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金克木先生（1912—2000）早年是诗人，一九三六年出版新诗集《蝙蝠集》。当时的职业是教师和报社编辑，还从事英语翻译，一九四一年出版译著《流转的星辰》和《炮火中的英帝国》。就在这一年，金先生经朋友周达夫介绍，到印度加尔各答任中文《印度日报》编辑。在此期间，他学习印度现代语言印地语。而金先生自少年时代就养成好学深思的习性，凡事喜欢“由今溯古，追本求源”，又开始自学印度古代语言梵语。不久，他前往印度贝拿勒斯佛教圣地鹿野苑，一面跟随印度著名学者憍赏弥学习梵语和巴利语，一面钻研佛学，阅读汉译佛藏。此后，他又跟随迦叶波法师学习印度教哲学经典《奥义书》，并利用汉译佛经协助戈克雷教授校勘梵语佛经《阿毗达磨集论》。从此，金先生走上梵学研究之路。在一九四五年就已写出《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和《〈吠檀多经〉译述》两篇长文。

一九四六年回到祖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教印度哲学史。一九四八年起，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教梵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一九六〇年，他和季羡林先生合作，开设了国内首届正规的梵文巴利文班。两位先生亲自编写教材，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培养了中国现代第一批梵语人才。金先生除了教授梵文，还开讲《梵语文学史》课程，讲义列入教育部文科教材计划，于一九六四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梵语文学史》对印度古代梵语文学做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分析，是中国梵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作。

在梵语文学翻译方面，由于金先生自己是诗人，故而尤其钟情翻译梵语诗歌。最早在一九五四年的《译文》杂志上发表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著名插话《莎维德丽》。这个插话讲述古代一个国王的独生女儿莎维德丽自愿选择遭到侵略而流亡森林的一个瞎子国王的儿子作丈夫。一年后，丈夫死去。死神阎摩前来拴走她丈夫的灵魂，而她紧追阎摩不放。最后，凭她的忠贞和智慧，赢得阎摩的恩惠，使丈夫死而复生，也使公公双眼复明。史诗是口传文学，语言质朴生动，金先生也使用通俗的汉语诗体，忠实地再现了这个感人的印度古代传说。

一九五六年，印度古典梵语诗人迦梨陀娑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当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金先生翻译了迦梨陀娑的抒情长诗《云使》，季先生翻译了迦梨陀娑的戏剧《沙恭达罗》，合为一集，作为“纪念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特印本”出版。迦梨陀娑是印度古代享有最高声誉的诗人和戏剧家。他的《云使》也代表印度古代抒情诗的最高成就。这部抒情诗描写有个药叉（财神俱毗罗的侍从）玩忽职守，被俱毗罗贬谪一年。他谪居在南方罗摩山的苦行林中，忍受与爱妻分离的痛苦。现在到了雨季，他看到一片由南往北的雨云飘上罗摩山顶，激起他对爱妻的无限眷恋。于是，他托这片雨云作为他的使者，向居住在北方阿罗迦城的爱妻传信。这部抒情诗感情缠绵，想象丰富，语言优美，比喻精妙，韵律和谐，在印度自古至今脍炙人口。而金先生使用现代汉语的新诗体，充分利用中国古诗和新诗积累的诗歌词汇，意象优美而饱含情感，让中国读者真切地品尝到这部抒情诗的艺术美。

一九八二年出版《伐致呵利三百咏》，这是古典梵语诗歌中流传最广的一部“百咏体”诗集，分为《世道百咏》《艳情百咏》和《离欲百咏》，分别表达诗人对社会、爱情和弃世的看法。这三组诗主题不同，同时，诗中运用的诗律多变，金先生的译文均能贴切体现相应的主题、情调和风格，传达原作的神韵。

一九八四年出版《印度古诗选》，除了收入先已出版发表的《莎维德丽》《云使》和《伐致呵利三百咏》外，新发表的有吠陀诗（《梨俱吠陀》和《阿达婆吠陀》）、格言诗（《法句经》和《嘉言集》）和抒情诗（《妙语集》）的选译。这可以说是提供了印度古代吠陀、史诗和古典梵语三个文学时期各类诗歌的样品，尝鼎一脔。印度古代，也与中国古代一样，堪称诗歌大国。这部《印度古诗选》也是向中国后继的梵语学者昭示应该努力发掘印度古代诗歌宝库，介绍给中国广大诗歌爱好者。

金先生集诗人、学者和翻译家于一身，这在老一辈优秀翻译家中也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唯其是诗人，更能与外国优秀诗人心灵相通，更能以诗的语言翻译诗。唯其是学者，更能理解外国诗人的文化背景、创作意图和艺术技巧，乃至诗中运用的典故和意象内涵。我曾在《金克木先生的梵学成就》一文中说过：“我总惋惜金先生翻译的梵语诗歌不够多。梵语诗库中的一些珍品，唯有金先生这样的译笔才能胜任，也不至于辜负印度古代诗人的智慧和才华。”

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件译事。二〇〇五年问世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汉语全译本也有金先生的一大功劳。金先生除了先前译出的《摩诃婆罗多》插话《莎维德丽》，又于一九七九年译出《摩诃婆罗多》的楔子《蛇祭缘起》。当时，我的同学赵国华有志于翻译《摩诃婆罗多》。国外翻译《摩诃婆罗多》通常从翻译这部史诗中的插话入手。这样，他译出了这部史诗中的另一个著名插话《那罗传》。然后，由金先生开列这部史诗中的插话篇目，赵国华与席必庄和郭良鋆两位同学合作译出了《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于一九八七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随即，在金先生的支持下，赵国华又邀约我参加这个翻译队伍，启动《摩诃婆罗多》全诗的翻译。

按照金先生的意见，这部史诗的翻译采用散文体。因为这部史诗规模庞大，译成汉语约有四百万字。而且，这部史诗是以英雄传说为核心的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内容并不局限于文学。因此，用散文体译出，更为合适。金先生翻译的《蛇祭缘起》（即这部史诗的前四章）便是采用散文体，也是为我们此后的翻译做了示范。金先生为这部史诗汉译本撰写的序言中说道：“有诗意的原文不会因散文翻译而索然无味。本来无诗意只有诗体的部分更不会尽失原样。这样也许比译成中国诗体更接近一点原来文体，丧失的只是口头吟诵的韵律。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翻译过程中努力的目标。”

这部史诗的翻译刚完成第一卷，赵国华就因为突发心肌梗死，英年早逝。此后，这项翻译工程便由我主持，我又邀请其他几位同行参加翻译队伍，终于利用集体的力量，花费十年工夫，完成《摩诃婆罗多》全诗的汉译。在这过程中，金先生始终关心我们翻译的进展情况。可是，他于二〇〇〇年逝世，未能见到《摩诃婆罗多》的最后完成和出版。然而，我们心中永远铭记金先生的恩情，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全诗的翻译，但他在无形中，始终起到主心骨的作用。

除了翻译梵语诗歌外，金先生还翻译梵语诗学理论。早在一九六五年，他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辑选译了三种梵语诗学名著（《舞论》《诗镜》和《文镜》）的重要章节。后来，他又增译了两种梵语诗学名著（《韵光》和《诗光》）的重要章节，合成单行本《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于一九八〇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这五篇译文以及金先生撰写的引言，中国学术界才得以初步认识印度古代文艺理论的风貌。尤其重要的是，金先生在这五篇译文中确定了梵语诗学一些基本术语的译名，并在引言中介绍了梵语诗学的一些基本著作及其批评原理，为梵语研究指点了门径。我后来正是沿着金先生指点的门径，深入探索梵语诗学宝库，写出了一部《印度古典诗学》。

金先生在中国的梵语文学翻译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梵语诗歌翻译遗产，也为中国后继的梵语学者从事梵语文学翻译树立了楷模，提供了宝贵的翻译经验。他将永远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占有独特的一席。

黄宝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