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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文汇月刊》发表了巴金的《怀念胡风》。巴金的可贵在于讲真话。他除了回忆自己与胡风的友谊，也以歉疚的心情谈及了在“反胡风”运动中，曾违心地写了三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他也以同样歉疚的心情，谈及了他对胡风挚友路翎的批判：“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上的战役》作为枪靶……”
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作者，便是路翎。
在《怀念胡风》一文末尾，巴金写了对路翎的深切怀念：
我还要在这里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认识他，只是在首届文代会上见过几面。他当时年轻，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可惜不曾给他机会让他的笔发出更多的光彩。我当初评《洼地上的战役》并无伤害作者的心思，可是运动一升级，我的文章也升了级。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只听说他丧失了精力和健康。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样向后代人交代？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者就没有毛病？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
路翎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他的近况又究竟如何？
青年作家居然也会老的。
路翎的名字，一直跟“新秀”“青年作家”之类闪耀着青春华光的美称紧紧相连。他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祖父的职业》时，才17岁；他发表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时，只有19岁；他出版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年仅21岁，引起文坛注目……当他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遭到密集性批判时，他的大名仍然不断出现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上——他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号“骨干分子”时，也不过32岁。
此后，他的名字被历史所湮没。“青年作家路翎”之类的话从报刊上永远消失了。
经过长时间的缄默，他终于在阳光普照文坛之际，悄然归队了。
1986年6月，我在北京一幢居民楼里，访问了路翎。他已垂垂老矣，一头皓发，讲话也口齿不清。虽然他还只是一个“年轻”的老头，62岁而已，却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更为苍老。逆境的磨难，已经抹去这位当年的“青年作家”一切青春的光彩。
他慢慢地讲述着，我才从他含混的声音中听清他的意思。他的思维显得有点迟钝。
“你还在写作？”
“还在写——写长篇小说！”
哦，他的笔，一点儿也没有老，仍富有活力。他告诉我，这几年写了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野鸭洼》和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江南春雨》，现正在修改之中。
“《野鸭洼》写的是扫地工的生活……”
“你怎么写起扫地工的呢？”
“说来话长……”
芳草地，多么动听的地名。其实，那只是北京日坛附近普普通通的一片居民区。
严冬，凌晨3点。天乌黑乌黑的，寒剑一般的北风吹光了所有的车、马、人、狗。死一般的寂静，唯有号叫着的风声。
小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瘦弱的男人摇摇晃晃，拿着一把竹扫帚走出来。他在寒风中颤抖着，在颤抖中唰唰唰地扫过胡同的一寸寸地面。在依稀的灯光下，唯有身后的黑影与他做伴。
他每天要扫好几条胡同，每条胡同几百米，一直要扫到日近中午，才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回到低矮平房中的家。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而他，一年365天——连春节也不得歇息，日日在风刀霜剑下生活。
他，当年堂堂的“文学新星”，如今却以扫地糊口。
那是在1975年6月，他因“反革命罪”整整被囚禁了20年之后，获释回家。他仍是被管制分子，生活无着落。妻子余明英在街道工厂里工作，每月只有28元工资。他不名一文，骨瘦如柴，在家休息了几个月，体力才算增强了一点儿。他终于得到了工作——用握笔的手去拿扫帚柄，从此扫了3年多。他像个机器人似的，每天扫着，扫着，低着头，从不与人说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扫，扫，扫。他在苦闷中缄默着。
最使他苦恼的是，他的工资不是由居委会发给，而是由他自己挨门挨户向居民索取——每到月底，一户收一毛钱。
叩东家门，敲西家窗，仅仅是为了收一毛钱。有的上班，有的外出，为了收一毛钱，有时要跑三四趟。每月，要敲开150多家的门，从老人、娃娃和年轻人手中接过一张张的一毛票子，这才汇成他的工资——15元！
这，这就是路翎——千千万万读者所熟悉的作家！
他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徐嗣兴”三个字，那是他的本名，而路翎则是他的笔名。
1923年1月23日，他生于南京。他在杭州读小学和初中。后来，日寇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他被迫东奔西颠，到汉口，到重庆。
艰难的生活使他的思想早熟，16岁的时候，他便开始投稿。就在他向文坛迈出第一步之际，他结识了胡风。从此，胡风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成为胡风最忠诚的学生，追随胡风一辈子。
路翎曾写及他初识胡风的情景：
我在1939年向胡风编的《七月》杂志投稿而认识了胡风同志。他来信告诉我，我投寄的小说可用，我便写信问他可不可以去看他。他回信约了时间，我便在他住的房子前徘徊着等那时间——早晨9时——的到来，去到了一栋房子的楼上。那地点是重庆两路口转弯的地方，和我那时住得很近。
他的房间里光线很暗。除了床铺以外，只有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和一个洗脸架，显得有些空旷。他已经起床了，潦草地洗了一下脸，便招待我坐下来。他说他昨夜做事睡得迟。我后来知道，他是喜欢夜间做事的……我那时是一个孤独的、谋求着我的生活之路的青年。
从这时起，我和老师胡风的友谊经过了近半个世纪……
那天见面时，他对我说，小说看过了，还是可以的，有些新颖，并问我的家庭、籍贯等。
后来几天我又继续到他那里去过，像一般处于孤独状况、探索着人生道路的青年在著名人物面前坐得很久一样，我坐得很久，观察着著名人物、著名文艺批评家胡风的动作和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我觉得他是诚恳而认真的……
那次见面，成为路翎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从此，胡风成为他文学生涯的导师。他的《饥饿的郭素娥》，经胡风之手，在桂林出版了。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也是由胡风主办的“希望社”出版的……
1953年，胡风搬进新居北京太平街的房子，夫人梅志和孩子们也来了。
路翎说：“我到他那里去得很多，有时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和他谈我写的小说，看他的反应，也进行思考……我们的友谊很深厚了，坐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和老师，是一个诚恳、耿直、爱好思索和有着深刻的文化修养的人。”
1955年1月，胡风和路翎同时挨批判。不过，那时他俩各自受批，并没有“联系”起来批判：《文艺报》第一、二期合刊附册全文发表了胡风30万言的《意见书》，供批判用。同时，《文艺报》发表文章，批判路翎在1954年第3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路翎不服，在《文艺报》上发表了4万字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他和胡风仅仅以为，他们要打一场笔墨官司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四个月后，形势会那样急转直下。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标题《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使读者为之一惊。
编者按的口气是咄咄逼人的，称胡风“领导”着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按语点了路翎的大名，说道：“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
政治气温骤降。
像排炮似的，《路翎的反革命的小说创作》《反革命的路翎》《反革命分子路翎的两面手法》……猛烈地朝路翎轰击。
批判的调门，越唱越高。
6月里的一天，被隔离在戏剧家协会的路翎正在“反省”，突然，几个陌生人出现在他面前，铁着面孔冷冷地宣布：“你被捕了！”
没有逮捕证。他，被押上汽车，送入了拘留所。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
他跟妻子余明英是在1944年结婚的。当时，她是中央通讯社的报务员。他们接连有了三个孩子。
当他锒铛入狱时，大女儿徐绍羽10岁，二女儿徐朗8岁，三女儿徐玫4岁！
他走了。头戴吓人的帽子，手戴冰凉的铁铐，一去杳无消息，生死莫知。
起初，剧协每月还发给他的家属70元生活费。后来减半——35元。到了“文革”，削减为零，全家靠余明英28元菲薄的工资支撑着，苦熬着……
他呢？投入监狱之中，干过各式各样的杂活：种菜、种高粱、挑肥，在延庆农场，他干着苦活、重活：搬泥坯、烧砖瓦。
穿着黑色的囚衣，“0683”这个囚号代替了他的名字。夜，十几个人肚皮贴着脊梁骨，拥挤在小小的地铺上。
50双塑料凉鞋装入一只纸箱，包装，搬运。那是在塑料鞋厂干的活儿。最糟糕的是，厂里三班倒，轮到夜班，白天休想睡个安稳觉——牢房里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
最大的享受，是用每月3元5角钱的生活费买几包劣质香烟抽。烟能解闷，他愿生活在烟雾之中，愿四周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1年，2年，3年，10年……时光在孤苦寂寞中流逝。他以“反革命罪”入狱，却一直未见宣判。展望前途，渺茫叵测，望不见何时可获自由身。
强烈的精神刺激，过度的郁闷，长时间地呆呆出神，漫漫寒夜，梦魂无处归宿，他终于精神错乱，几度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院）治疗。
白发，过早地爬上了双鬓；皱纹，过深地刻在前额。他在狱中受折磨，妻女在狱外受煎熬。
18年过去，直到1973年，才宣判：他，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期限最长的有期徒刑！好在18 年已经过去，只剩下2年刑期了。
不料宣判之后，日子反而过得更慢了——不论是他，不论是妻（这时妻才知道他还活在人间），日日盼，夜夜盼，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终于盼到了刑满的日子——1975年6月。
妻早就给他去信，告诉他：在获释的那天，她会一大早出发，坐郊区头班公共汽车，赶往延庆监狱接他回家。
到了那一天，她真的摸黑出发了，真的坐上了驶往延庆的头班车。她多么想早一点儿见到久别的丈夫。然而，等到她赶到监狱，却不见丈夫的身影。他，一大早就被押上一辆大卡车，走了！
那辆解放牌卡车载着他和他的行李，跟头班公共汽车照面而过。还没到芳草地，就把他撂下了——司机忙着干别的事去了，不屑于把释放的劳改犯送到家。
可怜他瘦骨嶙峋，扛不动两个行李。他只得把一个包背起来，吃力地挪动二十几步，回过头来再搬另一个包。
唉，那个司机开了个不小的玩笑，累得他喘不过气来。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一个拉板车的老头儿打量了一下他——他一身黑囚衣，一个光脑袋，一望而知是个劳改犯。老头儿一声没吭，把他的两个行李卷放上车，拉到他的家门口。
大女儿用惊异的目光望着陌生的他，半晌，才含泪大喊一声：“爸爸——”
二女儿、三女儿都到内蒙古插队去了。大女儿在贫苦之中患了肺病，总算留在了北京，在一所小学当代课教师，每三个月订一次合同——每一次都有被解聘的危险。二女儿也传染上了肺病，却不得不下乡……
他坐在总共只有12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妻才回来了。
患难夫妻泪眼相对，脸上挂着淡淡的苦笑——总算团聚了！
她看他，老喽！
他看她，瘦啦！
都有一肚子的愁肠，一腔的悲愤，细细叙，慢慢说……
“斯文扫地”，向来是含贬义的成语。然而，从那以后，他也“斯文扫地”——“斯文”人“扫地”啦！
终于盼来了粉碎“四人帮”。“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了。接着，错划的“右派”也改正了。
然而，胡风错案不见动静。
直到1980年，胡风才得到平反。他的错案也终于随之平反。他恢复了名誉，放下扫帚柄，又拿起了笔杆。
他与胡风久别重逢，这时的胡风，“年龄是很老了，讲话和动作都不方便了”。路翎怀着满腔深情，这样谈及胡风：“他患了癌症，进医院了，这是没办法医治的病，只好将病情瞒着他。我去医院探视，他没有说很多的话，我也默默地坐着。去医院几次，大半静静地坐着。他在逝世前曾问到我的《财主的儿女们》印出了没有，他向我先要两本书看看。我拿去了样书。我便想起我最初投稿的《七月》《希望》和‘希望社’，我便想起几十年来的历程……”
就在他平反之后，1981年他第一次参加戏剧工作代表团到外地参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多年含辛茹苦的妻随他一起出访，她过度地兴奋，使血压猛然升高，瘫倒在山东德州。
可谓“乐极生悲”！那么多年苦难的生活没有累倒她，她却在幸福的晚年刚刚拉开序幕之际倒下了……
老两口相依为命，从此很少外出。他在家写作，在家照料着妻，两个小女儿也终于回到北京。
他的新居70多平方米，家具只简单的几件，反而显得空旷，他无心于环境的布置。他吞服着镇静药“冬眠灵”，强求神经的平静。他的一生里，25年（四分之一世纪）销蚀在无谓的冤屈之中。他不能不在晚年抓紧时间写小说，写坎坷人生之路的回忆，留诸后人——愿后生后世平安，莫再“冤”“假”“错”，愿给青年作家、文学新秀的成长以宽松的环境。
1987年，我在《人才天地》杂志发表了关于路翎的报告文学。3月3日，我致函路翎——
路翎老师：
去年赴京采访，承您和师母热情接待，非常感谢。
关于您的报告文学《斯文扫地》已发表，现寄上。不当之处，请指正。
最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您的新作，很高兴。
问师母好！
祝
文安
叶永烈
1987.3.3
1994年3月，我收到印着黑字的“路翎同志治丧办公室”（北京东四八条52号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信封，拆开之后从讣告中得知，路翎于1994年2月12日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我深切怀念这位富有才华而又命运坎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