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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词学发展过程中，胡云翼曾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以新文化思想为指导研究词学，奠定了词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构建了词史的体系，编著了多种通俗的词学书籍和词选集。他的著作以通俗的白话表述，体现出新的文艺思想，故甚为读者所喜爱，因而广泛流行。其《宋词选》为其晚年的代表著作，是现代诸多词选集中最适合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与欣赏的选集，自1962年问世以来极为畅销，迄于1999年共印行八十余万册，台湾三家出版社印行之数尚不在内。《宋词选》突出地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审美理想和审美兴趣，富于时代精神特色。现在看来，仍具有学术的光辉，仍可作为古典文学爱好者认识与接受宋词的必读之著作。今值它重新出版之际，兹谨对胡云翼的词学理论与词史观念试作回顾与反思，并对《宋词选》涉及的学术争议问题进行述评，藉以有助于读者对《宋词选》的阅读。
胡云翼，原名耀华，生于1906年，湖南桂东县人。1927年毕业于湖北武昌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湖南长沙岳云中学、南华女中、湖南省立一中、江苏无锡中学、镇江师范专科学校、暨南大学等处任教。后又在上海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浙江一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曾担任过地方行政事务。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任教，继而到上海师范学院任教。1965年因胃病于上海去世。
学生时代，胡云翼在参加文学活动的同时即开始研究词学。1925年在武昌师范大学读书时与同学组织艺林社，创办《艺林旬刊》，得到郁达夫的重视和指导。并在《晨报副刊》陆续发表《文学欣赏引论》、《词人辛弃疾》和《李清照评传》等论文，出版了《中国文学概论》（启智书局）。早期的文学作品有小说《西泠桥畔》、《爱与愁》，散文《麓山的红叶》、《爱晚亭的风光》（艺林出版社）。1926年出版《宋词研究》（中华书局），此后陆续出版的词学论著有《词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中国词史大纲》（大陆书局1933年）、《中国词史略》（北新书局1933年）、《词学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主编《词学小丛书》（上海文化服务社1937年），编选词集《词选》（上海中华服务社1936年）、《唐宋词一百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宋词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此外还著有《唐诗研究》、《宋诗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等。
现代词学研究的道路是胡适开辟的，他以新的社会审美观念描述了宋词发展的轮廓，其词学观点具有反传统的意义，研究方法吸收了西方现代科学方法，表述方式采取了新的白话文体。胡云翼正是在新文学观念的鼓舞下和胡适词学思想的影响下进入词学研究的。他同当时许多新文学的倡导者一样，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其研究词学的目的与保存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
关于宋词的根本特点，胡云翼发挥了近世学者王国维之说，以为宋词是时代文学。他在《宋词研究》里说：
词的发达、极盛、变迁种种状态，完全形成于有宋一代。宋以前只能算是词的导引；宋以后只能是词的余响。只有宋代，是词的时代。因此，我们为什么说宋词是时代的文学呢？这可以简单回答说：词在宋代是一种新兴的文体，这种文体虽发生在宋以前，但到宋代才大发达，任宋人去活动应用，任这些词家把词体怎样去开发充实，自由去找词料，自由去描写，——总之，自由去创作词。这种词是富有创造性的，可以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文艺特色。所以我们说宋词是时代的文学。宋以后因词体已经给宋人用旧了，由宋词而变为元曲，所以元词明词便不是时代的文学了。
词体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唐五代是词的初期，这时作者尚未充分掌握这种艺术形式的特点，艺术效果不集中，处于尝试与探索之中，而且体式也未完备。宋代是词的中期，这时正是艺术开花的季节，艺术效果集中而显著，词与音乐的结合达到最佳状态，各种艺术风格争奇斗胜，词人们发挥各自的优势而层出不穷地创新，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浑然和谐，而且词的创作与演唱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元明清三代是词的后期，词体艺术失去了光辉和生气，词的主题、意象和表现技巧陈陈相因，沿袭模仿，丧失了创造的活力，作品也缺乏伟大的观念和热烈的情感，尤其是词已是不可付诸歌唱、不为广大民众欣赏的文学了。由此可见，宋词在词史上是处于艺术巅峰的，它是这种文学体式最为成熟的表现。
宋词是人们喜爱的文学遗产，无论是以婉约的方式表达优美的、含蓄的、温柔缠绵的儿女私情，还是以豪放的方式表达直率的、粗犷的、崇高的、激昂慷慨的民族意识，都最为生动而真实地体现了宋人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历史的长河里已作为一种文化因子渗入我们民族文化精神之中了。
《宋词研究》初版于1926年，至1928年已出了第三版，在我国现代词学史上具有首创的意义。胡云翼在《自序》里说：
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自有她的特殊地位，自有她的特殊价值。而作为文学史的分工工作，对于宋词加以条理的研究和系统的叙述的专著，据我所知道的，现在似乎还没有。以前虽有词话、丛话一流书籍，偶有一见之得，而零碎掇拾，杂凑无章。我著这本书的动机，就是想将宋词成功地组织化、系统化的一种著作。
著者并未夸大其辞，《宋词研究》的确是词学史上最早的系统研究宋词及其历史的专著，尤其可贵的是它以新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宋词。近世词学家刘毓盘的《词史》出版于1930年，王易的《词曲史》和吴梅的《词学通论》皆出版于1932年。它们基本上采用传统的观点和方法，而且皆比《宋词研究》问世迟了数年。因此《宋词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应忽视的。此著的上篇为宋词通论，从宏观的角度探讨词的起源、特点和发展规律；下篇为宋代词人评传，评介了两宋的主要词人，基本上是宋代的词史。著者期望它能使读者明了词的内涵与外延，知道宋词的发展和变迁状态，认识宋词的作家、作品，从而对词的欣赏和研究发生更大的兴趣。胡云翼在此基础上形成系列的词学和词史的论著。
关于词学知识的介绍，胡云翼不同于梁启勋等人主要讲解词的体制、声韵及作法，而是注重理论的探究。在《词学ABC·例言》里，他将词学的范围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什么叫词？已是颇不易回答的问题，本书从诗词的分野上，从词的特质上，而下一定义。
二、本书依历史的考察，最先说明从诗到词嬗变的理由及其路径，以期阐明词在文学史上所留的痕迹。
三、词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一一加以批评，并从词与乐的关系上作一答案。
四、词的发展历史，及为研究词学最切实重要之部分，本书详加叙述，并指示著名作品，以助欣赏。
这为词学的宏观研究开创了途径。
关于词史的发展概况，胡云翼在《中国词史略》里作了较细的叙述。他追溯了词的起源，将晚唐五代词分为晚唐词、西蜀词和南唐词。将北宋词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将南宋词分为南渡词坛、南宋的白话词、南宋的乐府词和晩宋词四部分，进行述评。此外，对金词、元词和明词也分别作了简要述评。关于清词分别评述了清初词、浙派词、常派词和清末词。其中评介的词家百余人，阐明了词史的流变，剖析了词派兴替的原因，为词史建构了初步的体系。
胡云翼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词学方面的成就最为卓著，是我国近世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词学家。
每个时代新的学术观念的出现，必将推动学科向前发展。当我们回顾现代词学发展的历程时，胡云翼提出：词是音乐的文学，词为艳科，宋词无流派。概括了词体文学的性质和宋词的基本特征，是为现代词学的三大重要理论，现在看来，仍对词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这三大理论均见于《宋词研究》，为胡云翼词学的基本观点。
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韵文是特别繁盛和形式多样的，而且大都同古代每一时期的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学非常显著的特点。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认为：“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在吾国古代有然，在泰西诸国亦靡不然。以入乐论，则长短句为便，故吾国韵文，由四言而五七言，由五七言而长短句，实进化之轨辙使然也。”（《艺蘅馆词选序》）他意在说明长短句的词体是中国诗歌配合音乐的最佳形式，具有中国诗歌进化的必然性。胡云翼继而首创“音乐的文学”概念，他说：
中国文学的发达、变迁，并不是文学自身形成一个独立的关系，而是与音乐有密接的关联。……中国文学的活动，以音乐为归依的那种文体的活动，只能活动于所依附产生的那种音乐的时代，在那一个时代内兴盛发达，达于最活动的境界。若是音乐亡了，那么随着那种音乐而活动的文学，也自然停止活动了。凡是与音乐结合关系而产生的文学，便是音乐的文学，便是有价值的文学。
“音乐的文学”或称为“音乐文学”，胡云翼以此新的观念而认为词体起源于中国的盛唐时期。他说：“词的起源，只能这样说：唐玄宗的时代，外国乐（胡乐）传到中国来，与中国古代的残乐结合，成为一种新的音乐。最初是只用音乐来配合歌辞，因为乐辞难协，后来即倚声以制辞。这种歌辞是长短句的，是协乐有韵律的——是词的起源。”从西域传入的胡乐，在隋唐时期为新的燕乐，文人尝试倚声制辞，即以音乐为准度，以辞从乐，由此形成了长短句形式的格律化的新的文学样式，它是产生于盛唐时期的。这为解决词学史上词体起源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事实的依据。宋词即是随着新燕乐的发展而达到与音乐完美结合的程度。胡云翼说：“因为有音乐的关系，因此宋词也跟着音乐而得着较大的普遍性。譬如‘有井水处，皆歌柳词’，若不是可歌，哪能这么普遍呢？”音乐文学的观念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同。1935年朱谦之的专著《中国音乐文学史》问世，它系统地探讨了自《诗经》以来的中国音乐文学的发展过程。1946年刘尧民在《词与音乐》里认为：“不但要求诗歌的系统和音乐的系统相合，而形式也要求‘融合’无间，才够得上称为‘音乐的文学’。”在此意义上，宋词才是真正的音乐文学。宋词同唐五代词一样是以辞从乐的，但宋人建立了倚声制词的规范，由此创造了真正的律词，从而使中国音乐文学进入了古典时代。宋词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断采用新声以丰富自己的音乐性，但又不断出现模仿典范之作的声韵格律的创作倾向，致使倚声制词转变为依词调格律填词。
“词为艳科”是宋人不自觉地意识到的，是胡云翼对词体文学的体性特点所作的概括。胡云翼论及宋词产生的时代背景说：
我们看宋朝的时代背景，是不是适宜词的发达呢？自然是适宜的。……既是国家平靖，人民自竞趋于享乐。词为艳科，故遭时尚。
在评论宋词描写对象时，胡云翼说：“宋词描写的对象，不过是‘别愁’‘闺情’‘恋爱’的几个方面而已……这更可证明词只是艳科。虽有苏轼、辛弃疾等打破词为艳科之目，起而为豪放的词；但当时舆论均说是别派，非是正宗。”在南宋学者程大昌的《演繁露》卷十六里，第一次谈到“词为艳科”与“艳词”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他认为宋代使用的鼓吹曲为传统的军乐。朝廷的祭祀、奉宝册、祔庙、灵驾发引、明堂等大礼，皆令儒臣依《六州》等四个曲调制词以供演唱。今存宋人的《六州歌头》曲调悲凉，声情激越，雄姿壮采，不同于倚红偎翠的柔婉作品，因而它们“良不与艳词同科”。然而这仅是个别的情形，若就两宋词的基本内容而言，艳词仍是主要的。“词为艳科”，这是宋人普遍意识到的。“词为艳科”是词体文学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与它流行的文化条件决定的，表明它就体性而言最适宜表达爱情的题材。宋人思想的活跃与欲望的增强，尤其是受到市民文化思潮的影响而有明显的个体生命意识；这在词体文学中得到最鲜明的表现。人们争取恋爱自由，努力冲破禁锢人欲的精神枷锁，坚信爱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不可抗拒的力量。从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对“词为艳科”应予以肯定，因为它代表着民族文明进步的思潮，企盼着实现人性的复归。艳词的价值是存在种种的等级，不能一概而论，更不应对它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然而词学史上却长期以来在概念上将“艳词”与“词为艳科”混淆起来，以致产生不必要的纷争。宋词之能成为时代文学，能引起许多时代人们的共鸣，其主要奥秘仍在于它之为艳科。胡云翼的“词为艳科”的论断非常有助于我们对宋词的题材内容的基本倾向的认识。
词学史上的流派概念可溯源到明代的张，经清初王士禛的推衍而有豪放派与婉约派之分；近世更有关于宋词诸种流派的划分。胡云翼认为婉约与豪放并非词派，只是宋词发展中的两种趋势，他断定：“根本上宋词家便没有一个纯粹属于哪一派的可能。”他具体分析了苏轼和辛弃疾的词后说：“我们既不能说某一个词家属于某派，则这个分派便没有意义了；何况分词体为豪放与婉约，即含有褒贬的意义呢？”他还说：
宋人作词是很随意的，有时高兴做白话词，有时高兴做古典词；有时候词很豪放，有时候词很婉约；没有一定的主义，没有一定的派别，我们决不能拿一种有规范的派别来限制他们。
在胡云翼后来所著的《中国词史略》和《中国词史大纲》里，他都坚持宋词无流派的学术见解。宋词发展中存在个体风格、词人群体、相同的风格、词社和词学论著，但并未成为流派。北宋初年，晏殊、张先、欧阳修和稍后的晏幾道等，他们受南唐词人冯延巳的影响很深，也有新的宋词特色，婉约蕴藉，典雅华美，被视为宋词的正宗。他们之间有些交往关系，但均以词为小道，无流派意识。北宋中期，苏轼与苏门学士——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以及赵德麟、陈师道、李之仪等，以苏轼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文人政治集团，被称之为蜀党。显然这是一个词人群体，然而其中仅黄庭坚和晁补之的部分旷达的作品与苏轼的风格相近，而黄庭坚的俗艳之词及秦观等的风格与苏词相异。所以这个群体是政治性的，艺术风格不尽相同。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皆是江西人，似乎宋诗有“江西诗派”，则江西籍的词人也应是一个流派，于是有“江西词派”之说。这四位词人仅是籍贯相同，政治态度、文学主张、艺术风格皆不相同，不能构成一个流派。词人柳永以浅近流美、真率缜密的风格而自成一体，北宋中期王观、曹组皆效其体。李清照词以轻巧尖新、深婉自然而自成一体，南宋以来效其体者甚众。这些仅说明柳永和李清照词的个体风格显著，仿其风格者颇多，但并未产生风格相同的群体。北宋后期在朝廷大晟府任职的有万俟、周邦彦、晁端礼、江汉、徐伸、晁冲之、田为等词人，他们曾短期在朝廷音乐机构里撰制新词，风格大体上属于婉约词，可以视为一个词人群体。他们互相间无密切关系，亦无意掀起某种文学思潮，更无流派观念。南宋中期辛弃疾、陈亮、陆游三位词人之间有交往关系，政治态度亦相同，皆喜作豪放词，然而他们皆无意建立组织形式，或结为一个文学团体，仅是意气相同、风格相近的文人正常的交谊而已。若勉强称他们为辛派，则南宋大诗人陆游和浙东学派的创立者陈亮是绝不会表示附从的。自姜夔以来，史达祖、卢祖皋、高观园、吴文英、周密、陈允平、王沂孙、张炎等，他们的词是传统婉约词的新变，强调词的协律，崇尚典雅，因此被称为骚雅派、典雅派或格律派。而实际上，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活动范围相异，其间没有密切的联系或毫无联系，他们的词学主张与风格也不完全相同。南宋后期，西湖的文人们曾结成西湖诗社，或称西湖吟社，他们偶尔集聚，吟诗作词，先后参加的人有杨缵、施岳、张枢、王沂孙、周密、张炎等。宋亡后他们有的还举行过五次咏物活动，集为《乐府补题》。这个吟社属于一般的文人雅集、诗酒酬唱的性质，成员的流动性很大，并非某种文学团体，未崇尚某种风格，也未提出共同的文学主张。从上述可见，个体风格、词人群体、群体风格、词人唱和等虽然是构成流派的因素，然而它们在宋词中未统一起来，未进一步发展，未产生集中的效应，因而距离文学流派的途程尚十分遥远。宋词无流派，我们不应为之感到遗憾。宋词无流派，也许真正玉成其为时代文学。
词是音乐文学，词为艳科，宋词无流派，这三个论断构成胡云翼词学的理论基础，是他关于词学、宋词和词史研究的指导思想。这在我们现在看来尚含蕴着学术的光辉。
文学创作应关注社会现实，反映现实人生，以期产生社会作用；这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胡云翼青年时代从事新文学创作，同时进行宋词研究，其创作和学术研究皆体现了新文学思潮。他论词特别重视作品的社会现实意义，突出豪放词人在词史上的地位。1925年，他在论文《词人辛弃疾》里表示了对豪放词的态度：
北宋为了受金兵不堪的压迫，把一个都城不得已地由汴京移到临安来，政治上显示了许多的纷动，社会上感受无穷的疮伤。经过这样巨大的牺牲以后，而有所成就的，不过助长几个英雄志士的成名，几个诗人词家作品的成功而已。辛弃疾便是成名的英雄里面的一个，同时，又是成功的词人里面的一个。伟大的词人辛弃疾，近人王国维氏评他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颉颃者，唯一幼安耳。”其实，我们即老实说辛弃疾是南宋第一大词人，也不算夸张吧。
当1925年胡云翼撰著《宋词研究》时，他在自序里说：“记得拙著初稿将要全部草成的时候，惨怛的‘五卅血案’发生了。当着那样举国悲愤呼喊运动之时，个人亦到处奔走，任务颇多。后来又受武汉学生联合会之委托，出席上海全国学生总会，并在沪杭一带，负责宣传。”我们于此可想见胡云翼当时的思想情绪，所以他高度评价了苏轼和南宋的豪放词。关于苏轼，他说：“苏轼一派的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狭义，新辟无穷的词境，让新作家去努力。革命的伟绩不小。”关于南宋的豪放词，他说：“在南宋词里面，当时金兵入寇，徽钦被虏，眼见大好河山，沦于异种。一时爱国志士，群起御夷。所谓豪杰者流，痛祖国之丧乱，哀君王之沦夷，投鞭中流，击楫浩歌，其护爱国家的热忱，怀抱的伟大，胸襟之宏阔，性情之壮美，发为词歌，岂独豪放而已？”继而胡云翼在《词学ABC》里鲜明地肯定了豪放词的历史地位，他说：“我们则认定这种‘别派’，是词体的新生命。这种新词体离开了百馀年来都是这样温柔绮靡的旧墟，而走上一条雄壮奔放的新路。这条路可以使我们鼓舞，可以使我们兴奋，而不是叫我们昏醉在红灯绿酒底下的‘靡靡之音’。”胡云翼的这种词史观点是与中国社会的动乱不安和反传统思潮所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的。它所具有的社会两极意识的特色，在新中国成立后与盛行的社会学方法有某些相近或相通之处，于是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得到极为充分的发展。胡云翼晚年在《宋词选》里发挥了其前期的词史观点，认为豪放派是宋词的主流。他说：
词至南宋发展到了高峰。向来人们都认为宋朝是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如果把这话说确切一点，这光荣称号应归之于南宋前期。这时期爱国主义词作突出地反映了时代的主要矛盾——复杂的民族矛盾，放射出无限的光芒。
辛弃疾、陆游两个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以及团结在其周围的进步词人陈亮、刘过等进一步发展了南宋词。辛弃疾一生精力都贯注在词的方面（不同于陆游以诗为主），成就更为杰出。他继承着苏轼的革新精神，突出地发扬了豪放的风格。在总结前人词思想艺术方面的创获的基础上，进而扩大词体的内涵，使其丰富多采，把词推向更高的阶段。他们的词作汇成南宋词坛一支振奋人心的主流——这就是文学史上所称著的豪放派。
由于我国现代文化精神中存在着的两极意识，强调事物对立面的绝对斗争，于是认识方法趋向极端；肯定一方便绝对地否定另一方，有主流则必然存在与之相对抗的逆流。在这种两极意识支配下，胡云翼认为：
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宋词里形成一支波澜壮阔的主流……与此相反，代表南宋士大夫的消极思想和个人享乐思想，在词坛里形成另外一支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
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是依附于统治阶级、以清客身份出现的词人。他们承袭周邦彦的词风，刻意追求形式，讲究词法，雕琢字面，推敲声韵，在南宋后期形成一个以格律为主的宗派。
这样的观点非常符合当时我国的社会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社会文艺思想也“通常都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词学界在探索新的研究途径时，对社会学批评模式予以检讨，较为注重作品的艺术性，认真研究婉约词——特别是南宋的婉约词，并作重新评价。这无疑是词学研究的可喜进展。当我们回顾自清代初年词学复兴之后的词学史时，又不能不承认胡云翼关于豪放词在词史上地位的高度评价是具有反传统词学思想的合理性的，其社会学批评方法对宋词思想性的分析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很深刻的。因此我们在评价胡云翼的词学观点时应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能重蹈社会两极意识的覆辙。学术的发展总表现为一个扬弃的过程，合理的因素是会保留下去的。
胡云翼晚年的词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其谈到南宋词的主流与逆流时，以豪放派为主流，以格律为宗尚的婉约派为逆流，这否定了其早年“宋词无流派”之说。关于宋词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之论在词学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它在现代词学中是一个甚有争议的问题；这里有必要谈谈我的意见。
宋词的婉约与豪放之分是明代词学家张提出的。他在《诗馀图谱·凡例》后所附按语云：
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这段按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婉约与豪放是体的两大类区分，就张氏的解释来看，“体”是风格的概念；二是某位词人的创作中并非仅有一体，乃因人而异，有的词人以某一体为主；三是词体以婉约为正体。若据此将婉约与豪放理解为“派”——文学流派，将某些词人严格地分为婉约派或豪放派，以二者为绝对的对立斗争：这皆偏离了张的原意。宋人曾直觉地感到苏轼词有异于传统词的艺术特征，以为它“须关西大汉，绰铁板”以歌，惊叹它“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在宋人词评中经常出现“豪放”、“雄杰”与“婉约”、“婉曲”两组相对的概念，反映了宋词发展中存在两大风格类型或两种基本艺术倾向。文学批评史表明，后代的评论者对前代文学的认识总是比较客观和清楚的。张以“婉约”与“豪放”来概括宋词的两大体类，这是符合宋词发展实际情况的。他的概括有其美感形式和传统风格论为依据，因而很快得到了词学界的认同。清代初年王士禛在《花草蒙拾》里从其地域观念表示赞同张的意见。他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自此，“体”的概念逐渐演化为“派”，而且传统的“正”与“变”的观念愈益明显化了。张关于词体的婉约与豪放之分，有助于对宋词艺术风格的认识，可以把握和分析某位词人或某个词人群体的主要艺术倾向。在中国诸种韵文形式中，只有宋词才出现婉约与豪放两大类风格。词本是宋代盛行的配合流行音乐的歌词，基本上属于艳科。在宋人遣兴娱宾、析酲解愠时，小唱艺人歌唱的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爱情，其文学风格是婉约优美而感人的。这决定了词的体性，也决定了婉约词在词史上的正宗地位。因此宋词虽存在两大风格类型，却以婉约最能体现宋词的艺术特征。然而因出现了豪放词，则使宋词的风格变易多样，并使宋词在思想上臻于崇高的境界。我们若在此意义上来看待胡云翼晚年的词学思想，虽然有些偏颇，但对宋词思想性的阐扬仍有其积极意义，极富于时代特色。
关于评选宋词的标准，胡云翼说：“我们根据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原则来评选宋词，便不能不定出新的标准。这个选本是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重点选录南宋爱国词人的优秀作品，同时也照顾到其他风格流派的代表作，藉以窥见宋词丰富多彩的全貌。”（《宋词选·前言》）从这样的标准出发，《宋词选》选入苏轼词二十三首、张孝祥词八首、陆游词十一首、辛弃疾词四十首、刘克庄词十二首，而婉约词名家选入晏殊五首、晏幾道四首、秦观六首、周邦彦十首、李清照十一首、姜夔十首、吴文英四首、张炎五首。因而在实际入选的作品中虽以豪放词为主，但却精选了婉约词人的名篇佳作。《宋词选》计收入词人六十馀家，词近三百首，基本上可以反映宋词的全貌。此选本对每一位词人皆有简明的评介，每首词皆有简明切要的注释，有的词还附有本事和词话，尤其是具有通俗的特点并含蕴有某些深刻的词学思想。因而此编在近世诸多宋词选本中是最受古典文学爱好者欢迎的，尤其适合于年轻的读者，可由此而认识宋词作为时代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意义之所在。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胡云翼编选过《宋名家词选》、《女性词选》、《唐宋词选》、《词选》、《故事词选》、《详注宋词三百首》、《唐宋词一百首》。《词选》录唐宋词五百馀首，出版于1932年，胡云翼在序言中说：“我所选下来的这些词，却都是我向来喜欢诵读的精粹的作品，现在让我郑重地介绍于爱好词的朋友们。只是我在最后申明一句：这些词并不是给你去作走马看花般的涉览的，是给你去细细吟哦的。”《宋词选》是胡云翼晚年精心评选的，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我们阅读这个选集时，一定不要忘记“去细细吟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学习时，曾拜读胡云翼先生的《宋词研究》、《中国词史略》和《词学小丛书》，后来又读了《宋词选》，受益匪浅，获得了较系统的词学知识并得到研究方法的启示，尤其接受了“词是音乐的文学”、“词为艳科”和“宋词无流派”三大理论。胡先生的词学思想对我起到重要的积极的影响，他是我极崇敬的现代词学家。1986年12月我在上海参加第二次词学讨论会期间，会见了先生的学生蒋哲伦教授，同她谈到胡先生的词学成就和词学界某些不公正的批评，我们希望先生的《宋词研究》能重印。巴蜀书社接受了我的建议，于1988年重印了《宋词研究》。我于1993年出版的《中国词学史》里，于现代词学便着重介绍了胡先生的词学研究成就。我认为：
当现代社会重建规范形态时，必须以新的价值观念进行文化选择，亦必须从传统中接受于现代有意义的因素。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词学，怎样在批判传统词学的基础上重建新的理论，它既是现代的而又有传统的根基，尤其是应以现代的叙述方式适合现代的语境：这是非常困难的。胡云翼以新文化思想为指导，完成了词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重建了现代词学的理论基础。这是他对现代词学的重大贡献。
1995年4月我在上海参加词学讨论会时拜望了胡先生的夫人许映如师母，同时与胡先生的弟子蒋哲伦、刘凌等诸位先生相会。后来许映如师母给我寄来一些胡先生的资料，其中有胡先生诗集《废笔吟》的复印本。2001年5月，胡先生的贤孙胡昕江寄来了《胡云翼著作目录》线装本。现在当《宋词选》重版之际，更表明学术界对胡先生词学成就的关注，亦是对先生的新的历史评价。我极感欣慰，谨以此文以表对胡先生的怀念。
谢桃坊
2017年7月27日酷暑
于成都百花潭侧之奭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