得他这番努力，是饶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书，不但可以保存许多自然科学家们在文学方面的心血结晶，而且也让自然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以致广大青少年们，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很愿意为这样的书敲敲边鼓。
秦牧为笔者作序（1985年3月）
读了本书中的许多诗词，一种新鲜、独特之感直叩我的心扉。我要说，《科学家诗词选》，从某一意义来说，也是科学文艺，它即是自然科学家的文艺作品，也有不少篇章，本身就是咏诵自然科学的精彩诗篇。自然，从另一个意义来说，它又是纯文学，因为抒写际遇、流露感情之作，毕竟占着一个最大的比重。
叶永烈说他编选本书的目的，如同数学家苏步青的题词一样：“愿你文理兼优”。他希望借此于某部分青年学生的“重理轻文”的观念有所匡正。的确，“重理轻文”或者“重文轻理”的观念，在一部分青年中是相当流行的。这种观念，导致他们在学习上偏执一端，影响他们在本应打好学问基础的中学阶段未能辛勤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另有一些青年，虽然在中学阶段也还注意各科知识的学习，但是一到上了大学或者进入社会，就一反常态，除了本业知识外，对其他的学养都抛在一边，不闻不问了。这种学习上的偏颇状态使这部分人的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些最极端的，甚至能够当工程师，却不能写一篇通顺的文章，或者，另一些学文的，虽然可以写流畅的文章，但是却连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常识也没有，在作品中闹笑话。这些人不知道，专业知识尽管重要，但是应用任何专业知识，却常常需要大量的综合知识作为手段。学习上的极端偏颇状态，就造成了这种知识上的畸形儿。许多学人在这一点上深有感触，常常大声疾呼，劝告年轻人要加以注意。苏步青在披阅理工科大学生的毕业论文的时候，发觉不少人用词遣字的能力薄弱，连两三百字的导言也没有写好，因此经常谈到“理工科学生应该学些文学”这样的课题。老作家夏衍又常劝告文学青年除了学习文学之外，要注意积累多方面的知识，要学点自然科学。数学家劝告习理工的青年要学点文章，作家劝告习文艺的青年要学点自然科学，这真叫做不谋而合，在愿望上互相“合龙”了。高尔基曾经号召科学家们走到文学的领域去，作家们走进科学的领域中去，号召科学和文学结成战斗的同盟。他所表现的同样是这样的思想，不过是据此提出更高的要求罢了。自然，“愿你文理兼优”这样的言语，我们不应该理解为一定要学理工的精通文学，学文艺的精通自然科学，理解错了，要求过高，就强人所难了。问题在于：“学一点”本行以外的东西，以便在应用本行学识时，更加触类旁通，得心应手，这难道不是很需要的么？这本《科学家诗词选》摆在大家面前，它本身就是一个典范，一部教材，一本启示录。“瞧，自然科学家们能够写出这么漂亮的诗词，‘文理兼优’并不是什么过分要求，年轻的朋友应该知道何以自处了。”
……
我收到秦牧的序言之后，于1985年4月1日回复——
秦牧先生：
序言已收到，非常感谢！当即转给辽宁科技出版社。另外，北京的《博览群书》杂志索稿，便把大作另抄一份交该刊发表。
我因采写马思聪报告文学，到北京、南京跑了一圈。
谢谢您的关心、帮助！
叶永烈上
1985.4.1
1985年7月7日，我致函秦牧——
秦牧先生：
您好！
《序》已在《博览群书》今年第六期刊出，寄上，请查收。书在排字。明年上半年可印出。非常感谢您的鼓励、支持！
稿费，会直寄您。
专此。
致
礼！
叶永烈上
1985.7.7 上海
我与秦牧的另一次交往，是在1991年。我在1991年2月5日《今晚报》上读到秦牧的杂文《奸臣的“定场诗”》，颇有感触。秦牧写道：
传统戏曲里面，有一些角色出场的时候，常常念几句诗白，自报家门，坦陈本性，让观众看了，一下子就明白角色的基本特征，从而迅速领略剧情。这种诗白，名称叫做“定场诗”。
……
最使我惊心动魄、感慨万千的，是一个奸臣的定场诗。他说：“别人笑我做奸臣，我做奸臣笑别人。我须死后才挨骂，别人生前早亡身！”
这首定场诗不知是出自先代哪一位胸有块垒，借史浇愁，感怀世事，愤抑难平的士人之手。它的确是入木三分，把某些奸臣的丑恶心理都刻画出来了。不知为什么，这些年我常常想起这首定场诗。细细思量，原来这是和当代史上的某些人物和事件颇有关联的。“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康生式的人物，“康生现象”引起了我的这些思索……
康生的确是直到“死后才挨骂”的，而被他陷害的人，却是一批一批“生前早亡身”了。如果是从延安时代，这个康某就执掌整人大权算起，死在他手下的人可不知凡几了。而他本人呢，却着实官运亨通得很，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跳，一级一级向上爬，总是表现得“一贯正确”的模样，从未闻他生前有什么被整倒霉的时候，甚至到了他死的时候，还被人封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的反应都极其冷漠就是了。到了后来，北京某些机构内部，大家一件一件揭出了他的害人伎俩，越揭越多，终于纸包不住火，此人才从云端上一头摔到粪中去，并终于被开除了党籍，但此事距他寿终正寝之日，为期已颇悠久了。
在《奸臣的“定场诗”》中，秦牧提及了黄药眠先生：
此前在所谓“反右”运动期间，康生亲自跑到北师大，要把一级教授黄药眠划为“右派”。何以他如此赤膊上阵呢？有一次我曾问过黄药眠这是什么道理？黄的回答是，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奉派当过康生的翻译，深知他的为人勾当。康生当时对王明是极尽巴结恭维之能事的。为了封住黄药眠的口，免得露馅，他就亲自出马，使出浑身解数了。
就在秦牧的《奸臣的“定场诗”》发表不到一个月，我在1991年3月3日《今晚报》发表了《也谈黄药眠》，进行呼应：
1991年2月5日《今晚报》所载秦牧的《奸臣的“定场诗”》，谈及康生对黄药眠的迫害，促使我写下这篇短文。
我曾写过《沉重的1957》一书，在查阅1957年的报纸时，“大右派”黄药眠的大名不时闯入我的视野，他的名字，和当时著名的“六六六”事件联系在一起。所谓“六六六”，亦即1957年6月6日北京六教授聚会，对时局作了一番议论。这六教授后来都成了“右派”，内中便有黄药眠，也包括费孝通、钱伟长等。那时，黄药眠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也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领导成员之一。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
后来，我在翻阅《党史资料》时，偶然在王哲然写的《一九三四年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的一些情况》一文（载1983年三期），见到一段谈及关于黄药眠的不平常的经历：“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现名黄药眠）每周至少有三个半天时间给大家作报告……”如此说来，这位“番茄”的革命资历颇深。
几个月前，我住在北京师范大学，余暇时信步踱到中文系，问及黄药眠教授，得知他已于1987年9月3日病逝。系总支说，他的儿子黄大地在校内工作，我便去拜访他。
黄药眠是广东梅县人，而黄大地则操一口纯正的京腔，已听不出广东口音了。黄药眠生于1903年1月14日。早年的他，既是文学青年，又是革命青年，早在1928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出生入死，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同时又写诗、译诗、译小说。1929年冬，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这时，如同秦牧所忆，黄药眠曾跟他谈及：“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奉派当过康生的翻译，深知他的为人勾当，康生当时对王明是极尽巴结恭维之能事的……”黄大地也忆及，父亲生前跟他说起这一段经历——后来，在1957年，康生便借机把黄药眠打成“右派”，以“封住黄药眠的口，免得露馅”。
1933年，黄药眠回国，在上海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也就成了王哲然所说的“番茄”。
1934年秋，“番茄”被捕，判刑十年。后来，于1937年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保释，他来到了延安。此后，他一直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编报纸，写长诗，写小说。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
老年秦牧
受康生的迫害，黄药眠在1957年蒙尘。他受到了“密集性”的“大批判”。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查到了厚厚的“批判”黄药眠的“右派言论”汇编……
成了“右派”之后，他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还受到“监督劳动”，干着扫厕所之类的“劳动”。
在“文革”中，他又受冲击。好在他早已不是系主任，挨不上“走资派”，只是充当“陪斗”的角色。
他终于走过一生中泥泞、阴霾的一段路程，迎来了明媚春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那位迫害他的康生，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虽然已死了，仍被开除了中共党籍。
步入晚年的黄药眠，回顾自己漫长曲折的一生，陷入往事的回忆之中。在夫人蔡彻的协助之下，他写下了长篇回忆录《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不料，关于黄药眠的文章，竟是我与秦牧的最后一次交往。一年之后，1992年10月14日，秦牧病逝，享年73岁。在他去世的前一晚，还曾提笔写下一篇只有题目、没有内文的文章《敢想敢闯的神话》。秦牧先生未及用笔墨完成这篇文章就撒手离世，令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