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收获》

1983年第5期《收获》杂志，发表了我的小说《青黄之间》。这篇小说，写的是电影制片厂新老导演之间的矛盾。

《青黄之间》酝酿颇久。我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了18个春秋，从一个新导演经历了“媳妇熬成婆”的曲折过程，很想把其中的甜酸苦辣写成小说。大约是这18年的生活给我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所以当我构思成熟之后，下笔飞快，可以说是“文思如涌”。在1983年4月15日至16日两天之内，我便写完了《青黄之间》初稿，2.2万字。

关于《青黄之间》，乔舒在评论《甜酸苦辣奏鸣曲——读叶永烈的小说〈青黄之间〉》之中，这样写及：

读完著名作家叶永烈的小说《青黄之间》，我同小说主人公杨平一样，心里甜、酸、苦、辣搅在一起，似乎总想说点什么。

小说针砭时弊，提出了当代中国各行各业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重大命题：怎样彻底摒弃陈旧的人才观，尽快将青年人才推上事业的前台，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勇敢地挑起新时期的重担，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伯乐”不常有，而叶公好龙者却随处可见。《青黄之间》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

40多岁的导演杨平已不算年轻，虽然在电影厂已经摸爬滚打了20多年，但在满头白发的“强导”姜导看来，只不过是一个“老助理”而已。在厂里召开的电影创作会上，“强导”们口若悬河，眉飞色舞，小导们只能照例坐在墙角，一言不发。用杨平的话说：“那不是我们‘小盗’可以多嘴多舌的地方。”当一向擅长“红烧头尾”的厂长在一次座谈会上大声疾呼“我们厂的导演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时，杨平按捺不住心头奔突的烈火，从座椅上霍地站了起来，冲着厂长说着：“我看关键不在导演，关键在领导！”他在如数家珍般揭露电影厂57个导演，一年只拍10部戏的事实后，毫不留情地批评厂长：“只要你丢掉框框，大批的导演就站在你的眼前！”

没有想到，这一重磅炮弹，却使杨平意想不到地领到了独立承接导演新片《新花》的“驾驶执照”！

然而，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青年人才的，又何止一个厂长！电影厂的“四大金刚”之一的姜导就是其中之一。连《新花》摄制组的老摄影王文江也不把杨平看在眼里。在厂长看来，杨平还嫩了点，不是不让你们独立行走，我怕你们摔跤……头发白了，小媳妇自然而然的会当上婆婆的；在姜导看来，《新花》导演的基本功还不行，从鸡蛋里挑出许多骨头；至于本该充当导演臂膀的老摄影大老王，更是固守着“焦点不虚，曝光正确”的信条，甚至可以把杨导演甩到一边自作主张地指挥摄制组拍下一连串败笔，闹出轰动全厂的“西山事件”。多亏秦导演慧眼识珠，建议厂长换掉了大老王，启用摄影助理小方，才顺利完成了《新花》的制作。没有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厂审会上，姜导发难，差一点将《新花》打入另册。由于电影局局长听说了这场争论，把影片带到了北京，出乎意料通过了部审，并且在公演后受到观众好评，被称赞为是风格新颖的好影片，杨平才算一炮打响，成了电影界新秀。接着他又成功地导演了新片《军港的黎明》，从此名声大噪，一时成了记者争相采访的“新闻人物”。

小说篇幅不长，读来却耐人寻味。……“奖掖青年，提携后人”“给年轻人腾位子，压担子”这些老话我们已经喊了多年，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看来光靠少数“伯乐”是无济于事的，仅仅有政策导向也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嫉贤妒能的习惯势力顽固不化，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唯有靠新的竞争机制，通过淘汰、流动，才能沙里淘金，择优选拔出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当前，我们正面临世纪之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如何做好培养人才、使用人才、选拔人才、重用人才这篇大的文章，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叶永烈所提出的这个社会大题目，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思考，让我们一起来做好这份答卷。

写完《青黄之间》之后，我当时打算是给东北的《春风》文学月刊，因为他们正向我约稿。我给他们写过《心中的墙》等小说。

写完小说，给“第一读者”妻和长子看，他们都说好。妻不写作，但是平常爱看小说，也就具备了一定的鉴赏眼光。她显得非常兴奋。长子拍手叫好。

妻说：“给《收获》！”

我很犹豫。众所周知，《收获》是中国纯文学名牌杂志，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我与《收获》从无联系，不认识《收获》编辑部任何人，他们也从未向我约稿。尽管当时我已经出版几百万字科普作品，但是就纯文学小说创作来说，我还是一个新手。

妻又说：“试试看嘛。不用，顶多退回来，怕什么？”

我以为妻的话，言之有理。

4月18日，上海电视台要在上海溶剂厂拍摄一部电视片，摄像师为虞敏，邀请我担任导演。一大早，我路过徐家汇邮局的时候，把稿子挂号寄给了《收获》。我只写编辑部收。

5月1日，住在我家附近的上海文学研究所张唤民去“老虎灶”泡开水，顺路来我家。上海文学研究所是上海市作家协会所属的研究所。他告知：“《收获》的编辑唐代凌，托我转告，请你打电话给他。你写的关于电影厂的小说，他们打算用。”

当时，我还不知道“唐代凌”三个字怎么写，问了张唤民才知道。

他取出唐代凌的一封信，交给我：

叶永烈同志：

您好！多谢您对我刊的热忱支持！

大作《青黄之间》已拜读，总的感觉不错，形式别致。“导演我”和“摄影大老王”两个形象也有现实意义。但厂长、汤导演和小方这三个人物略觉单薄了些。我们有些修改意见，想面谈一次，不知您何时有空？您自己定个时间，打电话告诉我们即可。电话377175×10。

此致

敬礼！

收获编辑部
唐代凌
1983.4.30

“劳动节”休假结束后，5月3日上午9时，我打电话给唐代凌，约定下午谈。

下午3时，我去到上海市作家协会──《收获》编辑部就在那里。唐代凌40多岁样子，戴眼镜，旁边坐一位50多岁女士。

唐代凌告知：“你的小说，经四位编辑看过，一致同意采用。小说立意新，题材新，手法新，而且把杨导演、大老王的形象都写出来了。”

意见：

（1）厂长的性格有了，但是内涵不深。厂长为什么不敢用新导演？没写透。厂长是实权派，又懂业务。青黄之间，干部是关键。

（2）汤导演也不深。他仅是因为有相似的经历，还不够。他为什么支持杨呢？要写深。

（3）小方，太薄。只写了同学关系。要写深。写好以上三个人物，会有利于写好主要人物。

（4）大老王，性格出来了。还可写他与杨导演在艺术上的新旧不同见解，说明矛盾的原因。

（5）中篇嫌短，短篇嫌长。还是压缩一下，作短篇，很精彩。前边四页，那位记者可删去。

（6）只提一下有记者来访，就行了。

另外，“东山”“西山”之争，要写透。

唐代凌说，以上意见，供参考。改不改，你定。一字不改，也可以。又要压缩，又要挖深，是难的。我们这儿对作者要求是严的。

后来，一位年纪较大的男编辑进来，也谈了一下，认为文字上还可更漂亮一些。他说：看过你的其他作品，觉得文字都不错。你完全可以写得很漂亮。另外，小说中的张厂长、汤导演，容易使人想及张骏祥、汤晓丹，改一下姓为好。以免作品发表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谈及自己在电影厂里的经历，小说中许多情况有其事，甚至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说及，如《小花》摄制组，影片中把黑白片染红与彩色片混用，评论家以为创新，实则因厂领导不重视，只给一部分彩色片，于是，旧社会的那段，只好用黑白片，染红。上映后，打响了，反而以为是新手法。又如，“大老王”，上影厂确有其人，也叫“大老王”，而且曾与我共事。谈及电影厂的摄影师业余给红白喜事拍照，赚“外快”，他们都认为这样细节很生动。

最后问及修改时间，他们知道我这个月要拍电视片，希望我抓紧，尽可能在最近几天内马上改出来。

我回家，妻马上端了张方凳，坐到我跟前，细细问及《收获》编辑的意见。听罢，她显得特别高兴，因为这表明她最初关于投寄《收获》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她见到我的桌上摊满信件，要处理，她说晚上帮我处理，要我赶快集中精力改好《青黄之间》。

我不由得记起《人民文学》编辑王扶对我说过的话：“我们《人民文学》还组点稿。《收获》是不组稿的。你愿意，投来！”

我的印象中，《收获》的“门槛”是很高的。第一次给《收获》写稿，况且不认识任何人，就受到热情接待，稿件处理迅速，意见诚恳，使我很受感动。我一再说，写文学小说，我还很缺乏经验！

从谈话中得知，唐代凌印象中我在电影厂工作，曾给厂里打过电话，找我，厂里说“叶永烈调出去了”。于是，他写信给我。不知什么原因，这封信我一直没有收到。他只好托小张前来转告。

这一次，妻立了一功。没有她坚决主张投给《收获》，我是不会寄去的。

不久，《青黄之间》在1983年第5期《收获》杂志发表。

《青黄之间》的发表，使我对纯文学小说产生浓厚的兴趣。那一时期，我很“卖力”地写纯文学小说。后来，我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选集《爱的选择》，算是我在文学小说创作中的收获。

就在我致力于纯文学小说创作的同时，我的科幻小说的“文学含量”明显增加，与我早期的科幻小说明显不同。这一时期我写的科幻小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已经是纯文学小说。我的发表在1981年11月《人民文学》杂志“头题”的科幻小说《腐蚀》，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篇纯文学小说。

在角逐当年文学最高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初选时《腐蚀》已经“入围”，最后被淘汰出局。如果当时获奖的话，也许中国文坛上就不会出现“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而在小说家的阵营中多了一个叶永烈！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妻极力主张我应当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作品，还因为她与《收获》曾经有过一次“过节”。我手头保存着她在1980年8月30日致《收获》编辑部的信的底稿：

《收获》杂志编辑同志：

你们好！

我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叶永烈的爱人。最近，在我们学校的教师、学生中，正在纷纷议论贵刊今年第三期沈修的短篇小说《夜客》。人们并不是在谈论小说本身，而在于小说采用了“叶永烈”这三个字作为它的主人公的名字。

叶永烈是知名作家，全国各报刊发表过他一千多篇作品，各出版社出版过他写的四十多本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中国新闻社等都介绍过叶永烈的事迹，上海电视台拍摄过关于叶永烈的电视片。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叶永烈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国外报刊、电台，也介绍过叶永烈和他的作品。

可是贵刊发表的小说《夜客》，却用这样的一位读者熟悉的作家名字作为主人公的名字，写他的政治生涯，写他的“男女关系”，写他的“离婚”等等，这使许多读者误以为真，感到莫名惊讶。我们学校有的老师还问我，看了这篇《夜客》气不气？据说，一家工厂的工人们看了小说，把小说的“叶永烈”当作真叶永烈，说道：“叶永烈原来是这么个人！”

当然，小说是虚构的，小说中的人物姓名也是虚构的。然而，采用人们十分熟悉的作家的名字，恐怕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样做容易给人以错觉，产生的社会影响很不好的。贵刊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办的，叶永烈既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是上海分会会员，贵刊应当尊重一个会员的声誉。

另外，顺便说明一下，我认为沈修同志的小说《夜客》是写得不错的。遗憾的是，取人物的名字不慎重。如果能把主人公的名字改一下，那就好了。

以上意见妥否，请复。

致

礼！

杨惠芬
1980.8.30

从2015年开始，我又重回纯文学创作，以每年写出一部45万字作品的速度，推出长篇小说“上海三部曲”——《东方华尔街》《海峡柔情》与《邂逅美丽》。

多年以来，唐代凌一直默默做着编辑工作。当我进入上海市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时，他离开了《收获》，不知去哪里工作。我曾在网上搜索唐代凌，没有任何信息。

直到2018年，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许多报刊发表纪念作家卢新华小说《伤痕》的文章，我偶然见到唐代凌、卢新华、李辉一帧三人合影，方知他们仨当年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学。卢新华、李辉都成了名作家，跟我在各种各样的会议、聚会上多次见面，但是唐代凌鲜为人知。我深深怀念唐代凌，他曾经给予我热情的帮助。 XnZEuxnaqdoe0j+sqx6Fub06UKCchhoPabSsdt6U4h3usqloD+jc9qFZOx63eT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