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左传》是中国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从它的文学价值讲，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在《左传》写成的年代，中国民族文化已经达到高度的水平，这是我们可以自豪的。不仅如此，《左传》的作者，在史料方面，曾经运用大量的著作，纵使我们对于相传的“百二十国宝书”这一类的记载，不能完全指实，但是即在《左传》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明白地指出这里有关于周、鲁、晋、齐、宋、楚、郑诸国的原始史料；我们也可以明白地指出，除了正式的官书记载以外，还有关于子产、晏婴等人传记的材料。我们看到春秋时代，即纪元前八世纪的后期到前五世纪的初期，中国民族已经是一个积蓄了丰富史料的民族。我们有这样辉煌的文化遗产，是一种莫大的光荣。

关于《左传》，留下两个问题，虽然已经获得相当的结论，但是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

一、《左传》的性质及书名的问题；

二、《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

《左传》是《左氏传》（见《汉书·艺文志》）或《春秋左氏传》（见《汉书·刘歆传》）的简称，这是不是此书的原名呢？肯定了《左传》的原名，便肯定了《左传》的性质。在西汉初年和西汉初年以前，“传”的本义是一种解释，一种用和原文不同的语句而加以说明的解释。很显然地，有了“传”就必须有和“传”的语句不同的原文。在提出《左传》这个名义的时候，认定这是《春秋》（这里指鲁《春秋》——相传为孔子删定的历史记载）的一种解释，所以全名称为《春秋左氏传》，正和《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是同一性质的作品。这样的提出是在纪元前一世纪的末年，汉哀帝的时代，通过刘歆而完成的。但是就在刘歆的同时，一般学者坚决地不承认这是一部鲁《春秋》的解释，以致刘歆写了那篇《移让太常博士书》，到现在还保留在《汉书·刘歆传》里。一世纪的初期，《左氏传》立博士，获得政治力量的支持，那时已经肯定这是一部解经的著作了，但是当时还曾引起范升、陈元间的争执，直待贾逵出来，再经过东汉章帝的裁定，《左传》的地位才是确定了。可是晋王接就曾从《左传》的性质否定它作为《春秋》解释的地位。唐、宋以后，对于此书提出的见地更多，留待后面再谈。

在刘歆提出《左传》这个名称以前，这部书的原名是什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在叙述孔子作《春秋》以后，说起：“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是说：这本书的原名是《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作品是和鲁《春秋》并行的历史记载，但是却没有肯定这只是鲁《春秋》的解释。虽然后人对于作者及其时代还有不同的考证，但是对于原名及其性质的问题，我们是不妨这样接受的。近代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指出这部书是《国语》的一部分，刘歆把这一部分抽出来，配合鲁《春秋》，加上解经的语句，成为《春秋左氏传》，而把其余的部分保留下来，仍称《国语》。解经的语句，很可能不是《左氏春秋》的原文，但是康有为所说的《国语》和《左传》的关系，还没有被普遍接受。

其次是《左传》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史记》认为这是鲁君子左丘明所作，时代当然较孔子略后，但是没有说他是孔子的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没有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汉书·刘歆传》说起“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孔子”；《后汉书》更说起光武帝“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从“亲见”到“亲受”，证实了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那么为什么《史记》既然提到左丘明这部重要的著作，反而抹去了他的授受渊源，不记入《仲尼弟子列传》呢？司马迁亲自看到《弟子籍》这部记载，他没有理由清除左丘明的姓名，那么刘歆和光武帝怎样会知道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呢？这很有可能是他们为了建立《春秋左氏传》的威信而造出来的。

此外后人对于左丘明是东周时人或战国时人，《左氏传》是左丘明作或非左丘明作，还有许多争论。唐赵匡首先指出左丘明“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他认为《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宋郑樵《六经奥论》列举八证，认为“据此八节，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为六国时人，无可疑者”。郑樵又认为“左氏之书，序晋、楚事最详，如‘楚师熸’、‘犹拾沈’等语，则左氏为楚人”；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有些太主观了，因为《左传》的记载，序晋事的比序楚事的多到将近一倍，所以很难据此认为楚人的著作。清姚鼐《左传补注序》指出“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恰巧吴起为卫左氏（地名）人，因此有人认定这是吴起的著作。

对于吴起作《左氏春秋》的这个主张，有人还不能同意，但是从三个方面看来，我们不妨认为这是战国初期魏人的作品。

（一）《左传》关于魏事的叙述，正如姚鼐所说，有不少的夸张，如“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以及“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都可看出作者对于魏的歌颂。前四〇三年，周威烈王命魏斯为诸侯，魏的地位逐步上升，直到前三四一年，魏齐大战，魏人大败，太子申被虏，这才遇到重大的挫折。

（二）《左传》所引对于祸福的豫言，几乎无一不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摸清了作者的规律，认为都是从后傅合，这是正确的。哀公九年作者称“赵氏其世有乱乎”。哀公九年以后，赵人传七世，大乱亦七次，至肃侯三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大乱始定。肃侯三年为前三四七年。

（三）《左传》所记秦事，自前六二七年殽之战以后，即逐渐减少，甚至对于穆公遂霸西戎的如何获得霸权，也没有应备的记录。《史记》载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这是司马迁看到《秦记》的结果，而是《左传》的作者所没有接触到的。秦孝公即位以前，中间曾经有一段“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同狄）遇之”的时期，见《史记·秦本纪》，这是《左传》作者不能掌握秦史料的理由。孝公即位在前三六二年。

因此《左传》的成书在魏的开始强大，赵的内乱未定，和秦与东方诸国隔绝的时期，我们可以假定为前四世纪的初期。

《左传》成书的年代确定了，我们可以从此认清《左传》的思想价值。《左传》作者显然地是受到很大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的，他本身也是一个儒家，因此在《左传》里看到不少的孔子的主张。当然的，作者止是一个初期的儒家，他的见地还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和后来的孟子是有所不同的。

在古代社会里，人的思想是受到古代的限制的。《左传》作者有时相信超自然的威力，相信占卜和预言——在我们认清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后，这是完全不足怪的。他对时代中的重大的事变，有时还从表面的现象作出结论：例如齐桓公的向楚进兵，首先必须割断楚和蔡的连系，但是作者指出这是因为蔡人把和桓公分居的爱妾遣嫁的关系；又如晋文公的出兵截断楚人的北上，首先必须争取曹、卫，但是作者暗示这是因为曹、卫的君主在晋文公流亡的时候，没有加以重视的关系。这样的论断，对于今天的我们，不会有很大的说服力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作者的认识，是受到时代的限制的。

孔子是前五世纪的人，他对于当时的楚、吴、越这几个国家的向北进展，是怀有恐惧的心理的。那时代的人认为楚、吴、越都是蛮夷，是异民族，因此他们的北进，是蛮夷对于华夏的进攻。孔子对于周天子，似乎没有寄托太多的希望，他止希望霸主的出现，联合华夏的诸侯，打退蛮夷的进攻。这样的思想，《左传》作者完全保存下来。在《左传》里，我们看到对于齐桓、晋文的出力的描绘，这决不是偶然的。作者在定公十年的记载里，提出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主张。昭公十六年，齐人出兵，把徐国打败了，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没有霸主，以至发生不断的战祸，因此他传达了叔仲昭子的慨叹：“诸侯之无伯，害哉！”这正和孔子的推崇管仲，以及《公羊传》的慨叹“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僖公元年），是一线相通的。当然，《左传》成书的时代，楚人（包括吴、越在内）久已进为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个夷夏之辨，无须再提到第一位；当时的情势，也已经不是霸主出现可以解决，而必须提出大一统（孟子的“王天下”）的主张。《左传》作者未能看清，必待孟子出来，才能把儒家的理论推进一大步。

贯穿在儒家思想之中的有民本主义。《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正是这个思想的体现。民本主义当然止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提法，但是认识到这一点的，在那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当中，还是比较进步的。《左传》桓公六年提出季梁的主张，“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文公十三年提出邾子的主张，“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襄公二十五年提出晏婴的主张，“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这里都看出民本主义的认识。《左传》作者甚至对于被统治的阶级，也提出他的看法。襄公十年王叔陈生和伯舆的管家瑕禽对质，王叔认为“筚门闺窦之人”也出来讲话，那就没有办法了；瑕禽说：“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这是说：自从你执政以后，贪污放纵，相习成风，做官的不胜其富，我们那能不住在柴门小窗洞的屋子呢？这里指出人民的穷苦，正是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左传》作者的提出，是有他的进步性的。

前五世纪、前四世纪的儒家思想，有它的积极一面，但是也有它的消极一面；这个消极一面，特殊表现在它的保守性。孔子自称“信而好古”，为什么要“好古”呢？这正是保守。因为保守，有时对于新的事物，认识便不清楚，甚至还要加以毁谤。子产是春秋后期的伟大的政治领袖，孔子对他也是极端的推崇。前五三六年，子产看清了时代的要求，把当时的法律条文，用金属品铸定下来，成为成文法，这正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一件大事，但是保守的晋人叔向给他说：“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这是说在子产的这一代，郑国一定要走上失败的道路。保守的统治阶级总是要维护它的特权，不愿意成文法的公布。尤其可怪的是在二十几年以后，晋国的赵鞅、荀寅，看到人民对于成文法的要求，在前五一三年，向人民征求了四百八十斤铁，把晋的法律条文也铸定下来，孔子说：“晋其亡乎！”保守的儒家甚至认为成文法的公布是亡国的先声。《左传》作者把叔向和孔子的言论记载下来，正透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综合《左传》作者在记载中透露出来的思想，我们可以说，这里有进步的思想，也有保守落后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进步的思想是主要的。

《左传》的艺术价值，是自古以来所公认的，因此我们不需要作详尽的分析。有一点必须提出的，就是我们对于《左传》全书或某篇全篇的结构，是无法给以全面的估计的。从原来的《左氏春秋》，进而为刘歆的《春秋左氏传》，再进而为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中间经过两次的转手。刘歆的割裂窜乱，是公认的事实；杜预自己说，曾经“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可见他也曾加以变动。经过两次转手以后，我们是无法看到原来的结构的。马骕的《左传事纬》，可算是一种《左氏春秋》还原的工作，但是这只是一种企图，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尝试，而每次尝试的结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从《左传》的叙述里，我们看到作者对于任何一个大的战役，都能把来历和结果，叙得清清楚楚；他把参加这一个战役的主要成员的主张和看法，都直接表达出来；他不一定把面对面的相扑加以描绘，有时只把和这个战役有关的几件小事叙述了，给它以适当的烘托。这样的写法在城濮之战、邲之战的叙述中都可以看到。《史记·项羽本纪》写钜鹿之战、垓下之战，对于正面的战争，写得不多，正是这个写法的继承。

《左传》作者对于小的动作，常有非常生动的刻划。桓公元年叙述华父督见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这是写的两眼的瞪视，从远而近，再从近而远。庄公十二年叙述陈人把南宫万送回宋国的经过，“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这是写的勇士的手足，穿过犀牛皮的情形。襄公二十六年，郑皇颉在对楚作战中被俘了，王子围和穿封戌争取俘虏。伯州犁提出一个办法：由皇颉自己承认。他介绍了一番，“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从“上下其手”的当中，透出了说话人的用意。昭公元年写郑子晳、子南求婚的姿态，“子晳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着礼服的恭恭敬敬地把礼物献上，着武装的气概轩昂地表现了武士的英姿；不消说，惟有武士会获得美人的重视。在这些叙述里，《左传》作者有他的优点，不过这在他只能算是次要的。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左传》作者有他的特长，有时他来一个集中的加强表现，这止有使得这个人物更突出、更生动。因为《左传》是一部历史作品，我们很难肯定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是有这样的动机的，但是不妨说他的写作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关于人物形象的写法，将在选文中随时提及，这里不再举例了。

因为体例所限的关系，对于历代以来《左传》研究的成果，以及和《左传》研究有关的著作，这里不多说。在读者愿意作进一步的钻研的时候，当然以后会接触到，这里提供的只是最基本的选注本。

《左传》是一部伟大的优秀的作品，为什么选定这几篇呢？本来读《左传》的时候，有人重视国家大事的叙述，也有人欣赏生动活泼的小品。这个选本是偏重国家大事的叙述的，因为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春秋时代的整个轮廓。同时，我们认为，即使是在国家大事的叙述中，《左传》作者也是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才能，塑造了鲜明的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事件的进展。在选材的时候，基本上依靠马骕的《左传事纬》，这是一部在研究《左传》时，不可不读的著作。

注释古书是一件非常细致的工作，这里需要博学、耐心，和那种不辞辛苦，但求于读者有益的怀抱——这都是对我说不上的，所以实际上我是不适合于做这样的工作的。因此这本书是我自己不能完全满意的，诚恳地期待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在注释的时候，主要地依靠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和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同时也参照了其他诸家的著述，尤其是清代诸家解经的作品。这里不列举诸家的姓名和原文，但是我是丝毫不敢掠美的。

在注释方面，偶然也有和旧注不同的地方，这里可以举出一点：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杜预注：“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洪亮吉根据韦昭《国语注》，也认为大司马固，就是公孙固。本来同篇之中有了大司马，又有司马子鱼，恰巧这时又有公孙固，因此韦昭、杜预认为大司马和司马是两个官名，而“大司马固谏曰……”便是“大司马公孙固谏曰……”但是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却认为大司马就是司马子鱼。炎武此说曾经受到后人的驳诘。可是我们以《左传》证《左传》，炎武的主张是可以成立的。文公八年《春秋》：“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左传》：“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卬，皆昭公之党也。司马握节以死，故书以官。”一行之中，公子卬称“大司马”，又称“司马”，可见此处加“大”止是宋人特有的风气，这就看出僖公二十二年的“大司马”和“司马”子鱼止是一个人。《史记·宋世家》关于这件事的记载，也把谏辞属于司马子鱼。结合《史记》的记载，因此接受了顾炎武的主张。

在注释的时候，基本上是用的浅近的文言。标音根据黎锦熙先生主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对于阴平、阳平、上、去，都分别标出。可能有人对于四声的分别不很习惯，觉得四声无须标出，其实人民口头既然有四声的存在，便有标出四声的必要，这是可以说出理由的。

《左传》在由《左氏春秋》转手为《春秋左氏传》的时候，插入了解经的语句，这一件工作是不是刘歆一人的工作，姑且不管，但是有时因为插入经解，以致上下语气不贯，这是显然的事实。有的选本索性把经解删去，文义更觉流畅。这本书里对于解经的语句，另用仿宋字排印，一面保存本来的面目，同时也表示有所区别。

选注者对于担任本书工作的学力，是非常不够的；同时因为业务工作的关系，也没有能够好好掌握时间，争取为本书作最大的努力。因此在选注方面的讹误，必然是难免的，惟有请求读者加以指正，俾能及时纠正错误。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