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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为加强对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报道，作为新华社记者的我被派驻广东，从事宏观经济报道。
在十年记者生涯中，我有幸走遍了中国各地，也采访了很多时代风云人物，受访者中不乏一线的封疆大吏、企业界的豪商巨富、崭露头角的新锐学者。应该说，那个时候的精英们，不管成王败寇，都有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特质——他们充满责任感，希望用自己的意志和努力去推动和改变这个国家。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穿过时光的铁幕，依旧激动人心。
当时的云山珠水是最令人向往的热土，遍地是改变命运、发家致富的神话。作为记者，我身边的财富故事更是比比皆是。人非圣贤，我也曾动摇过想转行，但支撑我坚持走下来的是一份崇高的成就感。我把新闻当成一份可以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而非单纯赖以谋生的职业，我希望能够效仿沃尔特·李普曼、范长江，用独立的观察和思考来影响并推动历史。尽管家徒四壁、身无余财，但我依旧乐在其中，“衣无领，裤无裆，光着屁股走四方”，满怀激情地为时代鼓与呼。
感谢时代，当时的舆论环境为我提供了纵马奔腾的可能性，作为新华社人，我可以触及几乎所有社会矛盾。在1988年采写的《中国走势采访录》中，我通过分析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陆、东部和西部的重重矛盾，提出了很多非常尖锐的问题，但这篇文章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和封杀，反而以内参的形式引起了执政者的高度重视，甚至我本人都曾受邀到中南海就相关问题进行汇报。
到了1994年，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时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梦想的空间日益逼仄，我作为新闻人的使命也就随之结束了。于是，我选择告别体制，创办智纲智库（原名“王志纲工作室”），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以策划人的身份重新踏入江湖。
无论是记者还是策划人，都可以算是广义的知识分子。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我认为最起码包括“知道”和“见识”两部分。绝大多数人口中的知识，仅仅停留在“知道”层面上。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的，精通“回”字四种写法的，充其量只是“知道”分子罢了。
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一天产生的信息量远超过去百年的总和，信息的裂变和爆炸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信息的传播渠道和储存手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知道”分子只会越来越像两脚书橱，难以跟上时代。因此，知识分子自我进化的关键在于“见识”，即“知行合一”。
以我自己为例，我原来当过学者，也当过新华社记者，最后下海从事策划行业之后，才算是真正走在了“知行合一”的路上。如今再回头想二十多年前很得意地建言献策的举动，不禁后怕。“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我自认为通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得出来的建议，其实离成熟的方案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在实践中可能会变样，微观上成立的现象推广到宏观上却会酿成灾难，播种的是龙种长出的有可能是跳蚤。唯有知行合一，方能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局限性。
如果说记者生涯使我实现了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的升华，那么策划人生涯便促成我完成了从“行万里路”到“历万端事，阅万般人”的最终蜕变。
下海从事策划行业二十多年以来，我可以说行遍中国山河湖海，惯见江湖三教九流。从朔风劲吹、铁马冰河的塞北苦寒地，到吴歌悠悠、烟雨氤氲的江南温柔乡，我的足迹几遍天下。这种行走不是浮光掠影的观光，更不是风花雪月的游记，而是要率领团队结硬寨、打呆仗，为政府和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突破困局，把握机遇。因此，我必须深入最基层，从田野调查开始做起，将当地的历史、人文、社会、经济乃至风土人情全部消化融汇之后，方能为区域找“魂”，提供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解决之道。
做项目的过程中，除了常规的资料获取渠道外，我对稗官野史、街谈巷议都极感兴趣。在正式的调研和访谈之余，我的一大爱好就是早上起来到穷街陋巷闲逛，寻找街边美食，打探一下针头线脑的市井生活，再学几句方言歇后语之类，于烟火气中感受一方水土的真实滋味。
当然，“阅世”离不开“知人”，在接触成百上千的基层企业和区域政府的同时，我也与无数达官显贵、豪商巨贾打过交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路走来，我见证了太多帷幕之后的故事和人性的悲喜剧。
如果说我多年从事战略咨询行业的努力终有自己的一番独到之处，那么无非是在当下中国的“天时”影响下，对不同的“地利”与“人和”有了如鱼饮水般的体验和感悟。这在给我为企业家和政府进行战略咨询提供支撑的同时，也有意无意间为《大国大民》这本书做了最充分的资料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