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张中行

1996年12月19日上午，我来到母校北京大学，出席全国第三届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会议在一座有着宫殿式大屋顶、四角飞檐翘起的大楼里举行。那是化学楼。我非常怀念在那里度过的六个春秋。

走进会场，我被安排在一位长者身边，与他并排而坐。他早早已经来了，中等身材，花白头发，慈眉善目，一对耳朵大而长，一件蓝色中式对襟褂子外套着一件土黄色棉衣。

友人介绍说：“行公——张中行教授。”

我的第一反应便是：“久仰！久仰！”

张中行，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了女作家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之后，知道小说中那个“不革命”的青年余永泽的原型，就是他。

后来又得知，他是杨沫的第一任丈夫。

再后来，知道他是著名的散文作家。

从友人称张中行为“行公”，足见对他的尊敬。

友人又向张中行先生介绍我：“上海作家叶永烈。”

“喔，叶永烈，知道知道！”张中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出一句我没有想到的话：“我的二女婿是你的同班同学，常说起你。”

我有点惊讶。

张中行见我不解，说道：“我的二女婿是常文保。”

“喔！”我确实感到吃惊，马上就说出他的女儿的名字，“常文保是我的北大同学。这么说，张文是您的女儿。”

我知道常文保跟张文恋爱、结婚。

张中行说：“张文是我的二女儿。”

我告诉张中行：“常文保跟我同班，张文跟我同年级不同班，都是我的同学。由于常文保跟我同班，所以来往颇多。相对来说，我跟张文接触少一些。在我的印象里，张文当时梳两根辫子，不声不响，为人低调，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她是您的女儿。”

张中行笑着：“她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我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张扬的，无所谓‘低调’‘高调’。”

我告诉张中行，常文保跟我性格、爱好相投，颇为要好。他是我们班上的团支书，山西小伙子。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分配到上海工作，还跟他保持通信。我记得，他的地址是北京大学朗润园13公寓。

在我的印象之中，朗润园是北大名教授们居住之地。

我问：“常文保跟张文结婚之后，住在朗润园您家中？”

张中行又笑了：“不是他们住在我家中，而是我与老伴‘寄居’在他们家！”

于是，我追问起“寄居”之事，竟然得以采访张中行。

原来，张中行成为著名作家，是在他77岁之后。此前，如他所言，他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而已，甚至没有房子，所以不得不“寄居”在二女儿、二女婿家中。

先成为著名作家的是他的前妻杨沫（当然最早成名的是杨沫的胞妹、电影演员白杨）。他跟杨沫有着五年同居生活（1932—1936），那时候，他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而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杨沫因反抗包办婚姻从家中出逃，邂逅张中行，以至擦出爱情的火花，跟这位“夫子”结合。

婚后，随着杨沫看了许多左翼书籍而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道不同，不相为谋”，终于与“不革命”的张中行劳燕分飞，这就是1958年杨沫在《青春之歌》中以张中行为原型写了“不革命”的余永泽。

虽说张中行毕业于北大国文系，满腹经纶，但是毕业之后也只在天津南开中学谋得个国文（语文）教师的职位。此后他辗转于各中学。1951年，张中行得以从贝满中学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也只是普通编辑。据称，这时候杨沫已经是老党员，工资是张中行的两三倍。张中行虽学识渊博，却因在土改中定了个“富农”成分，在单位里受歧视，而且往往成为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他竟然在北京没有分到房屋，只好与妻子住在单位宿舍里。

尤其是在《青春之歌》出版之后，杨沫在中国文坛上声名鹊起，而张中行被杨沫笔下的余永泽弄得灰头土脸。常有人在背后指着张中行说：“他就是余永泽！”张中行并不恼怒。这位“夫子”依据文学理论，否认“张中行=余永泽”。他引经据典道：“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也就是说，《青春之歌》只是“入子部”的小说而已，不是入史部的传记，大可不必对号入座。

在“文革”中，张中行受批判是料中之事。他在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两年之后，竟然被赶回河北香河老家“改造”。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原单位，他只得“挤”到北大朗润园二女儿、二女婿家中。

张中行可谓“大器晚成”。他受到文坛关注，是在1986年——出生于1909年的他77岁——出版随笔集《负暄琐话》。所谓负暄，也就是冬日晒太阳取暖之意。《负暄琐话》如同这位“老夫子”在墙下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絮絮叨叨聊陈年旧事。

张中行在二女儿家中执笔写作，张文回忆说：“父亲晚年主要的生活就是写作，写作已经成为他最大的兴趣，甚至不写就难受。他经常早上散步，打完太极拳就回来写作，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会儿，下午接着写。”

张中行写旧北大的名人，写旧北京的琐事，他有着丰富的阅历，有着很好的古文底子，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有着别具一格的文风，所以《负暄琐话》如同陈年佳酿，一旦打开，满室馨香。此前，他只在早年主编及参编过《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古代散文选》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即便是1984年，他出版了两本关于语文教学的新书《作文杂谈》《文言津逮》，也如同泥牛入海，无人关注。只有在两年之后《负暄琐话》问世，文坛的聚光灯才对准了他。

已逾古稀的张中行，自称“街头巷尾一常人”，居然成为文坛“新秀”，刮起一阵“老旋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张颐武以为，张中行的作品“于戏谑中藏着冷峻，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文风平实自然，文笔流畅轻松”。

张中行不断地“负暄”下去，出版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接着又出版《禅外说禅》《顺生论》《月旦集》《流年碎影》，终于“著名”起来了。

张中行与同住朗润园的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被人称“朗润园四老”。“四老”之中的季羡林评价“另一老”张中行，称其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学富五车，腹笥丰盈”。

1994年，85岁的张中行终于分到位于北京祁家豁子华严里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搬离了北大朗润园二女儿、二女婿家。

张中行的名声越来越大。到了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做了上、下两集的专访节目《张中行》，白岩松在片中说：“北京街头，读不读张中行，仿佛是检验一个人文化水准的标志。”白岩松此言，勾勒出当时张中行已经红得发紫。

所幸张中行寿长。他在耄耋之年，仍不断写作，直至2006年2月24日在北京305医院以97岁高龄辞世。倘若他在77岁之前去世，也就没有“著名作家”之誉了。

杨沫在1936年6月10日与入党介绍人马建民结合，也就与张中行分手了。张中行到保定私立育德中学教书，10月10日经人介绍结识保定姑娘李芝銮，在年底结婚。这样，张中行和杨沫各自建立了家庭。

李芝銮比张中行大一个半月，张中行称之为姐。李芝銮是很传统的女性，善良贤惠，不像杨沫那样有着倔强的个性，所以与张中行相亲相爱一个多甲子。李芝銮于2003年以95岁高龄先他而去。

这时，张中行已经住院，并不知道妻子故世。

张中行病重之际，四个女儿轮流照料。这四个女儿即张静、张文、张采与张莹，皆学有所成。女儿们一直把母亲死讯瞒着父亲。

张中行不仅长寿，而且可谓福气甚好。

其实，张中行膝下，应是“五朵金花”。他与杨沫所生的女儿叫徐然。徐然是在快40岁的时候，才从母亲杨沫那里得知自己的生父是张中行的。后来徐然生活在美国。当张中行病故时，68岁的徐然失声痛哭。

在“五朵金花”之中，张中行与二女儿张文感情最深，正因为这样才会那么多年“寄居”在她家。

走笔至此，该提一下张中行的二女婿常文保。

常文保，清瘦，爽直。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就显露出组织才能。他担任我们班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时，讲话扼要而干脆。他的学习成绩也不错。正因为这样，张中行的女儿张文看上了这个山西小伙子。他跟我很谈得来。记得，他寒暑假回山西老家，会给我带来特产山西醋枣之类。在毕业之后，他留校，所以住在北京大学朗润园13公寓。他跟我保持通信，出差来上海，他也会到我家看望。

“文革”之初，常文保常从北京大学给我寄来一卷卷传单，大都是红卫兵们印刷的“北京消息”“中央首长讲话”，看得出，他对于政治特别关心。

后来很久没有他的消息。

“文革”之后，我出差北京，到北京大学看望他，听老同学说他被“关”在未名湖畔的备斋。对于未名湖，我很熟悉，那里的四幢古色古香的教师宿舍楼以“德才均备”命名为德斋、才斋、均斋和备斋。我即去备斋，才知道那里已经成为临时的隔离审查的地方。在门口，我被看守人员拦住，我说看望常文保，他便问我跟常文保什么关系。我回答说，“老同学呀！”看守人员说，不是亲属，不许探望。

从看守人员那里，我惊讶地得知，常文保是“梁效”的重要成员，正在隔离审查。所谓“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校的写作组。在“文革”中，两校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御用舆论工具，经常以“梁效”的笔名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帮文”。“梁效”的大本营，就设在北大朗润园13公寓之侧的北大招待所。

经我再三请求，说明是从上海远道而来的老同学，只是看望而已别无他意后，我终于在隔离室见到常文保。出现在我面前的常文保是颠覆性的，他肥头大耳，与当年清瘦的模样有着天壤之别。他很是感谢我不避嫌疑前来看望。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是老同学呀！”那天我们没有谈“梁效”，而是聊当年同窗友情。

再后来，常文保终于走出人生的低谷，显示他的才华。他开始埋头于化学业务，接连出版学术专著。他后来成为教授，成为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就在他走向事业顶峰的时候，传来噩耗：2004年7月4日，他从北京出差青岛，一下火车就到海滨游泳，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我为常文保扼腕而叹。我始终认为，他是我的北大同学中最有才气的一个。他竟然在老丈人之前走了！

在那次传记文学研讨会上，张中行先生首先在会上发言。他侃侃而谈，谈了对传记文学的见解。我用录音机录音。我发觉，会议竟只有记录员，却没有录音。这么一来，我的录音成为张中行发言的唯一录音记录。

那天，张中行的发言，随口而谈，显得很亲切。他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然而，生命短暂，灰飞烟灭，名与草木同朽，总是遗憾，要以传记留世，才做到“人过留名”，少了些遗憾。

他说，比如李广，经过司马迁为之立传，至今读来栩栩如生。即便是失败的英雄项羽，他的传记也很有价值，很重要。传记写好了，有教育意义，魏忠贤、张献忠，他们的传记也会给人以启示。

在论述关于传记文学的看法时，张中行强调传记文学是非虚构文学，而小说则是虚构文学，这是两者的根本的区别。说到这里，他又一次引经据典：“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他说，小说入子部，传记文学入史部。

当然，要说明这一问题，原本最好的例子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跟他的不同，只是他不愿意重提往事，避开了这一话题……

他说，传记文学是信史，要言而有信，是真实的。

他说，写人物要抓住特点。人与人之间，要写出不同的特点。他笑道，说自己最不爱听悼词，千篇一律，毫无生气。

他说，人物的心理活动，心里想什么，只有人物自己知道。传记不宜写心理活动。传记不要写心史，而是写身史。

他认为，传记要明是非，不能搞客观主义。 dY9A4CuJQmtf4sltIxtTnkoYsUo2RKCiCqD8UTYQoxv6KU6UGpzPLo2sarFufc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