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小戴礼记》的勃兴与流传，缘于一次史上著名的会议——石渠阁会议。

隔着历史长河往回看，这既是一次政治会议，也是一场学术会议。因其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属性，这次会议历来备受后世学界关注。

原因很简单，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讲授儒家经典著作以来，儒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朝廷把《易》、《书》、《诗》、《礼》、《春秋》定为重要学习内容进行讲授，广泛传播，全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投身于儒术，对经学的学习、讲授、解说形成一股宏大的时代学术潮流。

梁启超先生将之定义为“时代思潮”。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汉代经学的兴盛，不光是梁先生所说的学人因环境变迁，与共同的心理感应，还应该加上国家政权的大力推行。

由于解说者日多，探研者日众，儒家经典的阐释，一方面呈现出一派云蒸霞蔚的文化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也由于解说与传授者个人思想观点或能力等原因，随之出现了儒家经典在流传中歧见异说越来越多的情况。

一个钟表可以告诉人时间，墙上一排走时各不相同的钟表，就使人如坠雾中，不知所从。

公元前五十一年，汉宣帝在甘露三年亲自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评定其正误，解决儒学内部的理论纷争，钦定儒经的标准版本，以促进儒学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

石渠阁，位于未央宫北，汉初由萧何建造，以藏入关所得秦之图书典籍。因阁下凿石为渠以导水，故名石渠阁。戴圣，以“五经”之中《礼》的博士身份，与当时著名的文人学士闻人通汉、施雠、梁丘临、欧阳地余、刘向等，一起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脚下流水潺潺，阁上众说纷纭，的确是个坐而论道、明辨是非的好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博士的戴德却没有出现在出席者行列。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地位远不及侄子戴圣，否则这次颇具权威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不会将他拒之门外。这也许正是日后《大戴礼记》不传的根本原因。 lk8vdxSJi0HKhk2UmFdZNnYv6+9qvukbP9/HVQwRrw3JnowSaXRe5cpcXCyLj9W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