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贫困的实质，是你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困境。贫困，意味着无力保护自己的家人；贫困，意味着你不能像那些衣食无忧的女人一样挽救孩子的生命。母亲最强烈的本能莫过于保护自己的孩子，因此，贫困也是世界上最具剥夺性的力量。在深陷贫困中的国家，女性往往被推向边缘，成为社会的局外人。

要想在消除贫困的同时为女性注入力量，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帮助母亲保护子女。

2016年，我前往欧洲，途中专程造访斯德哥尔摩，与一位偶像话别。

2017年，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去世。他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国际卫生学教授，曾致力于向卫生专家传授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知识，因而声名远扬。他做过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TED演讲，视频累计观看次数超过2500万。他与儿子儿媳合著了《事实》（ Factfulness ）一书，告诉人们这世界往往好于我们的想象。他还与儿子夫妇共同创立了盖普曼德基金会（Gapminder Foundation），率先用数据和图表呈现世界的真相。这些都让他为大众所熟知。对我个人而言，汉斯是一位睿智的导师，他讲述的那些故事，让我能以当局者的视角看待贫困。

在此，我想分享其中一个故事，它让我看到了极端贫困带来的恶果，也让我意识到提升女性的力量，或许能成为终结极端贫困的关键。

在此之前，我必须坦承，我对汉斯·罗斯林的景仰有些一厢情愿，起码一开始是这样。2007年，我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汉斯也在场，当时我们还不认识。事后他告诉我，起初他对我并不信任，总觉得美国的亿万富翁只会施舍钱财，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之后我会详谈。）

不过他说，我赢得了他的信任，因为我试着讲述自己在非洲、南亚的见闻，分享我从助产士、护士和母亲们那里获得的第一手经验，而不是舒舒服服地待在西雅图，靠分析数据纸上谈兵。我讲述了一些农村女性的故事，她们为了领取避孕药具，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农活儿，步行前往数英里外的保健站，顶着烈日排起长队，最终只等来断货的消息。我提到助产士们的不满，因为他们工资微薄，培训缺位，更没有救护车。与他们交流时，我着意摒除成见，让心中充满好奇，深怀学习的渴望。后来，我发现汉斯与我不谋而合，而且他开始得远比我早，用心远比我深。

汉斯早年与妻子阿格妮塔（Agneta Rosling）——也是一位杰出的专业医疗人员——迁往莫桑比克，在一个远离首都的贫困地区行医，那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医生。该地区拥有30万人口，医生却只有两名，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当地居民都看作自己的病人，即使他与其中大多数人素未谋面。这里每年有15000名婴儿诞生，3000名儿童死亡。也就是说，每天平均有10个孩子夭折。汉斯治疗的疾病从腹泻到疟疾，从霍乱到肺炎，再到难产，可谓包罗万象。两名医生要覆盖30万人，当然就什么都得治。

这段经历造就了他，并让他领悟了一个道理，也就是他后来教给我的东西。自我们认识那天起，汉斯和我只要在活动中遇见，就一定会抽时间叙叙，哪怕只是休息时到走廊上聊几分钟。在这一次次或长或短的会面中，汉斯成了我的恩师。他不但让我了解了极端贫困，更启发我回顾过去，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昔日的见闻。“极端贫困会带来疾病，是邪恶的藏身之处，”他说，“它是埃博拉病毒的源头，也导致博科圣地绑架女孩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领悟到他早已懂得的道理，尽管我已经极其幸运，有他本人点拨。

今天，全球有7.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个数字与1990年的18.5亿相比有所下降。据权威机构定义，极端贫困人口即每日生活费用低于1.9美元 的人。但数据根本无法揭示他们生存的绝境。极端贫困的实质，是你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困境。你找不到出路，努力毫无意义，你被人们远远甩在身后，而他们本可以拉你一把。这就是汉斯教给我的道理。

在我们多年的友谊中，他常说：“梅琳达，你得多关注社会边缘人。”我们想为这些人效劳，于是共同努力，尽量以他们的视角看待生活。我向汉斯谈起自己第一次代表基金会出访的经历，向他描述途中遇到的人们如何令我肃然起敬，因为我深知，若是置身他们每日的处境，我早就被生活摧毁了。

我去过一座大城市的贫民窟。那里最让我惊讶的并不是幼小的孩子一哄而上，拥到车前乞讨。这都在我意料之中。真正令我震惊的，是看到年幼的孩子照料更小的孩子。当然，我不该诧异，这显然是因为贫困的母亲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外出工作。在城市里，生存是首要问题。但她们幼小的婴儿又留给谁来照顾呢？五六岁的儿童抱着婴儿走来走去，那就是他们日间的工作。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与朋友追逐嬉闹，怀里抱着一个摇头晃脑，还不懂控制身体的婴儿。几个孩子在一个屋顶玩耍，电线触手可及；另一些在街边的下水道旁奔跑，不顾污水顺流而下。我看见孩子们在滚烫的锅边嬉戏，锅里煮着小贩们售卖的食物。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这就是这些孩子生活的现实。即使母亲们拥有更好的选择，这种现状也很难改变——何况她们根本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外出工作。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这已经是她们力所能及最好的照顾了。为了供养孩子，她们日复一日辛勤地工作，令我肃然起敬。我时常与汉斯分享见闻，我想，可能正因如此，他也愿意与我分享见闻。就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汉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最能揭示贫困的本质。

20世纪80年代，汉斯在莫桑比克行医。他负责的地区暴发过一次霍乱疫情。当时，他每天都开着他那辆医疗吉普，带着为数不多的几名助手主动搜寻霍乱患者，而不是坐在诊所等他们上门求医。

一天，他们乘着暮色驱车前往一座偏僻的村庄。那里大约有五十间民房，都用泥砖砌成。村里种了一些木薯和腰果，却没有驴子、奶牛和马，因而交通十分不便，产品无法外销。

汉斯一行抵达后，一群人朝车窗里探头探脑，用葡萄牙语喊着“高个子医生，高个子医生”。当地人就是这样称呼汉斯的——不是“罗斯林医生”，也不是“汉斯医生”，而是“高个子医生”。大多数村民都没见过他，不过都对他早有耳闻。现在，高个子医生来到了他们村。下车时，他用葡语问村里的首领：“你们会说葡语吗？”“会一点点。”他们回答，“欢迎您，高个子医生。”

汉斯又问：“你们怎么会认识我呢？”

“噢，村里人都认识您。”

“可我从没来过啊。”

“是啊，您从没来过。所以我们见到您才这么高兴。我们太高兴了。”其他人也都附和说：“欢迎欢迎，高个子医生。”

人们越聚越多，围观人群逐渐扩大。很快，汉斯周围已经聚集了五十多人，每个人都微笑着打量高个子医生。“可你们村的人很少去我们医院啊。”汉斯说。

“没错，我们很少去你们医院。”

“那你们是从哪儿听说我的呢？”

“噢，大家都很尊敬您。特别尊敬您。”

“尊敬我？可我从没来过啊。”

“对，您是没来过。我们也确实很少去你们医院，但有个女人去过，您给她治过病。所以大家都很尊敬您。”

“噢，是你们村的女人？”

“对，我们村的。”

“她为什么去医院呢？”

“因为难产。”

“所以她是来接受治疗的？”

“是的，您治疗过她，所以我们尊敬您。”

汉斯有些飘飘然了，就问：“我能见见她吗？”

“不行。”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您见不到她。”

“为什么？她在哪儿？”

“她死了。”

“噢，我很遗憾。她已经死了？”

“是的，在您给她治疗的时候。”

“你们说她当时是难产？”

“是的。”

“谁送她去的医院呢？”

“她的兄弟们。”

“你们确定她去了医院？”

“去了。”

“我还给她治疗过？”

“治疗过。”

“然后她还是死了？”

“是的，她死在您的手术台上。”

他们不会怪到他头上吧？汉斯替自己捏了把汗。他们会在他身上发泄丧亲之痛吗？他回头瞟了一眼，看司机还在不在车上，准备随时开溜，结果发现自己已经插翅难逃。他只好放缓语气，一字一句地跟村民们交谈。

“所以这女人得的是什么病？我不记得她了。”

“噢，不可能的，您肯定记得她，因为那孩子是胳膊先出来的。接生婆想拉着胳膊把孩子拽出来，但失败了。”

（汉斯解释说，这叫“臂先露”。胎儿头部横位，导致分娩不畅。）

汉斯一下子全想起来了。产妇被送来时，孩子已经死亡。他必须取出死胎，挽救母亲的生命。他不能做剖腹手术，因为缺乏准备，当时没有手术套件。于是他选择了“截胎法”（将胎儿切割后从母体取出），结果产妇子宫破裂，因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汉斯对此无能为力。

“是的，这事太悲惨了。”汉斯说，“非常悲惨。我本想把胎儿的胳膊切掉，保全她的性命。”

“是的，您切掉了胎儿的胳膊。”

“没错。我试着切割胎儿，一点一点取出来。”

“是的，您想把它一点一点取出来。您就是这么对她兄弟说的。”

“对她的去世，我实在非常遗憾。”

“是啊，我们也很遗憾。她是个好女人。”村民们说。

寒暄之后，汉斯感觉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就带着好奇，鼓起勇气问：“可我没把她救活啊，你们为什么还尊敬我呢？”

“噢，我们知道她很难救活。遇上孩子胳膊先出来，大多数女人都会死。我们知道这不容易。”

“那你们为什么尊敬我呢？”

“因为您后来做的事。”

“我做了什么？”

“您走出手术室，去院子里拦住疫苗车，追上去把它叫回来。从车上搬走几个盒子，腾出地方，又让人用白色被单把我们村的那个女人裹起来。被单是您找的，您还给切碎的胎儿也找了一小块被单。然后你让人把她的尸体抬上吉普车，还让您的一位助手下来，给她兄弟腾地方，让他们护送她回家。惨死之后，她当天太阳还没落山就回到家了。傍晚我们给她举行了葬礼，她们全家都来了，一个不落。我们从没想过有人会这么尊重我们这些生活在丛林深处的贫苦农民。您的举动赢得了我们的敬重。太谢谢您了。我们不会忘记您的。”

说到这里，汉斯停下来告诉我：“这不是我的主意，而是罗莎修女（Mama Rosa）的。”

罗莎修女是与他共事的一位天主教修女。她曾叮嘱汉斯：“截胎之前先征求患者家属的同意。不等他们点头别贸然截胎。手术过后，他们只会问你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死去的胎儿。到时候你就说：‘我会把所有部位都给你们，再帮你们把胎儿包起来。’这样做就对了。他们不希望把胎儿的器官留给任何人，一定要确认每个部位都在。”

接着，汉斯解释说：“这女人死后，我泣不成声。罗莎修女搂住我的肩膀说：‘这女人来自一个特别偏远的村庄。我们得送她回家。否则她们村的人十年都不会来医院看病。”

“可我们该怎么送她呢？”

“快去拦疫苗车。”罗莎修女吩咐我，“去把它追回来。”

汉斯照做了。“罗莎修女了解人间疾苦。”他说，“要不是她，我根本想不到这么做。生活中有许多事明明应该归功于年轻人或者女性，但功劳往往被年长的男性占去了。这不公平，但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汉斯对极端贫困最深入的见证。极端贫困不仅意味着每天只能靠一美元勉强度日，更意味着即使生命垂危，也不得不辗转数日前往医院。身处极端贫困中的人们如此敬重一位医生，不是因为他挽救了患者的生命，而是因为他愿意把逝者送回家中。

如果这个女人居住在相对富裕的地区，而不是身处社会边缘，生活在莫桑比克偏远丛林里的农民当中，那她根本就不会失去孩子，更不会失去生命。

这就是贫困真正的含义，也是我在工作中逐渐积累的认识和汉斯的故事揭示的道理：贫困，意味着无力保护自己的家人，贫困，意味着你不能像那些衣食无忧的女人一样挽救孩子的生命。母亲最强烈的本能莫过于保护自己的孩子，因此，贫困也是世界上最具剥夺性的力量。

如此一来，要想在消除贫困的同时为女性注入力量，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 帮助母亲保护子女 。我跟比尔的慈善工作就从这里起步。不过在当时，我们还没想到这个说法，只觉得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公，就是儿童因家庭贫困而死去。

1999年年末，我们发起了基金会的第一个全球项目，与各国政府及民间组织一道努力，设法降低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在全球推广一套基础疫苗。自1990年以来，它使全球的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从每年1200万人降低至600万人。

可惜的是，新生儿存活率——婴儿出生头二十八天的成活率——没有实现同步增长。在不满五岁就夭折的儿童中，近半数死于出生第一个月，其中出生当天就死去的最多。这些孩子都诞生在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其中许多地区都远离医院，根本不具备医疗条件。许多婴儿的家庭分布在偏远地区，妇女分娩时，她们的家人只会采用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方法。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拯救数百万婴儿的生命呢？

我们也不知道。不过要想止于至善，我们就必须到最险恶的地方去。因此，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力图挽救母亲和新生儿的生命。母婴死亡最普遍的诱因是缺乏专业的医护服务。每年，有4000万女性在分娩时无法获得助产服务。我们发现，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至少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最佳手段——就是培训和派遣更多的医护人员，在女性分娩的过程中提供助产服务，并在分娩后数小时至数天的时间里进行陪护。

2003年，我们了解到维什瓦杰特·库玛尔（Vishwajeet Kumar）医生所做的工作。这位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来到一个名叫希沃格尔的村庄，开展了一个能够拯救生命的项目。这个村庄位于北方邦，那是印度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维什瓦杰特与一位名叫阿尔蒂·辛（Aarti Singh）的女士结为连理。阿尔蒂是一位生物信息学专家，婚后，她开始运用自己的专长为产妇及新生儿设计项目，实施评估。这个项目被村民们称为“萨克瑟姆”（Saksham），意即“赋权”，阿尔蒂成为项目组不可或缺的一员。

通过研究印度偏远贫困地区的人口出生情况，维什瓦杰特和“萨克瑟姆”项目组发现，当地许多通行的做法严重威胁着新生儿的健康。他们相信预防新生儿死亡只需借助一些成本极低的手段，当地居民自己就能采取这些措施，譬如及时母乳喂养、注意为婴儿保温、为切断脐带的工具提前消毒，等等。人们只需改变行为习惯，就能减少新生儿的死亡。就这样，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救助儿童会和我们基金会的资助下，“萨克瑟姆”通过向医护工作者传授安全的助产知识，在18个月内将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一半。

到2010年，我来到希沃格尔村时，全球每年仍有300万名新生儿死去，其中10%发生在北方邦，因此，这里又被称为全球母婴死亡的“震中”。要想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我们就必须着重在北方邦开展工作。

在北方邦的第一天，我见到了上百位村民，向他们宣传了新生儿护理知识。母亲们坐在前排，男士们坐在后排，虽然听众人数众多，我依然觉得很亲切。人们在一棵大树的阴凉下铺了毯子，我们席地而坐，紧凑地围成一圈，尽量让所有人都不受日光的炙烤。活动结束后，有一家人前来向我们致意，还带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很快，当时在我们基金会负责母婴健康的加里·达姆施塔特（Gary Darmstadt）悄声对我说：“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婴儿！”我回头瞧瞧那个六岁的孩子，问：“哪个婴儿？他不是什么婴儿啊。”“他就是鲁奇救活的那个孩子。”他说。“噢，天哪！”我说，“他就是你跟我讲过的那个孩子吗？！”

这个六岁孩子的故事已经成为传奇。他出生在“萨克瑟姆”项目实施的第一个月，当时，本地的医护人员刚刚完成培训，村民们对项目充满质疑，所有人都密切关注着项目的实施效果。这个婴儿，也就是我刚才见到的那个健康的六岁小男孩降生在一个深夜。那位初次怀孕的母亲由于体力不支，在分娩中晕了过去。

天一亮，一位不久前刚完成培训的社区保健员接到通知，立刻赶来接生。她叫鲁奇（Ruchi），二十岁上下，来自印度一个高种姓家庭。她到达时，发现产妇依然昏迷不醒，新生儿已经通体冰凉。鲁奇向亲属询问情况，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所有人都吓坏了。

鲁奇拨旺炉火，以提高室内温度，然后用毯子裹住婴儿。她给宝宝量了体温——她在培训中学到过，体温过低可能导致婴儿死亡，也可能是感染的症状。婴儿的身体凉凉的，体温仅在94华氏度 左右。鲁奇把常用的办法试了个遍，却都是徒劳。宝宝的身体虚弱无力，肤色渐渐泛青。鲁奇意识到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孩子就会死去。

在培训中，鲁奇学到了救命的“肌肤接触法”：让新生婴儿紧贴母亲的身体，从母亲的体温中获取热量。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婴儿体温过低，又能促进母乳分泌，并防止感染。在救助新生儿的过程中，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有力的干预手段。

鲁奇让孩子的姨妈与婴儿“肌肤接触”，却遭到拒绝。那女人生怕被孩子身上的恶灵附体。

于是鲁奇不得不做出选择：她真的能亲自上阵，与宝宝“肌肤接触”吗？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如此亲密地触碰一个低种姓婴儿，会招来族人的耻笑。况且在当地，这种做法简直闻所未闻。如果她没能救回这个孩子，这家人会把孩子的死怪到她头上。

看到宝宝的身体逐渐变冷，鲁奇当机立断，毅然解开纱丽，让宝宝紧贴她的身体，脑袋靠在她的胸前，再往自己和宝宝头上盖了块布，既能遮羞，也能保暖。鲁奇就这样抱了宝宝好几分钟。渐渐地，他恢复了血色。她拿出温度计给宝宝量了体温，发现体温已经有所回升。她又抱了他一会儿，再次测量他的体温，这次又比刚才高了一些。在场的女人全都伸长脖子紧盯着她，看着宝宝的体温慢慢回升。几分钟后，宝宝动了，随后很快恢复了活力，开始号啕大哭。孩子安全了，他是个健康的宝宝，没有感染，只是需要温暖和拥抱。

那位母亲醒来后，鲁奇向她讲述了事情经过，手把手地教她与孩子肌肤接触，引导她第一次哺乳。随后，鲁奇观察着紧紧依偎的母子俩，又待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

很快，这件事就像闪电一样瞬间传遍全村。一夜之间，女人们的口风彻底变了，从“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变成了“我也想这样照顾我的孩子”。这是整个项目的转折点。只有做到公开有效、树立口碑，一项新举措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而鲁奇救活新生儿的故事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肌肤接触是如此简单，每个女人都能做到。因此，母亲们成了拯救生命的英雄。这能为女性带来无穷的力量与巨大改变。 KV/Y2631Yrxlh2cqsBB729RnwzvfaOpS70zQnmau1PDGfGkk3GwoyKLpGRE4ma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