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历史传奇

铸剑鲁迅

奔月鲁迅

伍子胥冯至

将军底头施蛰存

桂公塘郑振铎

以历史人物、故事、传说为题材而创作的“历史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独具文学价值。

鲁迅先生的虚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题材丰富，跨度很大：有现实思考，有文化反问，有童年记忆，有历史考察。他的名作《故事新编》取材于中国神话与历史题材，想象力奇诡，行文有趣，实在应该推荐给中小学学生阅读，以开阔视野。但主流评价更推崇文学作品的所谓思想性，因此中学语文教材里主要选入《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现实题材作品，而不选《故事新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读者的更新换代，文学视野拓展，阅读趣味提升，《故事新编》以其独特的想象力和杰出的表现力，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历史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中获得的评价偏低，与主流文学趣味的局限有极大关系。中学语文教材在选编上也受制于这种趣味。教材里涉及历史的课文，主要是改编的故事，很少选入优秀的历史小说。

现代文学研究者王富仁教授把诗人冯至的《伍子胥》和鲁迅的《补天》《铸剑》推为世界级作品，这是当代学者再评价现代历史小说的一种努力。前面说过，相对《补天》而言，我个人更欣赏《奔月》。《奔月》有对现实的极大反讽，也更“不正经”，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极品，与《铸剑》为《故事新编》的双璧。《补天》和《奔月》这两篇小说是典型的“去魅”化写作，把神话传说中那些“高大全”元素去掉，让女娲、大羿这些大神进入琐碎现实生活中，为琐碎情感所束缚，从而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思考。

现代文学中“新感觉派”曾影响巨大，但因与社会主流运动保持了距离，一度被主流文学教程所排斥。代表作家施蛰存的《鸠摩罗什》《石秀》《将军底头》《李师师》等，都是取材于历史故事或传统经典的著名历史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借助历史题材的再现，作者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特殊认识。这里，我选了有些怪异的短篇小说《将军底头》。

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写过三篇历史小说《桂公塘》《黄公俊之最后》《毁灭》。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借古讽今，写南明小朝廷“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毁灭》因强烈地对应现实，而有着特殊的含义。而《桂公塘》以南宋末年的著名爱国诗人文天祥为主人公，写他因出使元营被元朝元帅伯颜拘留，而在得知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已经被元军攻破之后，仍然怀抱一腔忠贞报国的热血，在“十二门徒”的帮助下，在镇江趁夜逃离元军之拘押，历尽千辛万苦，先逃到真州，后避开了因为误解文天祥已经降元并要杀他的扬州刺史李庭芝，而不得不抄小道直奔高邮的故事。这篇小说突出了文天祥的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写得扣人心弦，读来欲罢不能。

历史小说虽然不直接对现实发问，但这些作品本身是作家对现实再反思之后的结果。我们看待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必定带有现实思考，并且把这种思考投射到作品中。

中国传统小说的习惯是不进入人物内心，更多的是通过复杂故事的变化，观察主人公的命运进展。但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直接进行内心活动的表达，如被称为第一部现代白话文的《狂人日记》，通过特殊人物“狂人”的心理活动，来呈现一个与日常社会完全不同的世界。主流评价的历史都是“仁义道德”，而在“狂人”的日记里，满篇都写着“吃人”二字。《狂人日记》在小说技法上或许有缺陷，但它蕴含着强大的思想冲击力，在当时对传统思想产生了重大的打击，深深地吸引了新一代的目光。

一位具有独特思考能力的作家，在取材历史人物或事件时，通常会以现实世界和现实社会综合的考量为基础，剖析社会问题，反思文化问题，探讨精神问题，追问情感问题。这些都是文学的世界，文学并不是仅仅关注“现实”。

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概念出现在法国巴黎的一个画展上，指那一批艺术家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现实主义”不能看成看待世界唯一正确的模式，只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从文学角度来看，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存在主义、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也是理解世界的方法。以这些方法，我们拓展了对外部世界和内在情感的认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反过来也会对文学流派的诞生和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例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发现，就激发了“意识流”写作潮流。法国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英国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等，都是其中影响深远的代表作。

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名作《变形记》是现代主义杰作，以现代科学精神来判断，这部小说写到了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推销员格里高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

“变形”是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主题。从古希腊、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变形”人物是欧洲文学史中的一个特殊的主体。小说人物一旦变形了，就可能造成人物性格的变化。同时，人物命运也会产生特殊的变化。

我们知道，人是不可能变成甲虫的。同时，人也不可能变成驴。但在小说里，这种变形带来了惊人的艺术效果。小推销员格里高利变成了甲虫，因此，他就必须克服人的思考方式对一只甲虫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从精神上来看，一个人很有可能会变成一只甲虫。

因此，作家看待外部世界可以采用各种方法。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作家深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采用了新的态度。以新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产生了新的意义。

冯至是现代大诗人，他的中篇小说《伍子胥》写到历史上极为有名的“复仇”故事，但作者不着眼于复仇事件的本身，而是描写主人公伍子胥苦苦跋涉的过程，体现他的坚韧不拔的强大意志。更为经典的“复仇”故事，则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铸剑》。这两部作品的主题，都是受到大冤屈者向王侯展开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复仇行动，巧的是都发生在楚国。在作家的笔下，这种复仇行动成了精神极端化的象征——最极端的“眉间尺”为了向楚王复仇，把自己的头颅托付给了一个莫名的“黑衣人”。虽然有一诺千金的豪情，但有极大的失败风险。故事令人诧异之处就在于此。先秦时期的游侠和勇士在对待正义、复仇、友情等事情上都有慷慨赴死的痛快。而这种痛快淋漓的精神，在很长时期里已远离中国人的生活。那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少年豪情，在清末又一度成了社会精神的主流，推动整个社会的爆发式变化。

反观清政府统治的近三百年，强行推行“奴才”教育，通过残酷杀戮和精神折磨的方式，摧毁汉文化和汉民族的精神和尊严，让中国成为一个封闭、死寂而无法随时代变化而更新的世界。从这种背景来看冯至和鲁迅的历史小说，会发现，那种深入骨髓的抗争精神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作为楚国贵族之后，伍子胥父兄遭戮，完全失去了家国。在当时楚王非常强大，他的复仇愿望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行走在大地上的伍子胥，不言放弃，坚韧不拔，他的精神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活象征。郑振铎先生笔下的文天祥，同样具有豪气干云的气概，那样的精神，对于正处在日寇入侵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最需要不过了。

历史小说还深入探讨历史人物的可能精神世界，并通过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来反映作家的深刻思考。施蛰存先生的《鸠摩罗什》《石秀》《将军底头》《李师师》等作品，更多地深入了人性世界，研究这些人物的精神状况，凸显了极其复杂的人性。在这些小说里，历史人物或者古典小说人物的实际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这个人物的壳，来表达作家的特殊思考。例如，《水浒传》展现的是好汉石秀为了兄弟真情，而把“水性杨花”的不忠之嫂嫂潘巧云杀死，维护了大哥杨雄的尊严。然而，在施蛰存的重新思考下，石秀杀嫂的合理性就变得可疑了。

《将军底头》是施蛰存的代表作，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教授曾做高度评价。在这篇小说里，作家不去特意描写“将军”的英雄事迹，而取情感迷惑期的一个切片，写人物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强烈冲突。因人物构成的特殊性，这部作品极有感染力，尤其是对“无头”将军的描写，读来十分惊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因此想到虽然没有了头颅，却以双乳为眼、肚脐眼为口而挥舞着斧头继续与天神争斗的神话英雄“刑天”呢？

历史与神话，是理解古代的一种方式；化而为小说，是我们理解现实的一种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