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村都有助产士

从希沃格尔回到基金会，我与基金会员工探讨了项目落地和文化意识，阐述了它们对拯救生命的重要作用。我告诉大家，我们依然会继续利用科学技术开发创新产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的热情保障产品落地。二者缺一不可。

我想用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我从未与人分享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我母亲的姐姐米拉。

我跟米拉姨妈非常亲近。小时候，我常管她叫“我的另一个妈妈”。那时，她每次来我家都会跟我和姐姐苏珊一起玩涂色或下棋。我们还经常一起出去逛街。米拉姨妈精力充沛，整天乐呵呵的，时常让我忘记她其实半身不遂。

20世纪40年代，我妈妈和米拉还是小女孩，一天她们在叔公家玩耍，临走时，叔公告诉我外祖母：“米拉今天很懒，非让我背她回家。”

那天夜里，米拉疼得大叫。我外祖父母把她送进了医院，医生会诊后确信她得了小儿麻痹症。他们在她腿上缠上纱布，烧好开水给她热敷，以为加热能治疗这种疾病，但根本无济于事。过了三四天，她的腿瘫痪了。她在医院里躺了16个月，外祖父母只能每周日去看望她一次。与此同时，附近的孩子们都不再跟我妈妈玩耍，怕感染小儿麻痹病毒。

20世纪40年代，缺乏防疫技术是战胜小儿麻痹症最大的障碍，人类尚未找到有效的疫苗。落地并不重要，因为产品并不存在。贫富差距也不是障碍，因为防疫技术尚未出现。那时，人人都面临罹患小儿麻痹症的风险。

1953年，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发明了小儿麻痹疫苗。自那之后，防治小儿麻痹症的重点转向了疫苗普及，这一次，贫困构成了障碍。在富裕国家，人们很快接种了疫苗。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完全消除了小儿麻痹症，但这种疾病仍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肆虐，其中就包括印度。因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印度抗击小儿麻痹症尤其艰难。不过在2011年，印度打破了众多专家悲观的预期，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这是世界卫生保健领域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印度派200万名疫苗接种员走遍全国，为每个孩子接种疫苗。

2011年3月，比尔和我来到印度比哈尔邦（Bihar）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家人。他们是流动务工者，在一座砖窑工作，家中一贫如洗。我们问她是否给孩子打过小儿麻痹疫苗，她听了走进棚屋，从里面拿出一张疫苗接种证，上面写着她几个孩子的名字和接种日期。接种员不止来过一次，而是找过她很多次。见此情景，我们心中充满敬畏。这就是印度消除小儿麻痹症的秘诀，他们凭借的，正是这种大规模的落地行动，它英勇、原始，也很有创意。

基金会工作的一大亮点，就是我经常能与那些在他人性命攸关时雪中送炭的人见面。几年前，在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我认识了一位名叫阿蒂·普加苏蒂（Ati Pujiastuti）的年轻女性。阿蒂参与了一个名为“村村都有助产士”（Midwife in Every Village）的政府项目，是六万名受训助产士之一。结业时她刚满十九岁，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山村工作。

初来乍到那会儿，阿蒂并不受村民欢迎。人们对外人本就充满敌意与怀疑，何况这些助产士还是一些年轻女人，一心想改变传统的接生方法。阿蒂这个年轻女人偏偏具有村中长者的智慧。她挨家挨户向村民介绍自己，参加村里所有的活动，还买来本地报纸给不识字的人朗读。村里通了电，她就凑钱买了一台很小的电视，请所有人来看。

但大家依然信不过她，直到有一天，一名孕妇从雅加达来省亲，碰巧赶上分娩，只好请阿蒂为她接生。整个过程十分顺利，阿蒂渐渐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很快，家家户户都希望自家宝宝出生时能请她接生。她每次都会及时出现，为此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一次她过河时一脚踏空，只能死死抱住一块大石头等待救援。还有一次她滑倒在泥泞的山间小道上，身旁就是万丈悬崖。她还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骑摩托车，中途无数次摔下车来。但她坚持了下来，接生了数不清的孩子。她很清楚，她是在拯救生命。

我们的项目不仅需要这些深入基层、实实在在提供服务的女性，也需要那些身居高位、雄韬伟略、掌握权力的女性。卢旺达卫生部前部长艾格尼丝·比纳格瓦胡（Dr. Agnes Binagwaho）医生就是其中之一。

2014年，艾格尼丝和我为《柳叶刀》合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全社会关注新生儿死亡问题，同时指出，其中许多孩子的生命都能得到挽救，只要我们改变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在低收入国家，大多数女性都在家中分娩，缺乏专业的助产服务。

艾格尼丝毕生的理想之一，就是每位母亲分娩时，身边都有专业助产士陪护。

二十五年前，谁也不会想到她会为此奋斗一生。1994年，还在法国当儿科医生的艾格尼丝得知祖国发生了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在人口中占多数的胡图族人开始残杀少数的图西族人。她在异国他乡关注着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看到一百天内就有近百万人死于非命。她丈夫家中有一半人罹难。

艾格尼丝的父亲多年前就赴法攻读医学，举家迁往法国，艾格尼丝三岁时就离开了卢旺达。但大屠杀平息后，她和丈夫决定重返祖国，为重建祖国贡献力量。

卢旺达的情形令人震惊，这对长期在欧洲行医的艾格尼丝而言尤其如此。早在大屠杀发生前，卢旺达就是全球分娩条件最恶劣的国家之一，这场部族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全国的卫生保健工作者不是出国离乡，就是惨遭杀害，发达国家也没有提供相关的支持。回国一周后，艾格尼丝几欲离开，但想到有那么多人无法逃离，她心碎不已，所以还是留了下来。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她彻底重建了卢旺达的卫生保健体系，成了该国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卫生部部长。

在艾格尼丝倡导下，卫生部启动了一个项目，要求全卢旺达所有的村庄（每村居民300至450人）都必须选出三名社区卫生保健员——其中一人必须专门为产妇服务。

这项措施和其他一些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屠杀后，卢旺达的分娩安全水平大幅提高，全球进步最快。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64%，产妇死亡率降低了77%。卢旺达曾被视为失败典型，然而一代人过后，它的卫生系统成了人们竞相效仿的典范。如今，艾格尼丝正与保罗·法默医生（Dr. Paul Farmer）密切合作，后者也是我的偶像之一，从海地到世界各国，法默医生曾让无数穷人享受到医疗服务。他参与建立的非营利组织“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在卢旺达开办了国际健康权益大学（University of Global Health Equity），那是一所主攻健康科学的大学。艾格尼丝担任了这所大学的副校长，带领研究人员进行全新的研究，希望找到健康服务落地的秘诀。

艾格尼丝在卢旺达的工作、阿蒂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和维什瓦杰特与阿尔蒂在印度的工作都令我受益匪浅，而这些项目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不遗余力地加强服务的落地实施有助于缓解贫困。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汉斯·罗斯林讲述的那个关于极端贫困的故事：理解穷人的日常生活困境，不但会让你心中燃起伸出援手的冲动，而且往往能让你看到该怎么做。

如果有人得不到大部分人都能享受的医疗保健服务，那么问题一定出在落地环节，也就是说，没人会给他们带去药物、照护和专业的协助。而这，就是贫困的含义。贫困意味着身处社会边缘，无法得到人类彼此照顾的温暖。所以，我们必须设法把这些照顾带到他们身边。这就是与贫困斗争的含义。或许这些做法并不涉及什么炫目的技术，但从人性角度来讲，它们能给人带来深切的满足——这些创新背后的信念，是科学应该为所有人服务，没有人应该被排除在外。

这是我特别珍视的一个感悟：隔阂带来贫困，所以我们必须消除隔阂，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不过这还不够。考察的项目越多，我越明白我们必须把落地与实施纳入整体策略。落地过程中的困难，揭示了贫困的起源，能向你揭示人们贫困的 原因 。至于未来可能遇见的障碍，我们不必凭空 猜测 ，一旦着手让项目落地，我们自然会与它们撞个满怀。

产妇会因为贫穷而得不到必要的帮助，无法守护自己的孩子，但贫穷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比这更为具体，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她身边没有一位知识与时俱进、工具专业齐备的资深助产士。为什么没有？可能的原因很多。或许因为信息匮乏，或许因为贫穷，或许因为她居住的城镇地处偏远，或许因为她遭到了丈夫的反对和婆婆的怀疑，或许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是自己应有的权利，或许因为传统文化不赞成这种做法。无论如何，当一位母亲无法获取必要的帮助时，我们只要知道原因，就能找到相应的对策。

如果造成这些障碍的是距离、金钱、知识或羞耻感，我们就采取更贴近、更实惠、更人性化的手段。抗击贫困，要求我们审视自己面前的障碍，摸清它们的根源究竟是文化、社会、经济、地缘，还是政治。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绕开或打破它们，让穷人也享有与他人同等的权利。

我们开始花更多时间去理解人们的生活境况，很快，我们发现，无数阻碍穷人进步的障碍——和无数造成他们孤立无援的原因——都源自对女性的压制与剥夺。

在深陷贫困中的国家，女性往往被推向边缘，成为社会的局外人。这并非偶然。任何一个社会一旦对某一群体，尤其是女性，加以排斥，就会酝酿深刻的危机，而化解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重新向他者敞开大门。重新接纳那些遭到排挤的人，将他们带离社会边缘。这就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也适用于几乎所有社会问题。

我上小学时，教室后排坐了两个女生，两个人都绝顶聪明，只是有些不善交际。教室前排还坐着另外两名女生，她们活泼自信，颇受同学们欢迎。受欢迎的女生会欺负那两个沉默寡言的女生，并且不是偶尔，而是经常。

霸凌者非常小心，总趁老师看不见也听不见时动手——这样就没人会来阻止。渐渐地，被欺负的女生变得越发沉默，她们不敢抬头，也不敢迎接别人的目光，因为那只会带来更多的欺侮。她们痛苦不堪，即使在霸凌结束后，这种痛苦也没有消失。几十年过去了，在一次同学会上，受欢迎的女生之一道了歉，其中一个被霸凌的女生听了说：“你是该有所表示了。”

我们都见过类似的事，并在其中扮演过自己的角色，不是霸凌者就是受害者，要么就是袖手旁观的人。我属于最后一类，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我没有出手制止，是因为害怕成为被霸凌的对象。回想过去，我真希望自己当时知道该怎么挺身而出，帮那两个女孩找到勇气。

我以为长大后，那样的欺凌就会越来越少。但我错了。成年人也会排挤他人。实际上，人越长大，就越深谙此道。成年人同样也分为三类：排斥他人的人、遭到孤立的人和隔岸观火的人。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其中之一。

任何人都可能遭到排斥，一切都由那些权力在握的强者定夺。在很多时候，这种排斥的依据是种族。由于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恐惧和偏见，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都可能成为被排斥的对象，此外，穷人是永远的局外人，身患疾病者往往遭到排斥，性少数群体也可能遭到孤立。外来移民几乎从未进入主流社会。而几乎在每个社会，女性时常会产生局外人的感觉，即使是在自己家中。

排斥异己是人类的本能，克服这种本能，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也是消除极端不平等的关键。人类惯于羞辱和排斥那些让自己不适的人。正因如此，世界上才有那么多年老体弱、贫病交加的人被推向社会边缘。我们不愿看到自己变成什么样，就排斥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会无端地将自身不愿承认的特质加在某个群体头上，借排斥他们证明自己并非如此。这就是主流社会排斥某个种族、某些宗教的原因。

而且我们常常不愿面对真相。看到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我们常常会想：我不会遭到这样的对待，因为我与他们不同。但这不过是一种傲慢。我们 很容易 沦为被排斥的对象。他们具备的，我们也都有。只是我们往往不愿承认自己与被排斥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那会让我们颜面扫地。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输赢并不绝对公平。如果你知道自己只是起点比别人高，那你就必须低下骄傲的头。放弃优越感，告诉自己“我并不比他们优秀”会让人非常痛苦。所以，为了保持优越感，我们为排斥他人的行为开脱，宣称自己是在捍卫美德、守护传统，实际上，我们只想捍卫自己的优势与自负。

在汉斯的故事里，那位来自偏远丛林地带的母亲因为深处社会边缘而失去生命。那也正是她失去孩子的原因。她的家人仅仅因为医生送还遗体就感激涕零，也是因为他们长期遭受排斥，不习惯被人尊重。正因如此，他们中才有那么多人死去。

挽救生命的第一步，是接纳每一个人。健康的社会没有局外人。这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必须继续减少贫困，消除疾病，帮助人们抵御那些试图排斥他们的力量。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从我做起，检讨自己排斥他人的行为，张开双臂、敞开心灵，拥抱那些被推向社会边缘的人。我们应该帮助被孤立的人赢回属于他们的权利，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有不再将任何人排除在外，我们才能赢得真正的胜利。 mXrMf7pMdbWauk2MBs2evM27pyuprKG6EchmJVh4QObac5DhCzv+Cyi0KS439K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