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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美关系有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
很多年来，中美都在讨论两国关系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国际关系理论或者权力转移理论里面所说的大国争霸战争，守成大国恐惧新兴大国，而新兴大国则会挑战守成大国，于是最终走向了战争。“修昔底德陷阱”是基于人们对历史的观察和解读。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小组的统计，自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一共发生了16次权力转移，其中有12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发生了，就需要解释，于是有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
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战争，但并非所有的战争都可以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解释，更多的战争和大国争霸并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和其他很多小国之间的战争，并不能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同样，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也很难用称霸战争来解释。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假设解释不了和平是如何实现的。例如，历史上的东亚地区，在中国朝贡体制下，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学界把这种和平称为“霸权稳定理论”。
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很难找到一个国家独霸世界的情况；在很多历史时期，一直存在权力多极的情况。例如，近代之前是几个帝国共存的，各帝国之间相互交流（例如中国的丝绸之路），也经常发生战争。进而，一个帝国的灭亡往往并不是因为另一个帝国的挑战，而是因为其不能有效管理内部事务。近代国家产生之后，帝国体系解体，近代国家走向了绝对主权的道路。帝国的解体就导致了原来帝国内部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人们不要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之前的很多战争，都是发生在同一文明、同一宗教、同一文化下的不同国家之间。主权国家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推向了极端，它们之间发生战争并不难理解。
特朗普能否引入地缘政治大变化呢？这主要还是取决于国际大格局。今天的国际格局是全球化。这些年开始产生逆全球化现象。如果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加速逆全球化的进程。逆全球化会对国际安全和各个主权国家的安全产生影响。然而，不管全球化如何逆转，各国也不会回到全球化之前的孤立状态。
当人们讨论逆全球化时，大多指的是西方引导的全球化的动力不足。近代以来的全球化主要是西方资本推动的，西方国家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全球化。但这并不是说全球化就不会再继续了。相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化，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呈现出巨大的动力。同时，互联网和金融资本的发展，也会为全球化提供新的动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国关系会如何发展呢？在全球化状态下，至少有几个条件有利于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存。第一，大国之间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一个经济衰落了，另一个也要衰落。例如在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美国”。经济互相依赖并不是说两国之间就没有经济冲突了，而是说经济上的冲突不会是一个零和游戏。经济互动往往是互赢的局面。第二，今天世界上的大国都是核大国，而一场互相毁灭的战争难以想象。第三，全球化导致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因为很多问题并非任何国家单独可以消化和应付，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达成，包括气候、核不扩散和全球恐怖主义问题，等等。要在大国之间构建命运共同体需要一些条件。今天，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多和越来越严重的共同威胁，这些威胁客观上已经造就了各国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大国在应付这些问题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如果不能合作，各国都会受到威胁。
除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外，大国共存还需要一些主观上的条件，有些因为全球化变得更具现实性，而有些则因为全球化在恶化。
首先，各大国要照顾其他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一个大国如果把自己的安全最大化和绝对化，就会把其他大国的安全最小化。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会导致另一个大国的绝对不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各国关系就是如此，各主要国家追求绝对的主权和绝对的安全，结果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争和冲突。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主导的“北约”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急剧扩张到东欧甚至苏联加盟共和国，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如果不是“北约”的扩张，恐怕不会发生乌克兰危机。
同样，亚洲也如此。近代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打败，失去了其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地缘政治影响力自然会扩大。这种影响力的扩大和领导人的意图不是那么相关。当客观条件具备之后，不管谁当领导人都会自然扩大这种影响，所不同的只是追求的方式。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把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扩大，视为中国领导层搞扩张主义的结果，美国就会认为中国对其构成了威胁，而对中国采取遏止和围堵政策；如果这样，就必然会发生冲突。
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因为全球化而在急剧恶化。对主要国家来说，地缘政治利益会随着其经济全球化而扩展。例如，近代以来，西方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其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可分离。世界经济重心在哪里，一个国家的战略重点就会跟到哪里。从这个视角看，崛起中的中国也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可以预计，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话语权的提高，中国也越来越成为各国地缘政治利益的关切点。
其次，各大国需要善待其地缘政治影响范围内的较小国家，在施行“王道”的同时不能把其内部国家变成“同盟”。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任何同盟都需要外部“敌人”，因为没有“敌人”，同盟就很难持续下去。在同盟内部，各国之间的关系往往并非平等的，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美国与日本、美国与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存在着真实的“敌人”和外在威胁，同盟内部的较小国家可以承受“盟主”的霸道行为。但一旦外在的威胁减少，这些较小国家就会追求和“盟主”较为平等的关系。
“王道”意味着什么呢？传统上，“王道”表现为“盟主”为较小国家开放市场、提供保护等。在现代国际关系上，“王道”表现为主要大国提供更多的区域和全球性的服务、秩序与安全。冷战期间，苏联的“霸道”并没有成功，因为苏联既不能为其东欧盟友提供公共服务，也没有形成共同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相反，苏联往往依靠强制力甚至武力来控制其盟友。较之苏联，美国表现为“王道”，因为美国在向其盟友国提供保护的同时，也向它们开放市场，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外，美国的民主自由政治理念，也成为美国吸引盟友国的软力量。
再次，区域内部较小国家也要尊重大国的利益。大国施行“王道”，而小国尊重大国，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交往，一个区域的小国必须和区域外的大国发生联系，甚至是紧密的联系。不过，区域内的小国也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而牺牲区域内大国的安全利益。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尽管能够满足古巴的安全利益，但被美国视为对其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的反制行为不难理解。今天的韩国萨德导弹危机也是如此。尽管同意让美国在韩国部署导弹，从韩国的安全利益来说并不难理解，但因为韩国的安全利益，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必然要作出各种回应，直到中国认为自身的安全有了保障。
同样，亚洲一些较小国家出于对中国的“恐惧”或者误解，如果过度地依赖美国或者其他域外大国，就会失去必要的中立地位。一旦中国视这些较小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起来对付中国，也会采取其认为正当的方法来反制，这样也会产生不安全状态。同时，美国对本区域较小国家所释放出来的信息也很重要。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表现出不可分割性特征，美国实际上也在缓慢地调整其政策，来逐渐适应中国的崛起。
不过，美国往往对本区域的较小国家释放出错误的信息。奥巴马时代的“回归亚洲”政策就是如此。尽管美国在亚洲存在影响力是一个事实，但借助“回归亚洲”政策，美国向一些国家传达了错误的信息，那就是，如果这些国家和中国对抗，美国会站在它们这一边。
就本区域的战争与和平而言，作为最大国家的中国的作为则是关键。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不仅要处理和另一个大国即美国的关系，也要处理和本区域较小国家的关系。无论是美国还是这些较小国家，与中国调整关系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对美国，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强调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在政策层面，也确立了两国间的经贸和战略关系。尽管现有关系因为特朗普的上台发生了变化，但只要这种关系客观上是需要的，就会延续下去。中美两国合作得好，就可以为全球提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战略上的公共服务；如果合作不好或者不能合作，全球性公共服务的短缺不可避免。这不仅不利于全球发展，也不利于中美本身。对本区域的较小国家，中国也在施行“一带一路”和“周边外交”等政策，意在实现经济和战略上的共赢。这些政策可理解成为现代版本的“王道”政策，至少就中国的意图而言是这样的。
中国如果能够现实主义地看国际形势，不管如何变化，总能减少特朗普主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找到有效的方式来追求和平，避免战争。“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周边外交”等政策手段，就是现实主义追求的结果。这种现实主义的追求，可以促成中国本身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一个有利于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