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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真是有趣，儒学在汉初第一次打动统治者的心，并使之逐渐产生浓厚兴趣，不是儒学博大而系统的学说思想本身，而是一次表演——叔孙通执导的一场礼仪。
这似乎也决定了它虽然作为儒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却与其他四经《诗》、《书》、《易》、《春秋》不能等同发展的尴尬遭遇。
从春秋时齐国的晏婴，到战国时的墨子、庄子、韩非，儒家被这些人诟病最多的，就是《礼经》不胜其烦的繁文缛节。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经》的内容，更多是在言明各种具体制度、法式、规矩，或各种礼仪的具体规定和必须遵从的事项，而缺少宏大道理的阐述，缺少微言大义，故而使所学者感觉刻板、机械、烦琐，少有义理发挥的余地。
尴尬便在所难免。在对经学阐释的章句之学大盛的汉代，唯独《礼经》没有自己的传和章句等解经之作就是明证。
所以，在儒家经典迎来全面回归的汉武帝建元元年之后，“礼学”不管是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还是儒生的学习广度，都远远不如其他经典。在政治地位上、传授规模上、接受人群上，都远逊于其他诸经，属于儒学中的冷门科目。
如此看来，戴德、戴圣的“扁舟野渡”式的冷学独传，其学术意义就更加非凡。