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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走，就是漫长的十四年。
需要多么坚韧的健壮肉体，才能经受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坎坷崎岖路上牛车的颠簸呢？何况他这时已经是一个五十五岁的羸弱老人。
信念，是一种存放在内心的力量，它由天地间一种无声的精神唤醒，成为生命的大自觉。而一经产生，其力度就远远大于一切，包括孕育这种力量的肉体自身。当一个人为理想而活，为真理存在，虽筚路蓝缕而不苦，虽赴汤蹈火而自若。简约生活，轻视肉体，慨然生命，全因他心中托着尊贵无比的信念。
“吾欲仁，斯仁至矣！”怀着无限的美意，持着永恒的善念，以礼律约束自身，克制非分之念，在推己及人中，寻求自身的博大和真诚，将执政理念定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彬彬有礼的世风化民导众，为渊驱鱼，为心植绿，为百姓谋福祉。
孔子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于此。道义在肩，舍我其谁？因为真正的智慧和知性，必是以追求人格完整为目的的。他只向更为完美的人格折腰，只在陶冶情操的路上，甘心接受所有的苦难和磨砺。
但，路上等待孔子的又绝不只是饥肠辘辘的穷蹇和风尘仆仆的艰辛，还有无尽的凶险磨难。
就像头戴荆冠、背负沉重十字架走向受刑地的耶稣所展现的高贵与仁慈，灾祸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周游路上的孔子。正是在危机四伏中，他用特有的从容与淡定、自信与快乐，向世人展示了他大义凛然的精神禀赋，人格的尊贵，人性的魅力，尽绽其中。
艰难重重，困苦多多。
公元前四九七年，去卫适陈，过匡地（今河南省长垣县境）时，匡人误认孔子为阳虎（因阳虎的人曾欺压匡人，而孔子的长相又极似阳虎），围困孔子。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后孔子过蒲，恰逢公叔氏发动叛乱，再遭蒲人野蛮扣留。亏得弟子公良孺施勇斗狠，才得以脱险。
公元前四九三年，去卫如曹，在适宋的路途上，曾与弟子习礼于枟树之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公元前四八九年，孔子离陈过蔡地去楚国时，被陈、蔡大夫率徒围困。绝粮七日，弟子饥馁皆病，子路、子贡均面有愠色，但孔子依然大雅传诵，习礼不息，弦歌不止。
大家都在皱眉头，孔子却幽默地引用《诗经》中“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来反问学生们：我们既非犀牛，也非老虎，为什么总徘徊在旷野上？难道是我的学说不对吗？颜回的回答是：“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为此欣然而笑，满脸春风地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有财，吾为尔宰。”假如你有钱了，我去为你当管家。
面前是无尽的困苦、磨难、威胁，付之的却始终是持定、自若、不屑，甚至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听听孔子在生命遭到威胁时随口掷出的傲岸、豪纵乃至俏皮的话语，你就不能不对他心生敬意。
面对周游路上的一次次拒绝，面对路遇的一次次生命险境，这个枯瘦的老头儿始终没有放弃甚或减弱自己的弘道之志，反而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这就是孟子后来总结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既然胸中抱定大道，并将整个生命悉数奉献给道，那么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弘道，虽明知道之不行，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直至尽其道而死，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熹说：“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一个人内在德性生命境界的高下，决定了其外在人生实践的优劣，欲在人生中张扬自己，显功德于世，先决条件是德性生命的塑造。所以，人与道永非互为主客体关系，而只能是前者施，后者受。
孔子已从常人的“愉快”生活含义里高高拔离，具体些讲，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是“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乐之至于斯也’”；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统而言之，是在仁德之心的培护之中，通过持之以恒的内外双修，获得德性生命的萌芽、茁壮、参天，继而于仁者之心中升腾起无限的欣然和畅快，进而形成行仁弘道途中无限的动力，并竭诚尽力投入其中。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句极具启发而又深含寓意的话，他用整整一生在恪守践行。
此时，他胸中装着无限，所以不再拘泥于恒常的穷蹇生活细节；他心中有使命召唤，所以自然磊落使气，凛然于人，用微笑作答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