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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比尔和我正式成立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它由威廉·盖茨基金会（William H.Gates Foundation）与盖茨学习基金会（Gates Learning Foundation）合并而成。我们为它冠以夫妻二人的名字，是因为我会主要负责基金会的管理——当时我比比尔参与得多，因为他正完全投入微软的工作，未来八年都是如此。那时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四岁的珍刚上幼儿园，罗里刚满一岁——但想到能承担更多工作，我依然十分兴奋。不过，我事先就明确提出，我只想从事幕后工作。我愿意研究问题、外出学习考察，也喜欢介绍我们的策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意代表基金会出现在公众面前。我深知作为知名公众人物，比尔过着怎样的生活，我对那种生活并不向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孩子们，我想更多地陪在他们身边，尽量为他们营造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我十分重视这一点，也很清楚我一旦放弃自己的隐私，就很难保障孩子们的隐私（孩子们入学时注册的姓氏是我娘家的姓弗伦奇，所以暂且可以隐姓埋名）。最后，我选择甘居幕后，因为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一向认为，自己应该对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而在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知识储备能满足为基金会代言的需求。所以，我事先就申明不做公开演讲，也不接受采访。这些都是比尔的工作，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基金会成立之初，我们主要着眼于政府和立法者尚未着手的问题，或他们尚未尝试的解决方案。我们想找到那些被忽略的重点，以有限的资金促成显著的进步。1993年，也就是我们结婚前一年，我们去了趟非洲，对慈善事业有了初步的认识。那时基金会尚未成立，我们也毫无头绪，不知该如何用投资改善人们的生活。
但旅途中的见闻令我们难以忘怀。我记得开车经过一座城镇郊外，看见一位孕妇背着一个宝宝，头上还顶着一大捆木柴。她显然已经赤脚步行了很久，男人们却穿着拖鞋，抽着香烟，不顶木柴，也不管孩子。再往前开，我又看见更多负重前行的女人。这让我开始想了解她们的生活。
从非洲回来，比尔和我在家办了场小型晚宴，款待时任杜克大学校长的南·基欧汉（Nan Keohane）。此前我几乎从没办过这样的招待，不过，我很庆幸自己这么做了。晚宴上，我们从一位研究员口中得知，贫困国家有众多儿童死于腹泻，而口服补液盐（Oral Rehydration Salts）能挽救他们的生命。随后，一位同事建议我们去看看《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据报告显示，低成本的干预手段能大幅降低死亡人数，那些有需要的人却很难得到干预。没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再后来，比尔和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尼可拉斯·克里斯多夫（Nicholas Kristof）的一篇令人心碎的文章，其中讲到，在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儿童因腹泻死亡。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文章都交叉印证着同一个事实：在贫困国家，无数儿童正因为种种美国儿童不会遭遇的问题而死去。
有时，只有经过多方印证，新的知识和感悟才会给人留下印象，而印象一旦形成，一切就开始逐渐清晰。读到那么多儿童死亡的案例，想到这一切本可避免，我和比尔开始琢磨， 或许我们能为此做点什么 。
最令我们震惊的是，极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比尔在一次演讲中把它与飞机失事作了个对比。假如一架飞机失事，三百人会因此丧生，他们的家庭会悲痛万分，每份报纸都会刊登文章。而同一天，全世界有三万名儿童死去，他们的家庭同样悲痛万分，却没有一份报纸会刊登哪怕一篇文章。我们之所以对这些孩子的死一无所知，是因为那一切都发生在贫困国家，而富裕国家的居民对贫困国家并不关注。数百万儿童死于贫困，又因为贫困而不为人知，这给我的良知带来了严重冲击。我们在全球卫生保健领域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我们逐渐看到了改变世界应该从哪里入手。
当时，基金会的目标是挽救孩子们的生命，我们第一笔大额资金就投向了疫苗行业。美国研发的疫苗通常要等十五到二十年才能惠及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美国研发人员瞄准的那些疾病，也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的那些疾病。这样的现状令我们深感震惊。这是我们第一次清晰地看到缺乏市场激励带来的恶果：为贫困儿童生产疫苗完全无利可图，数百万儿童却因缺少疫苗而死去。
这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们开始与各国政府及各大机构合作，共同创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希望借市场之力为全世界所有的孩子带去注射疫苗的机会。除此之外，我们还学到了一课，那就是世界上不存在孤立的问题，贫困与疾病总是相伴相随。
基金会成立之初，我去过一次马拉维（Malawi）。那天，看到许多母亲顶着烈日、排着长队给孩子接种疫苗，我深受触动。交谈中，她们会告诉我自己为此走了多远的路。其中不少人从十六至二十四公里之外远道而来，还带着干粮。她们不仅得带上那个需要接种的孩子，还得带上自己所有的孩子。在她们本就十分艰辛的生活中，这又是难挨的一天。不过我们正设法缩短她们需要步行的距离，尽量减轻她们的负担，鼓励更多母亲带孩子来接种。
我还记得自己问过一位带着年幼孩子的年轻母亲：“你是带这些可爱的孩子去打针吗？”
可她的回答却是：“谁来给我打针呢？为什么天这么热，我还得走上二十公里去打针？”她指的不是疫苗，而是醋酸甲羟孕酮，一种能让她避免怀孕的长效抗孕针剂。
她的孩子已经多得养不过来，所以她害怕再生更多。但为了注射避孕针剂，她必须一整天都带着孩子们长途跋涉，况且即使到了那个遥远的诊所，注射剂也可能早已告罄。这些问题都深深地困扰着她。而在那次访问中，她只是我接触的众多母亲之一。与她们交谈后，我的关注点从儿童免疫转向了自主计划生育。
我还记得自己在尼日尔（Niger）的一个村庄拜访过一位母亲，她叫萨迪·赛义尼（Sadi Seyni）。我们说话时，她的六个孩子就在一旁使尽浑身解数吸引妈妈的注意。像我见过的许多母亲一样，她也对我说：“我不能再生孩子了。就这几个我都养不起！”
科罗哥丘是内罗毕一片规模庞大的贫民区，在那里，我见到了玛丽。她是一位年轻的母亲，靠贩卖碎牛仔布制成的背包为生。她把我请进家中，每天，她都得在这里一边缝背包，一边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平时会采取避孕措施，因为，用她的话说，“生活不易”。我问她丈夫是否赞成，她回答：“他也明白生活不易。”
在这些旅途中，我发现，无论我出发时带着何种目的，我的所见所闻总是指向妇女的避孕需求。在一些地方，每个女人都经历过丧子之痛，所有人都至少认识一位难产而死的母亲。更多的母亲急于寻求避孕手段，因为她们养活现在这些孩子都很艰难。我渐渐明白，女人们为什么总是提到避孕措施，即使她们知道那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
我看到的那些数据，是这些女性真实的人生。
2012年，在全球最贫困的六十九个国家，有2.6亿女性采取避孕措施，另有2亿女性希望获取避孕药具，却求助无门。这意味着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不计其数的女性会过早、过晚、过于频繁地怀孕，超出她们身体所能承受的限度。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能将生育间隔扩大到三年以上，每个孩子活过一岁的概率会提高近一倍——活过五岁的概率也会高出35%。这足以证明推广避孕措施，势在必行。不过，提高儿童存活率只是原因之一。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公共卫生保健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项目工作人员在孟加拉国的几个村庄给一半家庭发放了避孕药品，另一半没有发放。二十年后，研究人员发现，服用避孕药品的母亲更为健康，她们的孩子成长得更加茁壮，而且她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更好，女性收入更高，子女受教育程度更高。
原因很简单：只要能自主安排怀孕的时间与间隔，女性就有更多机会继续学业，赚取收入，保障子女健康，也能把更多时间、金钱投入到孩子所需的食品、照顾和教育当中，让子女茁壮成长。只要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孩子们就不会陷入贫困。这就是家庭，甚至国家摆脱贫困的道路。实际上，过去五十年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不推广避孕措施的情况下摆脱贫困。
基金会很早就开始捐赠避孕药具，但我们的投入与它带来的社会效益完全不成正比。直到多年后，我们才真正意识到，避孕药具堪称史上最有助于拯救生命、终结贫困、造福女性的发明。
完全认识到自主计划生育的力量之后，我们知道，基金会必须把普及避孕药具作为重中之重。
当然，这不仅是投入更多资金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资助制药机构，研发副作用更小、药效更持久、造价更低廉的避孕药品，让女人们在本村庄或家中就能服用。我们还需要在全球开展工作，与各国政府、跨国机构和制药企业通力合作，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努力，让女性能在居住地享受自主计划生育服务。我们还希望更多人能挺身而出，为那些默默无闻的女性发声。那时我已经结识了众多杰出的工作者，其中一些已在自主计划生育领域耕耘了数十年。我尽可能多地与人们交流，想知道基金会能为他们提供哪些帮助，如何才能帮他们扩大音量。
不过听了我的问题，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尴尬地陷入沉默，仿佛答案就在眼前，我却视而不见。终于，他们中有人告诉我：“成为其中一员，就是对公共领域活动家最大的支持。你得加入我们。”
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在生活中，我十分注重隐私——在某些方面甚至十分腼腆。在学校，我总是举手发言，别的同学则会坐在后排喊出自己的答案。我喜欢从事幕后工作，更愿意分析数据，检查工作，与人交流，制定策略，解决问题。在那个阶段，我已经习惯了做演讲和接受采访。突然，朋友们、同事们和各路活动家都希望我站出来公开倡导自主计划生育，我被吓住了。
我想， 哇哦，我真的要公开提倡自主计划生育吗？毕竟，这 可是一个政治色彩强烈的议题，也是我的教会和众多保守派极力反对的。 时任基金会首席行政官的帕蒂·斯通斯弗给我打了预防针：“梅琳达，如果基金会全面涉足这个领域，你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你是天主教徒。所有质疑都会冲着你来。”
我明白对我而言，这将是个巨大的转变，但世界显然需要重视自主计划生育。尽管倡导者们满腔热忱、付出了数十年的努力，但总体来讲，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进步依然十分缓慢。它已不再是全球卫生保健领域的重点议题。这样的现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美国被过度政治化了；另一方面，在全球，艾滋病预防和疫苗接种计划吸引了大部分的资金和关注，自主计划生育问题却被忽视了。（当然，由于艾滋病盛行，人们的确开始广泛发放安全套，但对许多女性而言，安全套并不能起到很好的避孕作用，原因我稍后解释。）
我知道公开出面提倡自主计划生育会招致种种非议，那是我过去所不习惯的，而且这项工作也会占据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基金会别的活动。渐渐地，我意识到，要说有什么事业值得我付出这样的代价，那一定是自主计划生育事业。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切身体会。在我的家庭生活中，自主计划生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有了它，我才能在发展事业的同时照顾好每个孩子。它简单、实惠、安全、有效——我身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在进行自主计划生育，世界上却有几亿需要避孕的女性得不到它。这种不平等的现状毫不合理。实施自主计划生育的工具平淡无奇、随处可见，却具有拯救生命的力量。看到那么多妇女和儿童因为得不到它而失去生命，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
同时，我也考虑了自己对子女的责任。现在，我有机会挺身而出，为默默无闻的女性发声。如果我对它说不，那我会为孩子们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呢？难道我希望他们将来面对困难裹足不前，说这都是跟我学的？
我母亲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选择，尽管她本人或许并不知情。在我小时候，她总是说：“你如果不为自己的生活做主，别人就会替你代劳。”如果我不在日程表上排满我认为重要的工作，别人就会给我安排 他们 认为重要的工作。
最后，旅途中遇到的女性总令我难以忘怀，其中最打动我的那些人，我还保留着她们的照片。若我有机会帮助她们却选择拒绝，那她们又何必向我敞开心扉，与我分享她们的人生经历？
想到这儿，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直面自己的恐惧，公开倡导自主计划生育。
我接受了英国政府的邀请，同其他机构联合赞助了一次自主计划生育峰会，吸引了众多国家首脑、行业专家和活动人士出席。我们决定把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预算提高一倍，将这个议题列为工作重点。我们要重提一项尘封已久的承诺，争取让全世界所有女性都用上避孕药具，让女性自行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
不过，我依然需要厘清自己的职责，思考基金会接下来需要做些什么。召开一次国际峰会、谈谈避孕、签署一项宣言就各自离开，这显然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制定目标，规划路线。
2012年，我们与英国政府在伦敦紧锣密鼓地举办了这场峰会。两周后，也就是7月底，伦敦奥运会开幕，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峰会引来媒体争相报道，这些文章强调了自主计划生育的重要价值，认为它足以拯救生命。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 Te Lancet ）刊发了一项由英国政府和我们基金会共同资助的研究结果。报告显示，采取避孕措施能将死于难产的女性人数减少三分之一。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的一项报告指出，每年有上百万名不满二十岁的少女在分娩过程中死亡或受伤，生育是少女死亡的最大诱因。这些结论为会议带来了一种紧迫感。
出席峰会的嘉宾为数众多，其中不乏政府首脑。我的演讲十分顺利，令我深感欣慰。我明白，会议成功与否，终究还是取决于我们能争取到谁的支持，能筹集多少善款。万一各国领袖对我们的倡议并不买账呢？万一各国政府并没有提高拨给自主计划生育的预算呢？我有好几个月都寝食难安，就像担心自己精心筹划的派对无人出席。与派对不同的是，峰会一旦失败，就会引发媒体关注。
我不想说我的担忧毫无必要，实际上，正是这种担忧促使我为工作殚精竭虑。最终，我们得到的支持、筹到的善款都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英国把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预算提高了一倍。坦桑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布基纳法索总统及马拉维副总统出席了会议。一些发展中国家承诺将向自主计划生育领域投入二十亿美元，几位总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包括塞内加尔，它承诺将相关预算提高一倍，肯尼亚也将这方面的预算提高了三分之一。所有与会者决定共同努力，在未来十年内让新增的1.2亿女性用上避孕药具。我们把这项运动称为“自主计划生育2020”（FP2020）。在这次峰会上，我们为普及避孕药具筹措到了史上最多的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