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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春秋末年，孔子比烟花更寂寞，比浮萍更伶仃。
公元前五五一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因父母祷于尼丘山而生，故名丘，字仲尼。
端的是“德不孤，必有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几位最重要心灵导师，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晚期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里，几乎同时相约在东西方接踵而出。
先孔子十五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于公元前五六六年在迦毗罗卫降生；后孔子十一年，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奠基人赫拉克里特出生；孔子去世后十年，苏格拉底出世；具体出生年月不详的老子，却与孔子在公元前五一八年的周王室洛邑有过清茶袅袅融会心的促膝交谈，因交谈者的伟岸身量，这次会晤注定是空前绝后的，那是站在人类思维巅峰上的最伟大智者的会晤，是中华民族两位精神原创者的绝世会见。
人类文化的天空，因这几颗耀眼星宿的横空出世，陡然变得璀璨至极。从此，他们彼此镶嵌在人类哲学的母版天空上，熠散着冷峻而永恒的光亮。
而现实之中的孔子，只带着俗世遮罩给他的卑微与辛劳叙写他成长中的岁月。
三岁丧父的孔子，在寡母颜征的教育下，自幼就好习礼仪，“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及长，二十岁时担任委吏（管仓库的小吏），二十一岁时改做乘田吏（管理牛羊畜牧的小吏）。此即孔子自况：“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公元前五二二年，三十岁的孔子从此奠定了治学、做人、为政等坚实的学问与道德基础。至此，开始授徒设教。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先后从学。鲁国权臣孟僖子将死，嘱其二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说：“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由此可见，其学问与道德之名已经盛传。
孔子的政治生涯是从公元前五〇一年的五十岁开始的，先任中都宰，次年升为小司空，后擢而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实现大治。
官位的亨通，生活的裕如，这些永远是不属于哲人的。即便拥有，也只会是暂时，一切都会转瞬而逝。因为真理在怀，他会时时向虚妄与丑陋质问；因为爱意在胸，他会时时对民众的苦难流下艰涩的眼泪；因为道义在肩，他会时时向谬误的现实愤然。
果然，公元前四九七年，为败坏鲁政，齐国选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终致失望的五十五岁的孔子，远离母国，踏入周游列国的漫漫风尘之中。
临走时，他唱了一首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鸡鹜升堂，凤凰远潜。月虽是故乡明，但亲爱的故乡已被位居上僚的少数混蛋搞得乌烟瘴气，理想被现实彻底瓦解，只剩下失望之后的深深绝望。那就轻咳一声，拂下衣袖，转身而去。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远走时的心境，永不是《诗经》中“适彼乐土”的那种欣然，而是充满郁愤的无奈，很像愤然离开李希诺斯夫基亲王时的贝多芬。音乐家留下的纸条是：“亲王，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
孔子没有贝多芬的私人化怒怨和愤懑，他只因大道不行而尽弃所获，出逃与远离也非寻找新的依托和寄靠。
就这样，毅然决然，他将自己从一个大司寇变成了一个流浪汉。
哲人在自我认知上是没有归属感的，他的本意就是漂泊，就是伶仃，就是游牧。驻也由我，行也由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羁绊我自由的双脚，这就是大自在的人生，这就是永恒的行者。
一流的心灵，不光盛放着智慧和关爱，还永远留着一张空荡的床，供忧患栖息，让忧伤小憩。所以，不管佛陀，还是老庄，不管真主，还是耶稣，都讲求逃离安逸，坚持苦修，于财色名利的红尘之外艰难地寻求抵达智慧的必经之路。
但，一个五十五岁的老人，就为了对真知与道义的向往与拥抱，从而不顾年迈体衰，放弃至尊的高官位置，扔掉优裕的生活条件，毅然自我放逐，远离故乡，一头走向前途未卜的苍茫夜色之中。这无论如何，都令人感慨万千。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令人心酸的一幕。
夕阳西下，一个忧伤的老人，一辆破旧的牛车，一条通向远方的迷茫之路。他将从这里走出去，用双脚丈量山河，用思想丈量文化。
那就走吧。没有犹豫，也没有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