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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最初打算写100篇名人书信故事，字数太多了，写至82篇就收工了，总共75万字。
《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出版之后，受到各方关注，好评颇多。意犹未尽，又续写了54 篇，成了这本《历史的绝响：名人书信背后的如烟往事》。
关于这两本书的写作用意，已经在《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序言中详细写及，编者也言简意赅地作了如下介绍：
叶永烈见证了许多名人的传奇人生，抓住了许多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他用温情的笔触、不长的篇幅清晰记下一段段人生，随手一翻，人物带着历史的烟尘扑面而至。一边是恍悟，一边是感慨，这样的绝笔，该有多少历经沧桑的人会读到唏嘘辗转。
多年来，作者叶永烈从事当代重大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穿梭于名人之林。正是这种因缘际会，他收到并精心保存了诸多名人书信。随着时代发展，纸质名人书信已成为“绝品”，成为收藏市场的新宠，然而叶永烈却把自己收藏的诸多名人书信无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
叶永烈在捐赠之前，摩挲故纸，深感这些名人用富有个性的字体写下来的书信，面字如人，温存温馨，泛黄却不褪色。由此萌发用散文笔调写一本名人书信背后的故事，因为不知道书信背后的故事，就无法了解这些名人书信的来龙去脉，也无法理解这些名人书信的内容以及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可以说书中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特写，一篇从记忆中“捡”来的散文。
大历史，小故事，讲历史，谈文化，这本书中诸多书信的作者已经离世，而纸质书信也日薄西山，退出历史舞台，书中的这些泛黄书信，折射出的时代悲欢，已成历史的绝笔。
关于这两本书的写作背景，以上的文字大体上说清楚了。
很多读者惊讶于我保存了那么多纸质书信，而且把这些书信整理得井井有条，写出一个又一个书信背后动人而有趣的故事。
在这里，我倒是愿意谈谈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话题——细心是永远需要的。
2018年春，中央电视台新做一档节目《谢谢了，我的家》，谈家庭文化传承。有人说革命家风，有人谈爱国精神，有人讲勤俭治家，有人论博爱之心。《谢谢了，我的家》节目也邀请我担任嘉宾，我用两个字概括父亲对我的家教，那就是“细心”。
我的父亲是一位企业家，当年在温州执金融界之牛耳，不仅是钱庄的总经理，又是银行的行长，还兼任一家医院的院长。他从小念私塾，后来到保定军官学校念书。他书法很好，会写诗词，有一定的文学修养。父亲曾经每天在开门营业前，把所有员工召集在一起，由他主讲《古文观止》，当时这在我们温州是绝无仅有的。我小时候似懂非懂地在旁边听，这其实是我最初的文学熏陶。
我父亲是个非常细心的人。我小学时的成绩单，一个学期有两三张，我都交给他，他全部保存下来，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总共有39张，其中小学的23张、中学的16张。第一张成绩单是1945年的，离现在73年之久了。我的母校都没有这种成绩单保留下来，现在这些成绩单成为学校的珍贵档案。
父亲告诉我：“要紧的东西一定要保存好、整理好。”我11岁的时候开始投稿，写了一首小诗，投给当地的《浙南日报》（《温州日报》的前身）。过了几天我收到平生第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叶永烈小朋友收”，信上说，你的稿子写得很好，下个星期会登出来。父亲看见报纸上登出了我的诗，显然很高兴，把报社来信、报纸原件都保存下来了。在我长大之后，他“移交”给我，一直保存到今天。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时候要填一张表，填写什么时候第一次发表作品，我就写1951年4月28日在《浙南日报》发表诗歌。我很感谢父亲在我不懂事的时候，帮助我保存了重要的书信和文件。父亲告诉我，所有信件都要写年月日，照片也是如此。父亲在我的照片背面，总是写好哪年哪月哪日拍的。我第一张照片是一周岁时拍的，照片的背面写着“永烈周岁纪念”，特别注明“农.7.26”。我的生日是农历7月27日，如果是在7月27日拍的话就多了一天。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父亲非常细致。他给别人送照片，如果是家庭的合影，就在背面按照拍照时的位置写上我的兄弟姐妹的名字。后来我学父亲，在照片背面盖一个蓝色的日期戳。有时候偷懒，左边是谁、右边是谁，我没有写，几年后就想不起来站在我左右两边的人叫什么名字。所以细心是永远需要的。细心的基础是耐心，有足够耐心的人才会细心。慢慢地我也知道了，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耐心地坚持下去。有耐心，资料才会保管好，有条有理。
我把大批书信捐给上海图书馆之前，花费很多时间进行整理，给每封书信写上标题。
比如，熟悉的朋友给我写信，通常只署名，没有写姓。我必须在信纸上方写一行字作为标题，补写姓，而且写“×××致叶永烈”。
有的写信给我的人，像冰心、柯灵、钱学森、华罗庚、贺绿汀，一看就知道。也有很多写信人，我要在姓名前加注一下身份，诸如洪汛涛注“神笔马良之父”、贺友直注“连环画泰斗”、江小燕注“冒着风险收藏傅雷夫妇骨灰的姑娘”。
最感吃力的是，很多人写信，只署月、日，没有年份。于是，我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对信件的年份进行“考证”。
有的信件保留了信封，依据邮戳上的年份，当然就可以判定来信的年份。不过，有的邮戳上的年份不甚清楚，再说保留了信封的信件毕竟只是一小部分。
有的信件跟我的回信放在一起，我的回信必定都写明年月日，据此可以断定来信的年份。那时候，我写书或者写文章，为了避免邮寄丢失，总喜欢夹一张单面复写纸，以保留一份底稿。这习惯也沿用到写信。凡重要的书信，我也必定留一份底稿。经过这次大整理，我居然还有了意外的收获——整理出好几卷厚厚的“叶永烈书信集”，妻正在帮我一封封输入电脑。
如果既没有信封，又没有与我的回信放在一起，那就只能依据信的内容判断年份了。
有的信中有“春节好”“中秋好”之类的话，则查阅万年历进行“考证”，因为每年的春节、中秋的公历日期各不相同，据此可以断定年份。比如一封信中写及“再过三天就是春节了”，信末署“1月23日”，我查万年历判定是1982年。
还有的信是依据开头第一句话“××日信悉”，再查对我的书信底稿，查出“××日”给他的信，由于我的信都写明年份，据此可以断定来信年份。
有的信中提到，“昨日从《××日报》拜读大作”，也是“破案”的重要线索。我的所有文章都登记在作品目录笔记本上，从作品目录可以查到那篇在《××日报》的文章发表的年月日，当然也就查明了年份。也有的依据来信中提及我的××新书，则依据我的著作目录确定年份。还有的依据提及的人与事，查对我的日记、年谱，确定年份。
陆宝麟院士给我的信只署6月25日，但是信中提及“拙作《蚊虫综合防治》，可望今年八月出版（科学出版社）”。搜索《蚊虫综合防治》的出版时间，得知是1984年8月，由此确定了他的来信的年份。
有趣的是，我还依据信纸进行鉴别。例如某兄有一段时间，连续用印着他单位红色抬头的信纸，另一段时间集中用一家出版社绿色方格稿纸写信，据此也可以鉴定一部分来信的年份。他有的信用香港信笺，而在一封信中曾写及“1982年2月18日将赴港探亲”，据此断定那些香港来信是1982年的。
尽管经过这样的“考证”，也有时不见得准确，例如某友人给我接连写的几封信起初断定为1982年。后来，由于他所附的一份文件末写了1981年，逐断定前面几封信均为1981年。
有的信件末没有月份只有日，或者写“即日”，或者连日期都没有，“考证”起来更加吃力，只能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类模糊年份。
其实，当年写信时，只消轻轻一笔，写上年份“19××”，哪怕是写“79”“80”，也就省去了几十年之后的这番艰难的“考证”功夫。考古学家夏鼐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都端端正正写明19××年×月×日，显然这是他数十年考古工作养成的严谨的职业习惯。当然，他有的信只署一个“鼐”字，则必须注明夏鼐。
经过这样的“考证”，我才在一封封书信上方标上年月日。在每一封信上加了标题之后，我才捐给上海图书馆。那里的工作人员一看，就明白了。
我与傅雷之子傅敏的纸质通信上百封，是研究傅雷的极其宝贵的史料。我与马思聪女儿马瑞雪的通信也近百封，同样是研究马思聪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我捐给上海图书馆的书信、手稿、档案、录音带，已经达60箱，目前仍在继续整理、捐赠之中。
我捐给上海图书馆的采访录音带1300多盘，每盒录音带上面都写好被采访者姓名、采访地点、哪年哪月哪日、第几盘磁带。上海图书馆花费两年时间，已经把这批录音带全部转换成数码录音，以供后人研究之用。
我捐给上海图书馆的著作手稿，装订成册，贴好封面，写好书名，整整齐齐。
我捐给上海图书馆的档案，一箱一个主题。比如，姚文元档案，便收入姚文元450多篇文章复印件。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档案，收入我为王力编辑的《“文革”亲历记》手稿，收入王力写给我的40多封亲笔信，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重要档案。
对于录音带、手稿、档案的整理，同样需要耐心和细心，需要有条有理的工作习惯。
我还可以举出一个细心给我带来莫大帮助的例子：2014年6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叶永烈笔下的十万个为什么》一书，收入《十万个为什么》从第一版到第六版中我写的“为什么”。其中第一版出版于1961年，当时不是在每一个“为什么”末尾署作者姓名，而是在扉页上写上这一册的作者姓名。这姓名是按照写作多寡排列的。在第二册（化学分册）和第四册（农业分册），我都排名第一，因为这两册里我写的最多。可是由于不是在每一个“为什么”末尾署名，弄不清楚哪个“为什么”是我写的。20岁的我还没有养成留底稿的习惯。所幸1961年我在收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寄来的《十万个为什么》样书时，记忆力清晰，就在我写的“为什么”前打了一个“√”。这个“√”为半个世纪之后编选《叶永烈笔下的十万个为什么》一书帮了大忙，我查清了：
《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初版本共收175个“为什么”，其中我写了163个——只有12个“为什么”是别人写的。
我为《十万个为什么》天文气象分册写了27篇；为农业分册写了89篇；为生理卫生分册写了43篇。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最初出了5卷，共971个“为什么”，我写了326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1961年顺手而打的“√”，不仅帮助我把我为《十万个为什么》写了多少个“为什么”查得清清楚楚，而且查明白哪些“为什么”是我写的。
如果没有1961年所打的“√”，如果不是仔细保存了这几本打了“√”的样书，半个世纪之后我无法辨别哪些“为什么”是我写的，也就无法编选《叶永烈笔下的十万个为什么》一书。
这轻轻地打一个“√”，就像写信时写上年份一样，在当时轻而易举，却给日后带来莫大的方便。
同样，《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历史的绝响：名人书信背后的如烟往事》两书中，从数以千计、头绪繁多的书信中，找出这近140 位名人的书信，按照人头分好，也相当烦琐。书信要用扫描仪扫描。我还要找出相应的照片。理出头绪之后，查找采访笔记以及日记，才能逐一写出相关的名人故事，这同样得益于多年养成的细心的习惯。
其实，对于任何人、任何工作，细心是永远需要的。细心、耐心、精心，三“心”高照，一丝不苟，心细如发，以工匠精神做事，是成功的秘诀。
正因为这样，在《历史的绝响：名人书信背后的如烟往事》出版之际，我把在中央电视台《谢谢了，我的家》节目中的谈话加以补充，写下“细心是永远需要的”，作为序言。
叶永烈
2018年11月5日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