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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不仅有趣，且极其有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快速崛起为经济大国和塑造全球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研究中国、了解中国，把握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对策，已成为西方政治人物、经济学家、各大智库的必修课。
关于“中国”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因对比而存在的命题。从元明开始到清初，陆续传入中国的西方影响，或湮没不彰，或沦为雕虫小技，盖因在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中仅有华夷之辨，而缺乏对世界的基本认知。西方对中国的零星认知，也仅仅停留在想象中。
直到清末，坚船利炮叩关而来，沉溺于天朝大国梦的中国方才猝然觉醒。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前途未知。彼时的每一个中国人，无分贵贱贫富、妍媸贤愚，都被深刻地卷入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旋涡中。对于当时的西方列强来说，中国只是一块案板上的肥肉，攫取利益是他们最直接的诉求。
百年激荡，蹒跚其行。在21世纪的坐标上，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强大，但误解依旧深刻。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全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投资天才一次次预言中国即将崩溃；当“中国崩溃论”宣告无效时，他们又将中国崛起解读为不可避免的零和博弈，认为中美必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明差异乃至食品安全、环境威胁等角度，一次次掀起了“中国威胁论”的舆论浪潮。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嚣尘上的“黄祸论”的借尸还魂。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既无新意，又缺乏对现实最基本的尊重。
在政界和学界之外，西方民间关于中国的误解似乎更加严重。我之前去美国时就发现，在那些得州红脖子牛仔和“铁锈地带”蓝领工人们的眼中，中国还停留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国人还是拖着辫子、抽着鸦片的长袍马褂形象。
不只是远隔大洋的观察者感到迷惑，亲身踏足中国的西方人也常常会陷入某种悖论：当他们来到中国沿海大城市时，会惊异于中国为什么还是发展中国家；而当他们来到中国西部县城时，又会为这里的贫瘠和萧条而感到震惊。既心怀戒备，又相互依存，偏又知之甚少，以至于常常做出战略性误判，这正是西方世界面对中国的苦恼。
如果列出影响世界各主要民族发展史的主要“动因”，并相互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惊人但长期被忽略的事实——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民族像今天的中华民族这样，面对并融纳了多种“动因”的影响，但又坚守自我，不移根本，形成一个强大的“精神共同体”。
构成这个精神共同体的，首先自然是五千年传承，形成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民族基因。
其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近两百年来，被西方文明从精神到物质全面渗透，形成了科学思维、法制诉求和自由意识。
第三则是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努力。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数仁人志士领导国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跌宕起伏的奋斗。我们曾经抛弃传统，也曾寻梦马列；曾经师从美利坚，也曾求学日本；几度“国破山河在”，最难孤行四海间……经历了四五代人的努力，积淀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势能，继续影响着今天中国前行的步伐。
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在前三个动因的基础上的负重砥砺。进一步融汇国际信息技术、商业文明、全球化生态的新思潮，成为中国发展的第四个动因。
如此复杂的精神共同体，无论站在其内部任何一个政、商、文、史的单一视角上，都难以清晰解读，遑论立足其外，以西方式的“普世价值”品头论足。因此，在中国愈发重要的当下，世界急需一把打开中国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